武陵观察网 历史 张居正——“万历新政”的成就也遮掩不了他构陷高拱的下作!

张居正——“万历新政”的成就也遮掩不了他构陷高拱的下作!

张居正,晚明历史上的显赫人物,因其主导了著名的“万历新政”,让晚明一度呈现出中兴的局面,因此,他被后人亲切地夸誉为“宰相楷模”。然而,“万历新政”的辉煌,也遮掩不了他勾结宦官、构陷内阁首辅高拱的下作,今天,就为大家揭开张居正不为人知的一面

王大臣案

万历元年正月十九,这本该是再普通不过的一天,但由于一个人的好奇心作怪,这一天彻底变了味道

这个人叫做章龙,曾是“戚家军”的一员,后来跟随部队来到蓟州驻守,距离传说中的京城又近一步。他从未见过京城,更未见过那神秘的紫禁城,因此,紫禁城对他有着极大的吸引力,他很想亲眼目睹一下这个权力的核心所在。一个偶然机会,他认识了一位宦官,就提出能否到紫禁城去看一下的愿望,没成想,这个宦官很爽快地答应了。在宦官的安排下,他穿上太监的衣服、拿着太监的腰牌,真的进入了紫禁城

万历元年正月十九,万历皇帝和往常一样,起床更换了朝服之后就去上朝。当时的万历皇帝只有10岁,因此,他的意识里还保存着孩子般的纯真和好奇。他看到一位太监站错了位置,而且,当那位太监看到他时神态慌张、意欲离开,于是,他就让人把这个可疑的太监抓起来审问一下。

倒霉的章龙第一次进入紫禁城就遇到了这种事,被抓后,他并没有报上自己的名字,却自称叫做王大臣,还说自己来自“戚家军”。这,就是“王大臣案”的起源

换在以前,只要查明真相,章龙可能会被下狱,或者毒打一顿,相关人员都会遭到追究,再严重点说,可能,会引来杀身之祸吧,但是谁也想不到,有人会利用这件事兴风作浪、成为构陷他人的借口,而被构陷的不是别人,正是上一任内阁首辅高拱

史料评析

当时的高拱已经在张居正和冯保的联合排斥下在故乡新郑养老了,但朝堂上的政治纷争还是没有放过他

高拱在《病榻遗言·毒害深谋》中关于此事的记载是这样:

时内阁张居正闻之,急谴人密谓冯保,曰:奈何称戚总兵,禁勿复言。可借此诛高氏灭口。保亲往面审,屏退左右,以二剑一刀置王大臣怀中,密语王大臣曰:汝只说是高阁老谴派,吾可保你富贵。并留一心腹与王大臣朝夕同处,教之诬高阁老使行刺事,其后,淫ya款厚。待审时进而诬陷高阁老家人李实、高本、高来兴皆为同谋,保差厂校五名飞赴河南拿人,而居正又上本令追主使者。

为什么张居正不让王大臣自称是戚总兵(戚继光)的人呢?一方面,戚继光与张居正交情深厚,是张居正一手提携的戚继光,因此,他断不会让“混入禁宫”这种事和戚继光联系在一起的;另一方面,也是在为构陷高拱打基础。毕竟,一个陌生人混入禁宫,究竟是好奇、还是图谋不轨,可操作的空间很大

这段话取自高拱,可能很多人都认为这可信度不大,有“洗白”之嫌。但当时高拱病卧在床,一个将死之人还有精力去酝酿“入宫行刺”这样的事吗?另外,在明朝的《名山藏》等书籍、以及明史专家樊树志老师的《晚明史》中,记载都与高拱的言辞一致。《明神宗实录》中对于事情缘由并没有太多记载,只是对事发后张居正的态度做了记录:

张居正奏:宫廷之内,侍卫严谨,若非尝昔曾行之人,岂能一径便到?必有主使之人。

这段话并没有指明张居正是在构陷高拱,但是,其后的另一句话却让人茅塞顿开:大狱且起,张居正迫于公议,乃从中调剂,狱得无竟!不管张居正是否参与了冯保构陷高拱一事,但这句“迫于公议”就表明当时质疑此案的人不在少数。

那么,有没有比较客观的第三方史料呢?有,在《万历野获编》中记载:

时冯保恨新郑入骨,故立意坐以族灭,实非江陵意。冯又恶司礼掌印陈洪,欲并坐之,且洪与高素契厚也...外论籍籍,疑江陵与内臣同造此谋(新郑指的就是高拱,那是高拱的老家,同理,江陵指的就是张居正)

