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宣宗朱瞻基于宣德十年(1435年)正月病死，由皇太子朱祁镇继位，是为英宗，年号正统。这时朱祁镇刚九岁，太皇太后张氏(朱祁镇的祖母)委任“三杨”等主持政务。因此，正统初年基本上继承了仁宣时的各项政策。但宦官王振已在渐渐地窃取权力、干预政治了。后来，在王振的操纵下，官廷糜财日甚，土木工程繁兴，用兵连年，对人民的剥削越来越残酷，流民问题越来越严重，阶级斗争越来越激烈。
这时，瓦刺剌又在北方兴起，而王振却不予重视，到正统末年终于导致了英宗为其所俘的结局。王振，蔚州(今河北蔚县)人，曾在家乡读过书，由儒士为教官。后当谪戌，正好遇到明朝皇帝下令“有子者许净身入内”，王振乘机自宫钻进皇宫，授宫人书，皇宫里的人都称呼他为“王先生”。当时一般小宦官虽在内书堂读书，但比起王振来，文墨上要逊色得多。而且王振又在官场中混过，因此在舞文弄墨和玩弄权术方面他的同辈都无法与他相比。王振因具备了这些有利条件，故受到明宣宗的信用，被派侍奉皇太子朱祁镇读书，很快升任为司礼监太监。
宣宗死，英宗年幼，敬畏王振，呼先生而不名。王振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便故作姿态，耍弄权术，以取得阁臣“三杨”等的好感。一次，英宗朱祁镇与小宦官于宫庭内击球，“振至而止”。第二天，朱祁镇“在阁中，振跪奏曰：先皇帝为一球子，几误天下，陛下复踵其好，如社稷何！”作出一副耿耿忠心的样子，感动得“三杨”叹曰：“宦官中宁有是人。”王振每次到内阁去传旨时，装得恭敬小心的样子，“立阁外，不敢入，三杨’呼入坐，以宠异之”。但他暗地里却拚命勾结内外官僚，窃取权力。
英宗当皇帝后半年(宣德十年七月)，太皇太后命王振偕文武大臣阅兵于朝阳门外，王振谎报其私党隆庆右卫指挥金事纪广的骑射为第超擢其为都督佥事。起先张太后对王振是存有戒心的，英宗刚即位后的一天，张太后把英国公张辅，大学士杨士奇、杨荣、杨溥和尚书胡濙召到便殿，对朱祁镇说：这五个大臣是“先朝所简贻皇帝者，有行必与之计。非五人赞成不可行也”。接着又把王振找来说：“汝侍皇帝起居多不律，今当赐汝死。”经过朱祁镇和在场的大臣们的请求，才宽免了王振，规定“此后不可令干国事也”。但王振善于察言观色，处处表现自己的忠心。
正统四年(1439年)十月，福建按察金事廖谟杖死驿丞。驿丞是阁臣杨溥的乡里，而廖谟则是阁臣杨土奇的乡里。杨溥要为驿丞报仇，处廖谟以死刑，而杨士奇则庇护廖谟，以“因公杀人”论，“争议不决，请裁太后”。王振乘机对太后说：“二人皆挟乡故，抵命太重因公太轻，宜对品降调。”太后从之，降谟同知。太后看他处理事情是那么“秉公无私”，渐渐地信任了他，让他“渐摭朝事”。
正统六年(1441年)十月，奉天、华盖、谨身三殿的修建工程完成，朱祁镇大宴百官，根据明朝的礼制，“宦者虽宠，不得预王庭宴”。英宗怕王振不高兴派人去看他在干什么。来人发现王振正在那里大发脾气，自比为周公，说：“周公辅成王，我独不可一坐乎！”英宗连忙叫人打开东华门的中间大门，让王振来参加宴会，在座的百官也赶忙起来迎谒。
正统七年(1442年)十月，张太后病死，杨荣先卒，杨士奇则因其子稷杀人被捕入狱而“坚卧不出”。“三杨”中“惟杨溥在朝，年老势孤”。王振就无所顾忌了，他除去了朱元璋时在宫中所立的“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的禁牌。从此，大权独揽，广植私党。他使其侄王山为锦衣卫指挥同知，王林为锦衣卫指挥佥事。凡是敢于触犯他者，就嗾使其同党诬构罪状，横加刑罚。如械系户部尚书刘中敷于长安门，枷祭酒李时勉于国子监门，贬河南山西巡抚于谦官。“公侯勋戚咸呼曰翁父。畏祸者争附振免死，贿赂辏集”。兵部尚书徐晞、都御史王文等皆谄附王振。工部郎中王祐自称儿子，由此可见当时一班官僚的谄媚丑态。
明朝宦官专权，自王振始。王振迷信佛教，乱发度牒。正统五年春夏两季的半年中就发卖了度牒二万二千三百余份，弄得北京的街头上布满了和尚道士。正统十三年(1448年)二月，王振重修庆寿寺，“凡役军民万余人，糜帑数十万”，改名大兴隆寺，“侈极壮严”。京师谣曰：竭民之膏，劳民之髓，不得遮风，不得避雨。”王振公开卖官鬻爵，收受贿略，“广置塌房庄所田园马房，侵夺民利，不输国课"。王振用搜括来的财富，在京城内外建造了好几处第宅，“重堂邃阁，拟于宸居”。“器服绮丽，尚方不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