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陵观察网 历史 玄武门之变的真相是什么?唐的建立全是李世民的功劳吗

玄武门之变的真相是什么?唐的建立全是李世民的功劳吗

玄武门之变的真相是什么?唐的建立全是李世民的功劳吗?玄武门之变一直是史学家在研究的一个历史事件,民众也对此津津乐道。我们都知道,玄武门之变的最终胜利者是李世民,但它的根源在于李世民的秦王党与太子党,还有皇帝李渊之间的权力冲突,而这种矛盾是随着时间推移逐渐发展起来最后臻于激化的,它不是突然之间就产生的。

一正史对玄武门之变的记载

正史中记载:李唐开国至于混一海内,都是秦王李世民的功劳,李渊在晋阳起兵,乃是受了李世民的“胁迫”和“引导”,其实并没有多少创业的功劳;而李建成只是凭着嫡长子的身份才得以正位东宫。齐王李元吉与太子李建成一样,并无功勋,性格残暴而又野心勃勃,故二人都不受李渊待见。而李建成担忧李世民会谋夺自己的太子之位,于是以将来立元吉为皇太弟为条件,与之结盟,共同对抗李世民。

而李唐开国后,李渊晚年昏庸,且沉湎于女色。太子李建成与齐王李元吉趁机收买宠妃,赢得了皇帝李渊的好感;而相反李世民则刚正不阿,不愿意更屑于讨好李渊的宠妃,因此遭到嫉恨,也逐渐与李渊有了嫌隙。此后建成、元吉二人不断中伤李世民,挑拨世民与李渊之间的关系,并一步步削弱秦王府的实力,将李世民手下的精兵猛将调离秦王府。

太子与齐王密谋除掉秦王李世民,而二人的密谋却为世民在东宫的眼线王晊所知,王晊随即向世民密报此事。李世民得知后,与长孙无忌等心腹商议对策。长孙无忌、尉迟敬德等人都力劝世民先发制人,“行周公之事以安社稷”。世民犹豫不决,以至于要以占卜来预测吉凶,张公瑾打断占卜,并说服世民下定了最后决心。随后,房玄龄、杜如晦化装进入秦王府,与世民等人谋划发动政变。

李世民随后进宫,密告建成、元吉二人淫乱后宫。李渊听后非常吃惊,令世民第二天进宫与建成,元吉对质。李世民回秦王府后,领兵埋伏于临湖殿。建成、元吉第二天经玄武门进宫参加会审,不意在临湖殿发现了伏兵。二人欲东归宫府,被李世民和尉迟敬德杀死。建成、元吉党羽听闻二人被杀,集结两千(一说三千)兵力猛攻玄武门。此时张公瑾一个人及时关闭了城门,宫府兵难以攻入。玄武门禁军将领敬君弘、吕世衡领军出战,寡不敌众,皆战死。宫府兵眼见一时难以攻入,便鼓噪要攻打秦王府,尉迟敬德向宫府兵展示建成、元吉二人的首级,宫府兵于是溃散。随后世民派尉迟敬德入宫,逼迫李渊交出政权。至此,玄武门之变以李世民的胜利而告终。

显然,正史这种“一边倒”的叙事方式,很容易让人怀疑其叙事的立场是否中立。李渊、李建成、李元吉三人真就如此不堪吗?李世民的功劳是否被夸大?玄武门之变的真相究竟如何?

二对正史的质疑和修正

事实上,李世民以兵变夺权,得位不正,对历史多有篡改。

《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七“贞观十七年七月条”(《唐会要》卷六十三“史馆杂录”条同)云:初,上谓监修国史房玄龄曰:前世史官所记,皆不令人主见之,何也?对曰:史官不虚美,不隐恶,若人主见之必怒,故不敢献也。上曰:朕之为心,异于前世帝王。欲自观国史,知前日之恶,为后来之戒,公可撰次以闻。谏议大夫朱子奢上言:陛下圣德在躬,举无过事,史官所述,义归尽善。陛下独览《起居》,于事无失,若以此法传示子孙,窃恐曾、玄之后或非上智,饰非护短,史官必不免刑诛。如此,则莫不希风顺旨,全身远害,悠悠千载,何所信乎!所以前代不观,盖为此也。上不从。玄龄乃与给事中许敬宗等删为《高祖》、《今上实录》;癸巳,书成,上之。上见书六月四日事,语多微隐,谓玄龄曰:昔周公诛管、蔡以安周,季友鸩叔牙以存鲁。朕之所以,亦类是耳,史官何讳焉!即命削去浮词,直书其事。

