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对学界流行的南宋开创中国文化的“江浙时代”，和苏杭已形成全国人才轴线,以及明代中国文化重心继续南移等观点,提出了商榷与质疑。作者认为,江浙“人文渊薮”和“苏-杭人才轴线”的形成是16 世纪以后的事;明代中国文化空间发展的趋势是由南向北;江浙文运在18 世纪进入巅峰状态,19 世纪初开始式微,但受百年树人规律的作用,近代乃至20 世纪江浙的专家学者,仍独步天下,全国人才产地轴线仍在苏-杭。长江三角洲,作为当今中国经济版图上的“闪光点”,从某种角度上讲,是其数百年教育中心的回报。
《浙江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
一 苏-杭人才轴线在南宋形成了吗？
文化史研究表明，先秦至北宋的中国文化重心在北方的黄河流域，大致形成了长安-洛阳-开封这一东西走向的全国人才轴线。南宋以降，随着五代以来数百年经济重心的南移，我国的文化重心和人才中心也搬到了江南。那么，具体的方位在哪里呢？较早涉及这一问题的，是民国学人丁文江先生。丁氏在《历史人物与地理的关系》(《科学》第8卷第1期，1923年)里认为：“江苏，浙江两省在南宋以后，便成为中国的文化的中心”。潘光旦也说过：“江浙的人文，经过五代以达于南宋，它的重心地位才算确定；而全盛时期，则在明清两代”。[1]而比较专门、系统地阐述中国文化中心转移的，是国际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陈正祥教授。他在《中国文化中心的迁移》一文的第五节，以“东南财赋地，江浙人文薮”为目，提出南宋后全国的文化中心已“转移到了杭州、苏州的南北向轴心”。[2]也许是在国门洞开初期，陈先生的大作曾使我国历史地理学界耳目一新，斯论不仅被大陆学者所引进，还得到发挥，直至转换了概念。如我国著名的文化史专家王会昌教授认为，宋室南迁，标志着“江浙人文渊薮”或中国文化的“江浙时代”的到来。[3] 人才学家吴培玉、叶忠海则更直接表示，南宋时，全国人才轴线已转移到“苏州-杭州”的南北向轴线上。[4]这些事关中国文化空间发展史主线索的论断，学界似乎没有异议。然而，据笔者考察，这里并非没有商榷的余地。
近代以前，人物不仅是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产物，而且，区域人物的兴衰，也能反射经济、文化、教育的发展水平和社会安定程度。故人物是当时最重要的人文地理坐标。一般地说，文化中心与人物中心的基本含义相同；人物中心解决了，文化中心也呼之欲出。但限于篇幅，本文主要从人物、人才的视角来讨论此课题。
我以为，南宋至清代，全国人才轴线或中心形成的主要标志是科举人物、仕宦(主要指文官，下同)人物和专家学者都集中产生在同一空间。
先说科举人物。南宋以降，著名的文化人物大多是科举出身，士气强劲之处，便是进士汇集之地。故科举人物的多寡是衡量一个地区经济、文化、教育发达程度和人才兴衰的一个最客观的指标。应该强调的是，明清乡试、会试实行区域配额政策，故科举人物(主要指进士)不仅要看数量，也要重质量(名次)。
