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王安石，我们可能第一印象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而能想到最著名的事件就是大名鼎鼎的“王安石变法”。
在我们的印象中，“王安石变法”是一项利国利民的措施。其实在梁启超之前，王安石都是以反面形象写在史书上。而“王安石变法”，则更被历代官家看做是一场败家运动。
他这个家败完之后，损失的不仅仅是他在后世八百年的名声，还给宋朝带来灾难性的危机——党争。
故南宋皇帝宋高宗在位时，将此次变法的名称由“熙宁（宋神宗年号）变法”更名为“王安石变法”。
更有甚者，将王安石与一代奸相秦桧相提并论。南宋罗大经在《鹤林玉露》中说到：
“国家一统之业，其合而遂裂者，王安石之罪也；裂而不能复合者秦桧之罪也。”
公元1067年的一天，随着朝议的开幕，被梁启超称为“三代以下第一位完人”的王安石与司马光等大臣，缓缓走入宋神宗的朝堂。
本次议题就河朔地区发生的水灾进行讨论。吏部侍郎曾公亮提议道，缩减各项开支全力救灾。
结果司马学士和王学士各抒己见，完全相反。
司马光赞同。而王安石反对，他说这根本就是杯水车薪，形象工程。国用不足，只是表面现象。
司马光摇头，物资不足就是现在国家最重要的问题。
王安石高深莫测的一面露了出来：“知道为什么会国用不足吗？最主要的问题是没找到真正善于理财的人。”
司马光立即就指出来：“你所说的善于理财的人，不过是按照户口、人头数目尽情搜刮民财而已。百姓穷困，就会沦为盗贼，这不是国家之福。”
王安石说出了震耳欲聋的一句话：“民不加赋而国富饶”。
这在我们现在看来，是很容易实现的，不就是搞市场经济，激发民间活力嘛。
可司马学士虽然学问大，但是还没有这个意识。只能怒斥：你胡扯！
司马光愤怒了，而神宗激动了。
他做梦都想要改变前五代皇帝给他遗留下大宋积贫积弱的问题！
哈哈哈哈！支持！必须支持！
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就任参知政事（副宰相）。开始了大刀阔斧的体制改革。
在这里为大家纠正一个误区。许多人甚至历史教科书中都将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归结为以司马光为代表的“大地主、大官僚”阶级的极力抵抗。
其实要说“大地主、大官僚”，王安石才是。司马学士，那叫一个穷。家里就三顷田，老婆去世，都要靠典当安葬。
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
一句震铄古今的话，从神宗的朝堂传遍北宋疆域。（我不会告诉你这是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说是王安石说的。）
王安石以“民不加赋而国富饶”为原则，拟定了从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各个方面彻底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处境。
这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次完整的体制改革。这些新政，可以说“含着金汤匙出生”，神宗皇帝给予支持的力度绝无仅有。
升官！不停地升官！
在神宗未即位以前，就称颂王安石为当今一代的“古人”。这个词可不得了，在当时能称得上古人的就是孔老夫子的级别。
在他刚登基不久，就任命王安石为江宁知府。没过多久，就直接升为参知政事，这在宋朝就是副宰相的地位。
信任！义无反顾的信任。
宋神宗经常跟大臣们说，我跟王安石就一个人。天，皇帝说跟臣子是一个人。意思就是告诉大臣，你们别挑拨我跟王相公的关系。谁说他坏话我跟他急！
比如，韩琦，这可是三朝元老，连神宗和他老爹上位都有人家韩琦的定策之功。反对变法是吧？走走走，去地方当官去吧。
在这种无条件的支持下，变法初期，取得了初步的成效。国家也富了，军队也强大了。最漂亮的就是与吐蕃打了一场大胜仗，收回了二十余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史称河湟开边，又称为叫熙河开边。
可这么轰轰烈烈，天生条件这么丰厚的改革为什么会以这么惨烈的后果收场呢？
规划过于精准，排除其他可能性。
