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说深化了道德意识的自觉性和实践性的关系，克服了朱熹提出的知先行后的弊病，但是同时也抹去了朱熹知行说中的知识论成分。王守仁的观点虽然有利于道德修养，但忽略了客观知识的学习，这就造就了以后的王学弟子任性废学的弊病，清初的思想家甚至把明亡的原因归于王学的弊端。
王阳明这样用意念代替"行"合理的方面，要人们树立一种信念，在刚开始意念活动时就依照"善"的原则去做，将不善和恶消灭在刚刚萌发的时候，这也叫"知行合一"。所以，对"知行合一"应该全面理解，这样才能正确评价。另外，王阳明的教育思想中还有许多值得学习借鉴的地方：第一，立志、勤学、改过、责善。"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志不立，如无舵之舟，无衡之马，漂荡奔逸，终亦何所底乎？""而且立志可以促使勤学，""凡学之不勤，必其志之尚未笃也。""改过"是指自己，"责善"是劝别人改过，这里面还包括了"谏师之道"，即向老师进谏，指出错误。第二是独立的治学精神和能力。第三是循序渐进与因材施教。第四是强调身体力行。这些教育思想对今天的青年人学习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知行"是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范畴，其始于《尚书》与《左传》，《尚书》有"非知之艰，行之惟艰"之说，《左传》有"非知之实难，将在行之"之说。知指认知或良知，行指行为、行动。知行关系在中国哲学史上主要指道德认识与道德践履，其代表人物是朱熹、王守仁；也指一般认识论的意义，特别是清末、民国时期，代表人物是孙中山、毛泽东。
汉代以后、北宋建立之前，儒学受到佛老二氏的冲击，儒学在社会基层至上层的影响力都比汉代减弱许多，因而在两宋时期，大儒们一方面反佛老而重振儒家的地位，一方面亦希望为帝国建立一套道德规范。知行问题正是儒家道德规范的核心。
后来，针对"假道学"、"伪君子"屡见不鲜的社会现象，朱熹提出"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之说，即认为人在良知、圣人之言中的道德认识是容易的，不过之后的道德践履才是重点，人们应该努力去道德践履。朱熹还比喻说："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与朱熹同时的陆九渊有"心即理"的学说，他针对当时的读书人满口"之乎者也"而不去道德践履的现象，提出了"尊德性"是主，"道问学"是次的观点。在朱熹看来，"尊德性"与"道问学"是平衡的，陆九渊反对说："吾以为不可，既不知尊德性，焉有所谓道问学？"
朱熹去世后，他的学说才被朝廷推崇，在元、明、清三代被誉为圣人。与此同时，朱熹的知行观给了人们这样的借口：我知得不够，所以还不能行，等我的知足够了再行。可谓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在明代，首先对这种发难的是陈献章。陈献章曾经以才学"名震京师"，才能为大家所公认，然而却受到伪君子的排挤、攻击，甚至参加科举考试的试卷也不知去向，这使他对知行分离的现象深有感触。陈献章指出："圣贤垂世立教之所寓者，书也。用不用者，心也。"这就是说，人心是根本，知而不行，阅读再多的圣贤书也是白读。陈献章的"道通于物"的学说，既指无形的道需要通过有形的物表现出来，又指"知"--道德认识需要通过道德践履表现出来。
紧随陈献章之后的湛若水、王守仁各自提出了知行合一之说。湛若水说："内外合一谓之至道，知行合一谓之至学，如是则天地乾坤君臣父子夫妇之道在我矣。"所谓"天地乾坤君臣父子夫妇之道在我矣"说的是"万物皆备于我"的理想境界，"随处体认天理"是达到这种境界的途径。随处体认天理是湛若水的心学宗旨，其中所说的天理包含道德之理，他特别指出"体认兼知行也"。在知行合一的基础上，湛若水认为道德认识应该与道德践履齐头并进，而不是非要等道德认识有进步之后再使道德践履去进步。湛若水在"理气合一"学说的基础上指出"真知流行，即是知行并进"，又在"体用一源"学说的基础上结合《易经》教人做君子的言论提出"主宰处是知，发用处是行。知即乾知大始，行即坤作成物"的观点。
对于知而不行的时弊，王守仁有这样一段一针见血的话："今人却将知行分作两件去做，以为必先知了，然后能行，我如今且去讲习讨论做知的功夫，待知得真了方去做行的功夫，故遂终身不行，亦遂终身不知。此不是小病痛，其来已非一日矣。某今说个知行合一，正是对病的药。又不是某凿空杜撰，知行本体原是如此。"他认为，"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又强调"圣学只是一个功夫，知行不可分作两事"。王守仁把执行范畴中的知理解为良知，认为圣学功夫即致良知。
可见，知行观都是受到历史发展、时代精神状况影响的。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无论何种知行观，都认为知行是不能分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