再论仕宦人物。虽然，场屋出身者，是通过教育培养的，但科举制度的实质是文官选拔制度。故区域间仕宦的多少，不仅能检验科第竞争的成功与否，而且，一般地说，某一地区、某一家族在文化上升初期，读书人首先考虑的是入仕。事实上，在相当长的一个周期内，区域及望族的文化大都是由科举出身的文官来举托的，甚至有的家族的经济也有这些人来保护和维持。故仕宦人物的多少和品秩的高低，就成为丈量某一地区、家族人文升降的另一个标志。文官以宰辅为至上，故在文化地理研究中，从陈正祥到谭其骧都把此当作重要的人文指标。不过，由于相国人数毕竟有限，而列传人物以仕宦为主体，所以，按正史列传人物统计历史人物或仕宦人物，仍不失简单实用的方法。
最后谈专家学者。如果说，前两项指标是传统价值观的反映，那么，专家学者则是用当代人才学理论来衡估的。严格地说，科举人物和仕宦人物，即使由翰林至位极人臣，也不一定是人才，且我国古代的专家学者也不择地而生。然研究表明，专家学者的群居地与科举人物和仕宦人物大抵一致。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区域科举人物、仕宦人物与专家学者迭现的高峰期不是同步的，而是依次后退，相距数十至百年不等，一遇战争、动乱或其他特殊因素，区域文化发展会停滞、甚至倒退。如明末的泉州，就城市而言，她产生的进士与宰相，均为全国之最，也诞生了著名的思想家李贽等学者，但人文蔚起的局面被明清之际的战争和清初数十年的“海禁”、“迁界”的暴政断送了。故科举人物和仕宦人物众多的地区，不能与文人学者辈出的地区划等号。不过文人学者屡见的地区，都须具备前两个条件，只有专家学者分布最密集的地区，才能称得上现代人所谓的人才中心。当一个地区的文化发展到了专家学者接踵而至时，该地人们的价值观念才会发生变化，不少尖端人才会把做学问当作毕生的追求。可要形成这样的气候，十分不易。就明清而言，五百年间，我国多数省份，不曾批量生产有全国影响的文人学者。由于我国古代重文轻理，而且那时的思想家不仅是学术流派的宗师或领军人物，也往住同时又是教育家、文学家、科学家和文臣，乃至封疆大吏，故在专家学者中，思想家的社会地位最高，对区域文化的影响也最大，甚至远远超过名相。所以，笔者认为，思想家及其群体是古代地域文化拼比中最重要的砝码；了解中国文化中心转移轨迹的捷径，似乎可以看思想家的出处及其主要活动地的变迁来观察。
由上可见，南宋以后区域乃至全国人才中心的形成，应该是这三方面人物在空间分布上的吻合。我们姑且用这一标准，来讨论南宋以降，“江浙人文渊薮”和“苏-杭人才轴线”形成的概念。
(一) 南宋江浙的人文底蕴
南宋进士的确切分布，学界似尚付阙如，但第一梯队为浙江、福建、江西，应不成问题。南宋的状元，也以浙江、福建遥遥领先。这就意味着，江苏缺少成为人文鼎盛的一个先决条件。
南宋的宰相，浙江居首，江苏只有3位，排在江西、福建、四川、安徽、河南之后。南宋列传人物，江苏49人，在浙江、福建、江西、四川之后，系第五位。由此可推见，江苏的仕宦人物，也是进不了前三名的。
南宋的儒者，浙江几占总数的一半，其次是福建(据推算)、江西、四川，江苏能否进入前五名，还是问题。南宋21位思想家，浙江8位，福建7位，江西3位，四川2位，江苏一个也没有。南宋重要的地域学派，有湖湘学、闽学、江西学、浙学与蜀学，却没有江苏学。作为南宋代表文化的词人，浙江第一，江苏仅比山东多2人，排在江西、福建之后，居第四位。南宋的藏书家，最多的前四省依次是浙江、江西、福建、江苏。南宋书院的分布，前七位分别是江西、浙江、福建、湖南、广东、江苏与四川。似乎只有画家，江苏仅次于浙江，屈居亚军。综上所述，南宋人文最盛的是浙江、福建与江西，江苏只能与四川争夺第四名。事实上，南宋江苏的人文与浙、闽、赣相比，不属于同一档次。在这一背景下，如果闽、赣与浙不毗连，也许南宋开创中国文化的“江浙时代”，还说得过去。既然闽、赣与苏一样，都与浙为邻，仅说“江浙人文渊薮”，似乎就显得勉强，至少是不够全面了。
