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众所周知，北宋王安石变法是一场失败的社会改革运动，王安石变法起于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终于宋神宗驾崩的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贯穿了整个宋神宗统治时期，故又称熙宁变法、熙丰变法。
变法主持者王安石意在通过一系列变革措施达到富国强兵，挽救北宋自建国以来就面临积贫积弱的危局，历朝历代对这场变革以及王安石本人褒贬不一。而要想了解王安石变法的始末以及变法最终失败的原因，就不得不关注这场浩大社会变革的坚定支持者——宋神宗赵顼。
图|王安石雕像
世人对于宋神宗不甚了解，史料对其记载也多是“励精图治”、“支持改革”、“软弱退缩”等寥寥话语，其实，如果仔细观察王安石变法这段历史，不难发现宋神宗赵顼才是这场大变革的真正主导者，其支持变法也并非仅是王安石所宣称的“富国强兵”、“摧抑兼并”等表面目的，拥有高超政治手腕的宋神宗希望借此彻底改变北宋固有的政治体制，但令宋神宗引以为豪的改革成果（新型政治体制），也为北宋覆灭埋下了隐患伏笔。
君臣共治的旧体制
这里所说的北宋固有政治体制，指代的是宋仁宗朝所形成的政治体制。北宋立国后到宋神宗继位之前，历代统治者的核心政治思路是“立纲纪”与“召和气”，依靠政治制度设置对臣子权力进行制衡和监督，同时又在朝野精心维护和睦融洽的士风和政风。
图|宋仁宗赵祯剧照
两者相互配合下，呈现出一种极为平和的氛围，这也是王安石在《本朝百年无事札子》中所记载的“非有良将以御之”、“非有能吏以钩考”却能达到“寇攘者辄得”、“贪邪横猾，虽间或见用，未尝得久”、“一时之所谓才士，亦罕蔽塞而不见收举者”的原因。
图|北宋时期官员剧照
在此体制内，封建君主“与士大夫治天下”，执政的宰相文官集团和皇帝一起共同分享最高决策权和行政权，双方谁都无法单独做出决断或推行政策，政策决策的出台与执行过程也受到了监察部门严格监督和制衡，监察官员有足够的权力提出异议并干涉执行过程，该架构的形成直接杜绝了皇帝独权，肆意妄为，导致决策失误和偏颇的出现。至于地方机构，则采用分离制，同一政区内设置相互平行却负责不同事务的行政机构，以达到各行政管理部门独立，相互监督制衡的效果。
图|今人仿建的宋代皇宫
这种政治结构特点下，政局稳定，具有极强的纠错能力，但代价是决策和执行速度缓慢低下，各部门多重相互制衡和监督，将“明君能臣”模式下不犯误的责任从依赖个人能力转变为依靠制度监督的同时，匹配有宽和的政风以及宋王朝“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的规则，知识分子阶层积极参与政治、各抒己见的昂扬士风得以培养，著名历史学者李裕民教授曾称赞这种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君臣共治）体制为“皇帝时代最进步的体制”。
图|李裕民教授
在此体制下，封建皇权受到了极大的束缚，那些想要立志成为“明君”或者“大帝”的君王失去了“赖以万事断自圣躬”的无上皇权，自己的“明”与“能”无法得到体现，而19岁就继位登基的宋神宗，也是这样一位励精图治，希望“大有作为”，平辽灭夏、恢复汉唐雄风的“伟大君主”，亲身目睹大宋积贫积弱困局的宋神宗迫切希望通过一场改革变法，实现自己胸中的抱负。
扩大皇权的新设想
要想达到自己的目的，宋神宗首先要做的就是改变前朝固有的政治体制，扩大皇权，史书记载了这样一个小故事，表明宋神宗想要增加自身权力的意图，宋神宗想诛杀一名漕运大臣，宰相蔡确以祖宗法制为由驳回，神宗又想改判为从重惩处，蔡确以“士可杀不可辱”拒绝，神宗无奈当堂感叹：“快意事便做不得一件”，蔡确直接回“如此快意事，不做得也好”，可见宋神宗与体制的格格不入。
图|宋代大臣剧照
宋神宗要想做“快意事”，就必须打破原有桎梏，进行一场浩大变革，从而获得乾纲独断的无上皇权，而这也意味着摧毁北宋建国以来所形成的固有政治架构。在此过程中，我们也不得不惊异佩服宋神宗出色的权谋手腕，宋神宗借助继位之初的“公意”——整个士大夫阶层都充斥着改革变法呼声，因势利导地任用争议最大、变法措施动作与阻力也最大的王安石，以他为变法主导人选，让世人目光与争论集中于王安石与其变法具体措施之上，自己则不声不响地在暗中对原有政治体制进行解构——借以变法为名。王安石以宰相身份，数次入宫面圣商谈，宋神宗也因此一步步地绕过程序上众多制衡措施，加强了自己对朝政的影响。
