迁都可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老祖宗已经替后世子孙选好了位置，如果没有一个可以说服全天下的理由，都城的位置那是动不得。
两汉和两宋都是因为战乱，都城变更；明成祖朱棣因南京在战火中毁于一旦，转而迁都北京；至于满清，入关之后一心一意学习汉文化，汉人选择的都城自然也是要继承。可唯一说不通的，就是商朝都城一而再再而三地变更。
历代王朝都城变更
古人研究风水，祭祀、婚丧都要提前占卜，更不用说专门设计“钦天监”一类的地方，对王朝运势进行勘测。故而，都城的选择是慎之又慎，可这也不排除统治者为了江山稳固，或是外界环境动荡，进而迁都的可能性。
总结起来，迁都无外乎三个原因：经济、政治和地理位置。冷兵器时代，王朝能否得百年繁华，不就是靠着经济的富庶、政治的清明和地理位置的优势。
以明清两朝的都城为例，身处内陆，门口就是延绵万里的长城，一道又一道的关口捍卫着王朝的心脏，直至今日，北京依然被执政者青睐。
如两宋的迁都，就是两点原因。一来是靖康之耻，东京成了胯下之辱，昔日繁华迷人眼的东京哀鸿遍野，金人都把都城攻破，幸存的皇室又如何心安地居住？何况汴京已经没落，南方的临安反倒是一片祥和，迁都也就变成了迫在眉睫。
隋炀帝和武则天的迁都，就是出于政治斗争的考量。隋唐两朝受制于关中地区关陇贵族的挟制，如武则天执政时，关陇贵族代表人物——长孙无忌就是强硬的反对派，可一个长孙无忌倒下，还会有千万个长孙无忌崛起，武则天机关算尽也不能把所有人斩杀殆尽，所以迁都洛阳，培植自己的势力。
北宋的迁都梦想没有实现，赵匡胤早就看出来开封没有关山之险，于王朝的发展不利，只是碍于自己的势力都在开封，没法大刀阔斧变动。而百年之后，北宋未能迁都的弊端也暴露无遗。因开封没有关山之险，东京不得不招募大量禁军拱卫京师，致使官员冗余，加重财政负担，出现尸位素餐的情况。
商朝的频繁迁都
迁都一次，就已经是劳民伤财，何况商朝迁都五次。在生产力极不发达的当年，商朝不断变更都城的位置，即便是后世的盛世，怕也不敢随意违背祖宗的遗愿，动了王朝的风水。更何况，商朝是一个处处都要占卜的国家，如此儿戏，不免让人细思。
历史记载，商朝有五次迁都，先是中丁从商丘搬到荥阳，后又河亶甲搬到安阳一带，祖乙迁都焦作，南庚迁都庵，最后也就是著名的盘庚迁殷。总体来说，商朝虽然在迁都一事上劳民伤财，可盘庚迁殷后，商朝繁盛了两百多年，恰恰证明了商朝频繁迁都的正确性。
以史为鉴，方能知兴替，商朝频繁迁都却能保江山百年繁华，这其中必然藏着统治者的深思。虽然千百年后，时代和生产力不同，可老祖宗的智慧永远也学不完。
商朝最开始的都城在山东一带，而都城迁徙的方向是由南向北。史学家提出了多种可能性，如洪涝、夏朝余孽和内部政治斗争。
大禹治水流传至今，不过史学家们倒是对此嗤之以鼻。可历朝历代的史书上都有黄河冲垮堤坝的记载，可见大禹治水还是有一定的参考性。故而，商朝以史为鉴，避开了夏朝曾经经历的洪涝，选择迁都。
这个说法看似成立，实则有漏洞存在。古人本就是以黄河为圆心，远离黄河水不符合生存之道。何况，黄河每年夏季汛期都频繁冲垮堤坝，并非是远离就能解决的。至于夏朝余孽，更是没有了依据，哪一朝都有前朝余孽的存在，满清哪怕是后期也和前明余孽斗个你死我活，可夏朝江山的主心骨都没了，一群小喽啰又能够掀起多大的风浪？
所以，只有内部政治斗争一说，才是商王朝频繁迁都的主要原因所在。和武则天、隋炀帝一样，盘庚迁殷也是因为受到了朝中势力的挟制。这一点和北魏孝文帝迁都能一并谈论，北魏孝文帝固然有学习汉文化的原因存在，可更多的也是为了削弱平城势力带来的影响。
在《尚书·盘庚篇》的记载中，盘庚有两句经典话语：“视民利用迁”和“我乃剿暴殄灭之，无遗育，无俾易种于兹新邑”，简单来说，盘庚表示自己迁都一来是为了民生，二来就是对贵族进行斩尽杀绝，缓解王室内日渐紧张的矛盾。
至于前几任统治者迁都，有人戏说，怕是商王朝儿子生多了，皇子们的封地分散在各个地方，王朝自然也要迁就皇子们的都城。长子继承王位，都城自然不需要动，但要是其他皇子，都城也需要跟着变更。
有了白纸黑字的史料记载，自然也就说通了商王朝频繁迁都的原因所在。所以，从几百年前，隋炀帝和武则天就已经翻阅史书，学习前人的经验，以此来摆脱朝中贵族对中央权力的干涉，进而让统治者能够发出属于自己对江山统治的思想。
迁都留下的新思考
迁都不是一件易事，若非迫于眼前的形势，没有一个国家愿意轻易动老祖宗选的风水宝地。盘庚迁殷是留下了不少美名，为商王朝挣下了一个美好前程，可北魏孝文帝也学习了盘庚迁都，但也是因此激化了旧贵族和新贵族的矛盾，使得北魏失去了尚武之风，在短短的三十年里走向了分裂和灭亡。
孝文帝挣下了一个身后名，可北魏却成了动荡年代里不起眼的沙粒，与之牺牲的还有当年一心一意追随孝文帝的老百姓和朝臣。所以，迁都不是一件小事，不能只看见迁都的表面繁华，做事需要为千百年后的子孙后代考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