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份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把稳就业提高到战略高度通盘考虑”。过去内地大力发展制造业，但设备升级替代更多工人，制造业就业人数持续下降。此举是否与扩大就业的目标相背离？当下，数字经济成为唯一就业增长动力，如何与先进制造业融合，进而促进就业增长，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
回顾历史，从上个世纪五十年开始，美国制造业增加值持续上升，但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从1953年巅峰时期的28.3%下降至2022年的11%，接近历史最低水平；同时，制造业就业人数从1979年巅峰时期的1955万人下降至2023年的1299万人，处于较低水平；制造业就业人数占全部就业的比重从1953年的32%左右下降至2022年的8%，处于历史最低水平。
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及占比双双下降，这到底为什么？笔者认为，一方面是制造业转移的结果。最近几十年，美国跨国公司大规模投资亚洲新兴国家，把劳动密集型工厂转移到中国、印度等国家。截至2020年末，美国制造业跨国公司总资产规模超过2500万美元的海外子公司共有1.12万家，海外子公司当年实现营业收入2.5万亿美元，制造业增加值5510亿美元。
另一方面是制造业发展的结果。虽然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在全球的比重下降，但是美国制造业并未衰落，而且其竞争优势在欧美制造业强国中还有所扩大。从2000年到2021年，美国制造业增加值相对日本扩大了17个百分点，相对德国扩大了29个百分点，相对法国扩大了161个百分点。
设备更新替代工人
但是，美国制造业发展为何反而压缩了制造业就业人数呢？逻辑上存在两种可能：
一是产业升级的替代效应。过去几十年，美国制造业在持续升级，将低端制造业转移到新兴国家，将高附加值的制造业及其部门留在本土。数据显示，2020年美国制造业跨国公司研发支出中本土支出规模为2138亿美元，海外子公司仅为317亿美元。而本土研发投入增加推动的制造升级，提高了设备与技术对工人的替代率，制造业就业人数反而下降。
二是产业分工的分离效应。随着制造业不断进步，产业分工越来越精细化，原来的设计、规划、法务、会计、审计、融资、人力资源等部门分离出去，形成了庞大的现代商务服务产业，大量就业人口也跟随分离到现代商务服务业中。这就出现一个简单的矛盾：制造业不论转移还是发展，制造业就业人数都会下降。暂且将其称为“制造业与就业悖论”。
我们再来看中国的情况：从2004年到2019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持续上升，但其占GDP的比重从35%下降到27%；同期，制造业就业人数并未随着制造业增加值而一直持续增长。制造业人数占比从2007年峰值的29%下降到2019年的16.9%。制造业就业人数越过2014年高点后开始下降，2017年后加速下降。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数据，2021年中国制造业就业人数据较2012年减少2200万人。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国第二产业（含制造业、建筑业、采矿业）的就业人员在2012年达到2.32亿人的高点后开始减少，之后五年减少超1400万人。
中国制造业与制造业就业人数跟之前美国走势类似，即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制造业就业人数先升后降，呈倒“U”曲线走势，如今均已进入“双拐点”──制造业增加值占比拐点，美国是1952年，中国是2006年；制造业就业人数拐点，美国是1978年，中国是2014年。
那么，中国制造业就业人数下降的原因是否跟美国类似？笔者认为，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的替代效应、产业分工的分离效应，一定程度上压缩了制造业的就业空间。
最近十年，制造业大规模投资技术设备，新设备替代了更多工人。根据《机器人行业贸易组织国际机器人联合会》（IFR）的数据，2021年中国工业机器人的安装量同比增长45%，超过24.3万台，这个规模几乎与世界其他地区的数量总和相当。2022年人行特设设备更新改造专项再贷款工具，专门为制造业设备更新改造提供低息（金融机构不高于3.2%）的2000亿元（人民币，下同）贷款。从2005年到2017年，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就业人数占制造业总人数的比重从32%上升到44%，而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行业变化较小，在30%上下波动。
与美国情况类似，中国制造业分工持续推动制造业人员的萎缩和商务服务业人数的增加。数据显示，从2012年到2021年，国有制造业就业人数减少1400万人，国有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加388万人，国有金融业增加291万人，国有科学研究与技术服务增加120万人。
此外，制造业迁移对就业的冲击也不可忽视。近些年，服装、鞋帽、家具等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向东南亚国家转移。根据光大证券首席宏观经济学家高瑞东的研究数据，与2017年相比，2019年美国自中国进口的皮革、纺织、鞋帽分别下降16.6、3.2、5.2个百分点，同期从东盟进口的这些品类的份额分别上升了11.6、1.8、4.4个百分点。
投资过度诱发风险
如此看来，当产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制造业与就业的关系会出现一种“悖论”：制造业增加值增加，但是制造业就业人数下降；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下降，制造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加速下降。问题来了，促进制造业发展还能否扩大就业麽？
在笔者看来，制造业发展引致制造业就业人数下降，但同时创造了更多就业，促进了就业总量增加。譬如，制造业分工精细化，设计、会计、融资、软件等部门分离出去，形成了庞大的现代商务服务业及其就业岗位。过去三十年，若加上商务服务业的就业人数，美国制造业的就业人数并未下降太多，若再加上其他房地产业、服务业的就业人数，美国整体就业人数在上升。所以，制造业与就业悖论并不存在，制造业的发展最终促进就业总量扩张。
中国的情况也是一样。从2012年到2021年，中国制造业的就业人数下降15%，而服务业的就业人数增长32%，达到3.65亿人。
反而我们需要警惕的是，制造业投资泡沫形成的“假性繁荣”。因为过度投资不会带来制造业就业增加，也不会增加整体就业水平，还可能诱发风险，引发更多失业。这符合弗里德曼对菲利普斯曲线的批判：通胀不会增加就业。以房地产为例，过去超发货币注入楼市，刺激房地产投资迅速增加，房地产、建筑业及上下游相关产业就业扩大；当房地产泡沫风险出现，并引发政策整顿，市场急转直下，开发商陷入债务危机，供应商讨债、工人讨薪，开发商、建筑商、材料商、地产中介商整个产业链裁员。
也因此，制造业投资创造新就业，须建立在市场的有效需求之上。7月政治局会议指出，“强调数字经济与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此前也讲过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但这次更加具体，数字经济与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在现代经济体中，数字经济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硬件根据软件系统技术叠代的需求而创新。苹果产业链就是产业深度融合的经典案例。
数字经济已经成为中国最主要的创造就业部门。2012年至2021年，数字经济规模从16万亿元上升到45万亿元，增加了近三倍；同期，数字经济就业人数从1.2亿增加到2.4亿，增长了两倍；预计到2025年，数字经济带动就业人数将达到3.79亿。
现在的问题是，中国的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业发展还不够充分，与先进制造业融合程度还不深。政府可以将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三位一体，定义为“高质量经济体系”。研究高质量经济体系的规律，数字经济需求带动先进制造业创新与现代服务业提升，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创造新供给进而创造新需求；为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提供更多的发展空间，促进三大产业融合、经济效率提升，进而扩大就业总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