(二) 南宋浙西与浙东人才之比较
如果说，因“文化”、“人文”的概念内涵丰富，“江浙”、“渊薮”也可放在不同的坐标，南宋开创中国文化的“江浙时代”或“江浙人文渊薮”之论，尚可商榷的话，那么，说南宋已形成“苏-杭人才轴线”，笔者是不能同意的。因为，南宋的苏杭，不仅没有构筑人才高地，恐怕人物能量还不如北宋。可以这么说，南宋苏杭人才，跌至其北宋至当代的低谷，我们怎么可以把此当作步入高峰的起点呢？即使从渊源的视角分析，此话也不甚妥当。
本文所指的浙西，指杭、嘉、湖、严等四府(州)；浙东则包括绍、明、台、婺、衢、处、温等七府(州)。虽然，杭州作为南宋的首善之地，丝绸鱼米之乡，也是全国的经济和文化中心，又是人才活动的枢纽。按照前面说的，文化中心基本上也是人才中心观点，杭州也该是全国的人才中心。[5]然而，在中国文化史研究中，似乎有一个约定俗成的东西，即古代的人才，大都土生土长，且叶落归根，享受的教育，也受籍贯的制约。清中叶前，教育的重心在府、县两级，且文人的师承关系很重要，故当时人才分布的概念，通常是指产地。一般地说，人才盛产地，也往住是人才活动频繁的地方，也可看作文化中心；反之亦然。唯独京畿是例外。如明清的北京，既是都城，又是人才活动的最大场所，但京师的人才大都来自外省，故文化史研究者，总不会把北京当作明清的人才中心。南宋的杭州，也可作如是观。
据笔者对《雍正浙江通志》的统计，南宋浙江，共有进士5589人，所属排名前五府(州)的是瑞安、庆元、处州、台州与婺州，全部在浙东，且几乎都不与临安府相连(这说明，南宋浙东人才旺盛的主要原因，似乎不是受京师的幅射)。浙西四府、州进士只有1379人，还不到全省的四分之一，且越到后期，越呈颓势。南宋浙江籍的特奏名和荐辟者，浙东相对浙西，也占绝对优势。这一格局与趋势，决定了南宋浙水两岸的人才分布。具体地说，南宋浙江的20位状元，浙东籍的有18位；22位拜相者，有18人属浙东；150位史学家，浙东有128位，占85%；《宋元学案》中，南宋浙东的学者，有500人，浙西才72人。[6] 南宋浙江的词学重镇在浙东，著名的书院也大都坐落在浙东。更重要的是，南宋浙籍的8位有全国影响的思想家薛季宣、吕祖谦、唐仲友、陈亮、陈傅良、叶适、杨简、黄震等，无一不在浙东。自然，南宋浙学的四大学派——金华学派、永康学派、永嘉学派和四明学派，全在浙东！故后人论及南宋的浙学时，就直呼浙学为浙东学派。据综合分析，南宋浙东与浙西人才拼比，大致是4：1。
由于南宋江苏的人物指标，大都是浙江的零头，如江苏的儒者，只及浙江的十几分之一，苏州和常州(也包括杭嘉湖严各府)的进士，都不及鄞县一邑的人数。苏州、常州、镇江、江阴的儒家之和仅37人，只及浙东金华148人的四分之一。[7] 翻检《苏州市志》人物卷等史料，该市自唐至近代，人物出现的最少期，即为南宋。因此，即使浙西合江苏全省之力，其人文也远不能与浙东相埒(大概只及浙东的三分之一)。除杨辉、范成大和若干艺术家外，钱塘江之西和江苏全省在南宋文化史上，似乎鲜有重量级的人物。故无论是人才数量，还是质量，抑或是影响，南宋浙东人才都远远超过浙西和江苏全省之和，那何来苏-杭人才轴线呢？我们怎么可以江、浙不分，浙东、浙西勿辨，信口开河地把太湖流域的人才蛰伏期，当作极盛期呢？事实上，此命题的提出者和顺从者，又有哪一位曾作过那怕是简单的考论呢？
