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之间的认同感与文明差距逐渐缩小，汉化后的民族包容程度越高，其抵抗中原王朝的政策越有针对性。北方的游牧民族的选择途径也有所多元化，边疆开放程度较高，使得民族身份“随时随地”可以转换，直接地造成中原王朝识别“间谍”的难度系数或工作成本都加大，加上内地政府的巡查力度容易被“边缘化”或被“利用”，间接地使得民族矛盾被隐藏起来。
中原王朝的“重文轻武”的基本国策被彻底地贯彻下去，同样造成边疆问题被权力斗争所掩盖的军事动向的真相，边疆的将领之间、军民之间、官兵之间等人员调动程度偏重使得边疆工作的随意程度有所增强的不正常现象成为常态，而欺上瞒下成为了末期的“共识”，加上皇帝没有“巡查”习惯，最终造成少数民族的可乘之机。
文治官僚体系的“外强中干”的政治格局过于明显，都丢掉了中原、草原、海洋等三元帝国之间的政治地缘格局的联系，使得综合国力的影响深度有所降低，回到了境內外的农业社会与游牧社会的“二元结构”，最终造成民族矛盾容易被激化。
社会思想统一于一个声音的语调越来越集中化，造成四书五经等政治教育的教材深入民间，使得社会等级身份的互相认同感越来越低，也让社会矛盾日益成为主要矛盾，底层人民的社会化阶级意识浓厚增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