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还真发生过一次“蓟州兵变”，可怜的原戚家军将士，在被解除武器之后，至少数百人被屠杀。
要说这件事的前因后果，还要从戚继光说起。
戚家军，是由明朝抗倭名将戚继光所建。
最初的戚家军，主要是由义乌、金华等地健壮的青年农民、矿工组成。他们经过戚继光的严格训练，军纪严明，善用火器，在东南沿海的抗倭战场上，可谓是百战百胜。
南方倭乱缓解之后，戚继光调任蓟辽，负责防御鞑靼等部落的骚扰。因为北方边军纪律涣散，戚继光就将南方戚家军的三千人调往蓟镇，作为标兵，训练北兵。
与北兵对应，戚家军主要来自浙江，又被称为南兵，也被称为浙兵。
戚继光坐镇蓟州，南兵作为嫡系，自然受到戚继光的优待。可是，在张居正去世之后，失去支持的戚继光也很快被免官罢职，不久后在家中郁郁而终。而一贯受到优待的南兵，与北兵之间的矛盾也开始凸显。
万历二十年（1592年），戚继光去世后的第四年，日本侵略朝鲜，明军援朝抗倭。
时任兵部左侍郎，兼辽东经略的宋应昌是浙江人，之前就与戚继光交好。他为了鼓舞士气，在出发前，向出援朝鲜的戚家军许诺，南兵出国作战不易，发放双饷。而在平壤之战时，主帅李如松为了鼓舞士气，又许诺“先登平壤者赏银万两”。原本出生于辽东的李如松觉得辽兵强壮，在重赏之下，必然先登。可是，让李如松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戚家军却个个奋勇争先，竟然第一个登上了城头。
李如松跟他爹李成梁有个相同的毛病，就是视诚信如粪土，转眼间，就把这事给忘了。其中一部分原因，应该是李如松对南兵不怎么亲近吧。
到了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第一次入朝抗倭胜利，宋应昌主张留兵朝鲜协防，而来自山东的兵部尚书石星却主张撤兵议和。于是乎，宋应昌被召回，之后归隐，再不过问兵事。
宋应昌走了，可是，他之前承诺给戚家军的双饷还没兑现。
戚家军朝鲜归来后，继续驻防蓟州。
时任蓟镇总兵陕西人王保，对宋应昌承诺的南兵双饷置之不理，甚至都开始拖欠戚家军正常的军饷。
《明史》记载，“蓟三协南营兵，戚继光所募也，调攻朝鲜，撤还，道石门，鼓噪，挟增月饷。”
戚家军将士胜利归来，原本承诺的“万两先登银”没有拿到也就算了，连军饷都开始拖欠。甚至，兵部还建议裁撤蓟州等地的南兵。奖赏不发，工资也不发，甚至还要被裁员，南兵听闻，自然心中不忿，这才有了“挟增月饷”之举。
按照正常的处理方法，实施安抚，先给一部分军饷，平息事端就好了。但是，王保却“令各纳军器”，收缴了所有南兵的武器。然后，“令赴演武场，击之，杀数百人”，随后上书诬陷戚家军叛乱谋反。
如果南兵手中有武器，想这么容易就屠杀数百人，恐怕难呀，这就是一场赤裸裸的诱杀。曾经奋勇杀敌的南兵将士，没有死在抗倭的战场上，竟然死在了自己人手中，不能不让人一声叹息。
《朝鲜宣祖实录》中说“以离家日久，钱粮不给，含忿谋作乱。事觉，杀三千三百余口。”戚家军被杀3300余人。
《两朝平攘录》则记载，“千三百名保尽诱杀之”。这一数字，按照后来吴惟中率戚家军第二次入朝前增补新兵的数量1785人推算，比较可信。
一些参与“讨薪”，未被处死的戚家军将士，则被押送回南方。
巡关御史马文卿，兵部尚书石星站在了王保一方，主张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要再查。而给事中戴士衡，御史汪以实，兵科都给事中吴文梓等人则认为戚家军冤枉，应该彻查王保。
最后，万历选择了支持兵部尚书石星等人，这件事随即被搁置，而参加“讨薪”的戚家军将士则成了“大逆”。“南兵鼓噪罪首叛胡怀德及伪军师李无逸等凌迟、斩首有差”，而蓟镇南兵也随即减员一半。戚家军讨薪只是表象。
表面上看，这次蓟州兵变，是因为戚家军的“讨薪”引发的。实际上，却隐藏着更深刻的原因。
比如，宋应昌如果在，即使无法完全兑现承诺，也会先兑现部分。但是，宋应昌被排挤走了。
南兵驻防蓟辽，与北兵长期存在矛盾。
当戚继光、宋应昌等还在时，南兵的待遇还可以保障，但是，当权势人物去职之后，南兵就受到了排挤。甚至是吴惟中、沈茂等南兵将领，也被排挤。而南兵的功劳，也悉数归了北兵。
戚家军的军饷的确有点高。
戚家军都是招募来的，按照当时的制度，募兵每年军饷18两银子，双饷就是36两。另外还有粮银、行粮盐菜银、服装银、犒赏银等3.6两，双倍就是7.2两。两项相加，一名南兵的年饷达43.2两白银之多。数千南兵，这笔银两的确不是个小数目。
不过，这些南兵本来就是冲着军饷和厚赏来的，承诺了就要兑现么。万历皇帝也是能省则省，得过且过。
虽然张居正改革之后，大明国库日渐充沛，甚至万历的私库也很充盈。但是，经过万历期间的几次征战之后，钱粮消耗巨大，万历也心疼自己辛辛苦苦征集来的钱粮。一下子能省下数十万两白银，万历自然乐享其成。
明朝积弊日益加深的结果。
类似的南北之争，早在朱元璋时期，就曾发生过。因为科举取士时，录取的南方士子较多，造成北方士子的不满，最终导致南北榜案发生。最后，朱元璋规定了南北录取的名额，才算是平息了事端。但是，南北之间的矛盾却被这些被录取的士子带入了明朝廷。
蓟辽北兵不但坑过浙兵戚家军，还坑过川兵，这种矛盾时刻存在，也导致了明军战斗力的急剧下降。
明朝中后期，由军户制改为募兵制，虽然让士兵的战斗力得到了一定提升，却大大增加了朝廷的财政负担。而且，兵饷来源，从来没有形成固定的制度。
再加上明军的统帅、将领，吃空饷成风，拖欠饷银也成了司空见怪之事。因为欠饷发生兵变之事，后来也发生过多次。这也让明军的战斗力，进一步受到影响。
积弊不除，明军不强，这也是明朝最后覆灭的一大主因。
在万历二十三年的蓟州兵变之后，驻守蓟镇的戚家军缺员严重，由吴惟中重建，二次入朝抗倭取胜。此后，戚家军先后参与了萨尔浒之战与浑河之战。萨尔浒之战，明军惨败，参战的浙兵管备御周翼明战死，所带戚家军全军覆没。浑河之战，最后一支驻扎北方的戚家军将士3000人，死战努尔哈赤数万八旗兵，再次全部血洒疆场。
自此之后，史上再无戚家军，而大明朝也在李自成和清军的围攻之下，很快走向了灭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