可见太宗非常忌讳玄武门之变那段历史,以至于打破惯例,亲自翻阅史书。结果他对许敬宗等人所修的实录很不满意,明确要求重修,并为自己辩护,声称自己所为,乃是周公诛管、蔡以安周,季友鸩叔牙以存鲁的正义之举。那么,在太宗如此指示下修成的史书,将他的政敌李建成和李元吉污蔑为管、蔡一类的乱臣贼子,并极力刻画其父高祖李渊平庸无能的形象也就不足为奇了。而许敬宗后来不负太宗所望,“圆满”完成了这项政治任务,并得到了太宗的嘉奖。

但是,篡改历史毕竟是件劳心费神的蠢事,许敬宗之流虽然为政治目的而掩盖历史真相,但还是留下了许多漏洞,历史的真相终究是能够透显出来的。

三晋阳起兵是谁的主意?

我们知道,李唐开国,肇始于晋阳起兵。所以,若晋阳起兵果真出自李世民的谋划,那么李世民就为李唐开国立下了头功,这无疑使他对皇位继承权具有某种合法性。对于这一问题,答案是否定的。晋阳起兵事实上是唐高祖李渊的大手笔,只是当时李渊的长子李建成和四子李元吉都在河东老家,只有次子李世民在身边,所以李渊谋划起兵的部署安排都需要与李世民商量。也就是说,李世民只是从旁协助参与,李渊才是总揽全局的领袖。

这还只是从史料的真实性来分析比较,而要彻底地从根本上戳穿正史的谎言,莫过于从正史的记载本身找到矛盾,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在这一点上,台湾学者李树桐做了非常严密的论证,得出了让人信服的结论。他从所谓的太宗首谋举义兵的时间入手,经过严密的考证,发现所谓太宗首谋举义兵在时间前后顺序上是自相矛盾的,根本无法成立的。而就正史所载,李渊亲自部署的起义前的准备工作,时间明显也在所谓太宗首谋举义兵之前,更可以推定晋阳起兵是李渊的主意。(参看李树桐《唐史考辨》第一节“李唐晋阳起兵考实”)

四李渊果真平庸无能吗?

玄武门之变的真相是什么?唐的建立全是李世民的功劳吗看过两唐书高祖本纪的人,都会认为唐高祖李渊似乎完全没有开国创业君主的“雄才大略”,觉得他是一个平庸无能的人,他能得天下,不过是坐享其成而已,李唐一统天下,大半是其次子李世民的功劳。其实不然,首先,如前所述,从《创业注》所记来看,从晋阳起兵到入据关中,李渊都是总揽全局的领袖,发挥了关键性作用,是名副其实的开国君主,从他屈己求可汗之援,卑辞答李密之书等诸端表现不难看出他的见识气度绝非常人可比,史臣评价他“决神机而速若疾雷,驱豪杰而从如偃草”可以说是很恰当的。其次,如果我们仔细检阅所谓高祖李渊平庸无能诸事的记载,可以发现其中多有自相矛盾,不合逻辑之处,事实上难以成立的。下面试举一例以论述之。

《资治通鉴》唐纪七武德七年十月条记曰:己丑,突厥吐利设与苑君璋寇并州。甲子,车驾还京师。或说上曰:“突厥所以屡寇关中者,以子女玉帛皆在长安故也。若焚长安而不都,则胡寇自息矣。”上以为然,遣中书侍郎宇文士及逾南山至樊、邓,行可居之地,将徒都之。太子建成、齐王元吉、裴寂皆赞成其策,萧瑀等虽知其不可,而不敢谏。秦王世民谏曰:“戎狄为患,自古有之。陛下以圣武龙兴,光宅中夏,精兵百万,所征无敌,奈何以胡寇扰边,遽迁都以避之,贻四海之羞,为百世之笑乎!彼霍去病汉廷一将,犹志灭匈奴;况臣忝备籓维,愿假数年之期,请系颉利之颈,致之阙下。若其不效,迁都未晚。”上曰:“善。”建成曰:“昔樊哙欲以十万众横行匈奴中,秦王之言得无似之!”世民曰:“形势各异,用兵不同,樊哙小竖,何足道乎!不出十年,必定漠北,非敢虚言也!”上乃止。