这应该是比较公正的一个记载了,说冯保想借助此事将高拱灭族,而张居正没有这个打算。但是,最后还是强调“疑江陵与内臣共谋此事”。

构陷高拱

从这些记载中可以看出,“王大臣案”在当时引起朝堂一片哗然,而且疑点颇多,否则,也轮不到高拱和群臣进行辩解。除了高拱的自述中直接将张居正定性为主谋人之一外,其他史料虽然没有一语点明,但是,也都很隐晦地将张居正在该案中扮演的角色表达出来。

那么,张居正、冯保、高拱之间到底有什么恩怨呢?说白了,还是权力之争

朱元璋建立大明之后,再三言明“禁止内官干政”,但是,朱棣在起兵过程中由于得到宦官们的暗中支持,在他登基之后这个规矩就开始松懈,而到了嘉靖和隆庆时,宦官已经成为一股不可小觑的势力,能否在朝堂立足,与宦官有着很大的关系;而另外一个权力的重心则在内阁

其实,在同为阁员时,张居正和高拱的关系还十分密切,在高拱的自述中,他还曾将张居正视为密友,可二人的性情却完全不同。高拱“才气英迈、遇事能断”,但是,过于心急,而张居正则以“沉着谨慎”闻名。两人在国家治理上可能难分伯仲,但是,若论起政治手段,高拱实在不是张居正的对手

史料中曾有关于二人畅谈的记载,高拱称:“苟得用,当为君父共成化理”,而居正则说:“公才敏而性急,若使吾赞助在旁,效韦弦之义,亦无不可”。

高拱与冯保的交恶在隆庆元年就已经存在,《明史冯保传》记载,当时司礼监掌印空缺,按规定,冯保理应补缺,但是,高拱却推荐了陈洪,这引起冯保的不满。后来陈洪之后,高拱又举荐了孟冲,这更激化了二人之间矛盾。

神宗继位后,高拱为首辅,这时的他因为徐阶的事已经与张居正疏远了,可他根本想不到,冯保在看到他们二人的分歧后,已经与张居正形成了同盟。高拱奏请将司礼监权力收回、还之内阁,又命给事中程文等人上疏弹劾冯保,意欲将冯保逐出权力中心。可张居正却将此事告知了冯保,冯保先下手为强,弹劾高拱趁主上幼冲之机,有擅权之嫌。张居正也向李太后陈述高拱的不是,结果,冯保纹丝不动,高拱反而遭到贬黜。

得不偿失

高拱革职还乡后,张居正成为首辅,冯保坐镇司礼监,但二人对于高拱的影响依然十分忌讳,尤其是冯保,因为与高拱积怨已久,大有“除之而后快”的企图,然而当时两人没有强大到可以诛杀前朝遗臣的地步,想除去高拱,除非有意外发生,偏偏此时就发生了“王大臣案”,于是,二人顺水推舟,意欲将此时运作成一件谋划已久的行刺事件,并将罪名完全归咎在高拱头上,如此一来,谁也保不住高拱。

可假的永远真不了,由于疑点太多,朝臣对此深表疑惑,而且神宗皇帝也声称王大臣“无行刺之意”,因此想举手之间了结此事绝非易事。而此案在审理时也遭遇了诸多非议,东厂审理时给出了“历历有据”的结论,可当锦衣卫左都督希孝等人索要证据时,东厂大臣白一清竟然给出了:“乃张阁老亲笔所改,东厂机密狱情,安得送阁下改乎?”的答复。东厂搬出张居正后,希孝等人也不敢再问

可此事传出之后,张居正受到整个朝堂的质疑,因为在当时士大夫眼里,与太监勾结是一种耻辱。太仆寺卿李幼滋是张居正的同乡,他劝张居正“高老万代恶名,必归于公,将自何解”,与此同时,以钟继英、景嵩等人为首的一群出于责任和道义的官员,与张居正形成了对立之势,这让张居正苦不堪言,最终,张居正不得不上折子为高拱说清,将此事化解

尾话

事件最终以王大臣的死而终结,原本只是一件普通的案件,险些演变成一件构陷前朝重臣的冤案,我们在惊讶宫廷禁卫松懈的同时,通过高拱、冯保、张居正的表现,也看到了晚明时期充斥朝堂、错综复杂的党争

我们必须承认,张居正的改革能顺利实施,与宫廷、宦官、朝堂三者间的相互配合是密不可分的,也正是有了冯保和李太后的支持,万历初期才展现出一副中兴的局面,就此而言,这几位都是功不可没,可在构陷高拱一事上,张居正实在很难与“宰相楷模”的称号相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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