图|宋神宗赵顼画像
当朝堂决策与行政大权终于集中在宋神宗与王安石手上之时，宋神宗借势向反对派“妥协”，逼迫王安石罢相，从而顺理成章地接收了变法以来所有的最高决策与行政大权。而当士大夫群体中也对官职体系“紊乱”充满批评和对汉唐时期规整政治制度充满推崇时，宋神宗再次顺应舆论导向，亲手策划了“元丰改制”——在恢复前朝（唐）三省六部制的名义下，彻底从制度上摧毁了北宋固有的宰相文官集团与皇帝共享最高决策和行政权的局面，宰相机构开始完全沦为君权下属，在制度上彻底将扩大了的皇权固定化。文官集团制衡皇权，“与士大夫治天下”大打折扣，神宗从真正意义上实现了乾纲独断。
图|王安石雕像
退居江宁的王安石得知宋神宗推行“元丰改制”后，发出了惊讶感叹：“上平日许多事无不商量来，只有此一大事却不曾商量。”直至此时，王安石才终于意识到宋神宗的真正目的与高超手段——随着宋神宗的亲手操作，士大夫阶层在“变法”举措上，撕裂成对立的两派。
士大夫阶层的分裂，并非只是变法初期原有士大夫阶层的分裂（原本只有少数几人坚持变法），宋神宗前后近二十年的变法，培养出一个新的变法派集团，即新党官员。新党集团与新法共存亡，新党官员的官位地位尽数取决于新法，他们的壮大依赖于宋神宗皇权的支持与庇护。在此支持下，他们与宋朝原有的士大夫集团（即反对新法一派）互相攻讦，从而内耗了大宋国力。
图|宋朝官员剧照
宋神宗扶植新党集团的同时，对选择反对新法的一方也进行严厉打击。限于祖制，宋神宗无法诛杀这些顽固分子，只能将其尽数贬黜，由此产生的示范效非常明显，顺从神宗心意的官员可以轻而易举地拜相登阁，手握大权，反对皇帝意愿的，则永远贬黜蛮荒边远，无法抬头。
士大夫阶层以政见划分阵营分裂成两派的背后，是皇权得以摆脱监督和束缚，并反向对文官集团进行威逼利诱，最终将之收服为权力附庸的政治趋向。简而言之，无论是号称“富国强兵”、“摧抑兼并”的熙丰变法，还是声明恢复前朝（唐）规整旧制的“元丰改制”，宋神宗做着一切的最终目的，都是取消原有一切对皇权的制衡和监督，并消灭所有对皇权的直接运行造成“阻碍”的分权与反对的可能，从而达到自己乾纲独断尽揽大权的政治格局。
图|北宋官员剧照
宋神宗无疑是成功的，自“元丰改制”起，宰相机构就已成为皇权奉行者，仅残留一点维持士大夫最终底线的自尊；台谏（监督部门）也对皇权噤口不言，转而成为皇权打压文臣的得力帮凶。士大夫阶层以政治立场分边站队愈发明显，而无论哪方要想击败对手，此时都必须求助于皇权。
宋神宗彻底改变北宋原有强大团结的文官集团的政治面貌后，开始按照自己的意愿与思路去实现心中的远大理想。可惜，意愿与现实之间实在是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宋神宗亲自导演的对西夏大规模军事进攻最终以惨败收场，皇权至高的政治体制下，所蕴藏的最大问题开始表现——皇帝决策错了该怎么办？
图|宋朝士兵形象绘画
错误已不可挽回，更为可怕的是，即使这一代是“明君”，但传统皇帝制度下继承人选择极为狭窄，谁也不能肯定下一位皇帝仍是“明君”和“大帝”，将政权的希望全数寄托在此，指挥加速王朝崩溃。
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难以实现自身抱负的宋神宗赵顼郁郁而终，在其身后，北宋皇帝一代不如一代，在崩溃覆灭之路上加速狂奔，宋徽宗的肆意折腾折损了北宋元气，只知媚权没有操守的文官之间不断进行党争与政治整肃，最终拖垮了北宋王朝。
图|宋徽宗赵佶画像
虽然新兴的女真金国军事实力的确强大，但北宋毕竟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军力、财力，却仍旧如此迅速崩溃的靖康之耻，只能说崩溃来源于王朝内部，而励精图治意欲大有作为的神宗，对于北宋灭亡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参考资料：
《宋史·卷十四·本纪第十四》
《宋史·卷十五·本纪第十五》
《宋史·卷十六·本纪第十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