是高祖李渊因突厥屡次入寇,打算迁都以避之,太子建成、齐王元吉、裴寂皆赞成其事,赖太宗力谏乃止。这件事在逻辑上是很难成立的,李树桐先生对此有精辟论述。考唐高祖击突厥事,重要的战役至少有两次,一次是隋大业十二年十二月率王仁恭等击突厥于马邑(以下简称马邑之役),另一次是隋义宁元年五月,高祖起义时,突厥寇太原(以下简称太原之役)。根据史书记载,可以看出唐高祖在这两次对突厥作战过程中,是很沉着的,不畏惧的,有办法的。在马邑,他能对王仁恭讲解对突厥的战略,并对突厥“驰骋射猎,以曜威武”;在太原时,他能对突厥“示以不测,夜设伏兵出城以据险”,何以在突厥寇并州(或原州)时就没有办法了呢?马邑、太原两地距突厥的根据地较近,马邑、太原两役,高祖均亲临前线,而且兵力又少,都能神色自若的从容应对。更何况长安距突厥的根据地较远,而且那时(武德七年)天下大致已定,高祖的兵力较之前增强数十倍,高祖以优势的兵力,据优越的地势,何以反倒怕寇边的突厥了呢?

考所谓高祖令迁都以避突厥事,《资治通鉴》记为武德七年七月事,在这一个月里,高祖令迁都之前,突厥曾有五次入寇:七月,己巳,苑君璋以突厥寇朔州,总管秦武通击却之;戊寅,突厥寇原州;遣宁州刺史鹿大师救之,又遣杨师道趋大木根山,邀其归路。庚辰,突厥寇陇州;遣护军尉迟敬德击之;癸未,突厥寇阴盘;己丑,突厥吐利设与苑君璋寇并州。这五个被突厥侵扰的地方,距离长安都比较远,而且突厥五次进犯都没有得手,更没有深入到内地对长安构成直接的威胁。高祖对于长安不受威胁时而主张迁都,于理极为不和,这恐怕是史官为了贬低高祖,吹捧太宗所伪造出来的吧。

《旧唐书·高祖本纪》记曰:(武德五年八月)丙辰,突厥颉利寇雁门。己未,进寇朔州。遣皇太子及秦王讨击,大败之。(武德六年秋七月)突厥颉利寇朔州,遣皇太子及秦王屯并州以备之。

《旧唐书·突厥列传上》记曰:(武德)七年八月,七年八月,颉利、突利二可汗举国入寇,道自原州,连营南上。太宗受诏北讨,齐王元吉隶焉。

同书高祖本纪记曰:(武德八年六月甲子)突厥寇定州,命皇太子往幽州,秦王往并州,以备突厥。

由以上诸条记载,可见在所谓的高祖令迁都以避突厥之前和之后,高祖对突厥的一贯策略是讨伐和防备。高祖麾下虽然将领颇多,但他最信任的还是他的儿子。所以高祖防备突厥,常常派太子和秦王以及齐王,可见高祖对防备突厥的注意。在高祖一贯的极力防备突厥的政策之间,他怎能忽然改为消极的退避——命令迁都呢?

《旧唐书·封伦列传》称:会突厥寇太原,复遣使来请和亲,高祖问群臣:“和之与战,策将安出?”多言战则怨深,不如先和。伦曰:“突厥凭凌,有轻中国之意,必谓兵弱而不能战。如臣计者,莫若悉众以击之,其势必捷,胜而后和,恩威兼著。若今岁不战,明年必当复来,臣以击之为便。”高祖从之。(《资治通鉴》记此事于武德五年八月)

这很明显的是高祖采取了以战促和的主张,《资治通鉴》于此事以后,紧接着记有:己巳,并州大总管襄邑王神符破突厥于汾东;汾州刺史萧顗破突厥,斩首五千馀级。九月,癸巳,交州刺史权士通、弘州总管宇文歆、灵州总管杨师道击突厥于三观山,破之。丙申,宇文歆邀突厥于崇岗镇,大破之,斩首千馀级。壬寅,定州总管双士洛等击突厥于恒山之南,丙午,领军将军安兴贵击突厥于甘州,皆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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