体制改革，本身就存在许多不确定性。而王安石在一开始就划定精准的步骤，包括实施过程中几乎所有的细节。在他制定的政策中，几乎全部传承下去，无法变通。
他由此而得来另一个称号“拗相公”。而那些对变法有些许意见的人，也都被他力排出中央。变法初见成效时，更是如此。他自然而然地杜绝了基层社会上涌现出来的问题，关闭了灵活转变的可能性。
我们这一代，在曾经的教育中多受过短期、中期、长期目标规划的侵蚀。更有些老先生“教导”我们，确定了目标就不要改变。
目前国内比较著名的职业生涯规划师古典说过，这一个年代一个人已经几乎不可能在同一个行业里干一辈子。现世界500强的平均寿命是35年。这个年代的人，一生可能会任职过十几家公司，跨越3-5个行业。
以前的传统行业到现在互联网时代的跨越，也就短短几十年时间。智能时代接踵而至。你可能不会知道几年以后，你用以谋生的“手艺”会不会消失。
我的微信中近两年叠现出一批又一批的微商。虽然我会屏蔽掉他们一些，但是总会留下一两个。我想我可以从他们的角度去观看我可能未知的世界。
生活工作时，经常听见一些年轻人，接到一些自己不熟悉的任务，总会抱怨：我又不是学这个的，这个我没干过。
我刚参加工作时也有同样的心情。不过越到后来越发现，现在的社会已经不是仅仅“术业有专攻”就得以脱颖而出了。我们在培养自己专长之余，不妨为自己的未来多积累一些可能性。
自上而下，转为白日梦想家
熙宁变法不同于先秦时的商鞅变法以及汉武帝时期桑弘羊主持的财政改革。商鞅、桑弘羊的变法是为了一个目标暨集中国家财富。所以利用自上而下的高压政策，即可集中国家实力。故商鞅与桑弘羊树敌颇多，下场也是很惨。
而熙宁变法是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等多重目标的改革。目的是激发民间活力，从而实现他之前说过的“民不加赋而国富饶”。因自上而下，他无法了解到更多基层的实际情况。
在变法期间，全国上下也都展现出一种“高压”的状态。他考核官员的DPI，而官员无法完成则将压力转嫁给百姓。故对王安石一派的反对不仅仅在朝堂，还有民间。
我们也会常常沉溺于自己编织的网中，会很喜欢给自己的计划编织出一个美好的未来。当你问他为什么还没行动？他总是各种理由，计划还没完善，等我……的时候，我就去做。当他这样回答时，我就知道，可能他一辈子也无法实现他这个梦想。
近期心理研究表明过于乐观与完美的期待，可能在前期会增加你的行动力和你实现的效果。可你不断的只想不做时，心跳会减慢，血压会降低，相对来说对目标的压力也会放缓。
你就变得不那么想做这件事情。转为白日梦想家。接下来你可能就会告诉自己：也许，我还有其他的梦想。
操之过急，依赖捷径。
成功也许是有捷径的，只是每一段捷径后可能都会付出无法预测的代价。而王安石无疑就利用了这种捷径，却又无法解决使用决捷径为国家带来的弊端。
当时的正直的士大夫多为改革的反对派，如：韩琦，司马光，文彦博等。在变法期间，均被王安石排挤出朝。王安石明知改革“缓而图之，则为大利；急而成之，则为大害”，却在操之过急。
他只认定一个目标，故任用了许多道德欠佳的“能吏”，如：吕惠卿，蔡京，蔡卞等。所以闹出了改革后期民不聊生的惨况也是必然。
一个最明了的例子就是青苗法。这项措施本是为了抑制兼并，在青黄不接的时候救济百姓，但实际执行时却出现偏差：地方官员强行让百姓向官府借贷，而且随意提高利息，加上官吏为了邀功，额外还有名目繁多的勒索，百姓苦不堪言。
很多人，努力地想寻找捷径，甚至想一夜暴富。却又无法解决使用捷径后给自己带来的麻烦。
我们渴望的成功，不仅仅是体现在一瞬间的价值，而是能拥有持续产出价值的能力。
王安石的晚年，倒是与他中年时期的桀骜的脾性相反。二次罢相后，他回到江宁任“判江宁府”。
次年辞官，在江宁府上元县城外筑了座“半山园”，过起了悠游自在的隐居生活。
他常骑上一头小毛驴，带着老仆人，在田野、山村漫游。吟诗、念佛、施舍，清心寡欲，俨然如出世之人。
在元佑元年（1086年），司马光上台后，将新法尽废。当他听闻连最利国利民的免役法也被废除时，不禁发出悲叹：“亦罢至此乎！”
不久便郁然离世。他留给世间除了他的文学成就，其他的还有褒贬不一的评价。
到了盖棺定论之时，我们无法评论王荆公这一生是功是过，也无法说明他这一生是幸还是不幸。
望着史书上对他的评判，让我们不禁想起了他36年前初入官海登上飞来峰时留下脍炙人口的名篇：
飞来山上千寻塔，
闻说鸡鸣见日升。
不畏浮云遮望眼，
自缘身在最高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