元朝对知识分子，实行种族歧视政策，且存世较短，这里不作详细讨论。但从以下史料中，我们仍可知“江浙人文渊薮”和“苏-杭人才轴线”在元朝不可能出现。第一，据缪进鸿教授的研究，元代福建、江西的文化，还保持了南宋的优势，而北方的河北、河南在全国的文化地位，有所回升，重要的人物指标，如专家学者、进士(抽样)和列传人物(抽样)，都可与江南各省抗衡，也就是说，元代江浙两省在全国的文化地位，可能还不如南宋重要。第二，元代浙江的学风重心，仍在浙东。如元代浙江的138位进士的75%和47位荐辟者的87%的乡贯故里，在浙东。
二 明代中国文化空间发展的趋势是由南向北
由于南宋后，全国的文化重心在长江以南地区，以及近代湖湘文化和岭南文化异军突起，都给人以南宋后中国文化重心一直向南推进的感觉。如翁奕波先生认为，宋、明潮州前后七贤的出现，是“宋、明时代我国文化重心的南移”之产物。[8]可事实上，我国文化重心向南推动是波浪式的。其中，近代以前，最后一次的往南冲击是宋末到明初的百多年间，文化主流大致抵达浙江南部、福建中部和江西中部后又折回。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赣、闽向浙、南直回落。浙江内部由浙南、浙东向浙北、浙西发展；南直由苏南、皖南向苏北、皖中渗透。第二，以浙苏赣为代表的长江文化，向以京城为核心的黄河文化反哺。典型的如，明中后期，仅京师产生的明初浙苏赣移民后裔之进士，就达数百人，是北京土著居民擢高科者的数倍。第三，东南文化向东北、西北、西南、中南等四周扩张。至明末，儒学教化所及之地，达到了空前的规模。[9]由于后两个问题不涉及本文的主旨，限于篇幅，笔者不打算展开。以下仅讨论第一个问题，即中华文明的江浙时代，和地处太湖流域的苏-杭人才轴线形成的比较确切的时间问题。
（一） 明初全国的文化重心在江西
江西在南宋就成为我国学术的三大重镇之一。仅管她在南宋的各项人物指标大都逊于浙江，但江西南宋的书院分布，为海内第一，且这一优势历经元、明都保持着。教育的相对持续发展和作为南北、东西经济、文化交流的枢纽地位，使江西在明初的科第竞争中，大放异彩。相对而言，明初朝廷暴力胁迫江浙富户迁入京师或临濠，在客观上影响了江浙社会的发展。明洪武至天顺，全国有籍贯可考的进士为5017人，其中江西1055人，占全国的五分之一强。江西的答策抢元者，又集中在吉安府。这一两宋欧阳修、文天祥、杨万里的故乡，在如此短的时段内，竞出现了426个进士(时江苏全省才465个)和33个巍科人物(时江苏全省才12人)，分别占全国同时期的十二分之一和四分之一，俨然成为全国的科举中心。明前期江西学子出仕为宦者之多，全国无出其右。时有“翰林多吉水，朝士半江西”之谚。如建文至成化的38个宰辅，江西籍的有12人，其中，籍隶吉安府的有10人。又据本人对明初至中叶，全国的26位思想家、教育家的统计，赣地贡献了11位，内又有8人来自吉安，如罗钦顺、罗洪先等。区区一府，在短时期内产生了这么多的思想家、教育家和阁臣，在明清史上绝无仅有。明中前期，《明史》列传人物，也推江右和吉水。这一史实说明，直至15世纪末，中国文化的江浙时代和苏-杭人才轴线还没有形成。时离“靖康之难”，已近四百年矣。
(二) 苏-杭人才轴线的形成是16世纪以后的事
成化（1465-1487）以降，浙江的甲科超过了江西，江苏的科第更是一举迈越福建和江西。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江浙互相颉颃，迭为雄长，真正成为全国的教育中心；也只有在这一基本前提下，江浙在中国文化史上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太湖流域人才独领风骚的局面形成，才有可能。南渡四、五百年后，中国文化中心，如同一个“流浪儿”，苦苦寻找，终于有了归属。
不过，作为明代人文综合评估全国首位的浙江，其重心仍在浙东。如明初的开国文臣和大儒刘基、宋濂和方孝儒等，皆产浙东。不久，浙东的学风又敛聚在杭州湾南岸的宁绍滨海地区。如明代浙江进士的前三名，被现属宁波市的余姚、鄞县和慈溪所包揽。宁绍的人物又集中在16世纪，时蟾宫折桂者称雄宇内、达官分布密度最高、列传人物最集中的似乎都在宁绍。几摄有明一代学术的阳明学派的诞生地和传播大本营也在斯地。且姚江学派余波壮阔，不久又推出了清初全国最大的学派——浙东史学派。故就16世纪任一相连的两府而言，人才之盛，莫过于宁绍。然而，明中下叶，全国文化重心发展的趋势是向太湖流域靠拢，人才向苏杭一带集结，以人物总量论，苏南浙北已成为文人学者和高级行政人员的最大源地。随着天启（1621-1627）后江苏的科名又赶过浙江，这个经济、交通和地理位置更为优越的省份，在清代的文化超过浙江，也就成了历史的必然。
由于浙东的宁绍平原，也在长江三角洲，又紧贴太湖流域，故16世纪开创中国文化的江浙时代之论，已完全可以成立；说苏-杭人才轴线已形成，也没有大的不妥，但不是十分确切。因为，此时的苏杭一带的文化低蕴，还没有盈育多少思想、学术界的领军人物。换句话说，缺少开风气的思想家与学术大师及其影响甚众的地域学派，是太湖流域在15、16世纪文化领域里的一大遗憾。这犹如今天中国大陆本土，还没有贡献诺贝尔奖获得者一样。
由此可见，明代区域文化发展的大势是由南往北，浙江取代江西，江苏超越闽、赣，并最终呈现赶过浙江之势。就文化类型来说，就是由浙南、赣中与闽北的山岳型文化和闽浙沿海的海洋型文化，向太湖流域的河谷型文化转移。从江浙内部讲，文化重心由浙东缓慢地向浙西挪动；苏南向苏北渗透；南直的另一半——皖南，朝皖中发展。清代扬州学派和桐城文派的崛起，也可看作明代文化空间拓展趋势由南往北的结晶。
三 江浙人才的鼎盛期及其影响
(一) 17世纪末至19世纪初是江浙及苏杭人才的鼎盛期
相对于元朝，清朝统治者的高明之处，在于一“入关”登基，就开科取土，以取得异族知识分子的支持。在顺治三到六年（1646-1649），尽管南边还在大规模地撕杀，但当局已连续廷试三届，开明清取士频率四年三次之先河；虽然，明清之际的江浙士大夫抗清，亦可歌可泣，失败后，不少知识分子也没有与政府合作，但愿通过八股为新政权效力者的人数，一开国就不逊于前朝。顺康雍朝，在全国甲科分布远比明代均匀的情况下，江浙考取的进士仍占全国的27.3%(洎乎乾隆，降至24.9%)，超过了明代的平均值。如果说进士的分布，受区域解额的制约，那么，相对自由竞争获得的巍科(状元、榜眼、探花、传胪及会元)席位，淋漓尽致地体现了江浙文人的天赋。在顺康雍乾四朝，全国的巍科人物，江浙十有其七，大大超过明代的实绩。江浙的进士和巍科人物，又萃集在长江三角洲，尤其是苏杭一隅。有趣的是，苏州和杭州，在清代各拥有巍科人物39人，双双并列全国第一(也许这是苏杭人才并说的最佳注脚)。据笔者多年的观察，明清全国进士和巍科人物共同领先的地区，只要不发生长期的动荡，等于具备了人才辈出的“双保险”；而当这两个指标同时达到海内无与伦比时，那么，这一空间的人才就举世无双。有清一代，不管从何种角度、任一时段来统计文人学者，江浙两省总是占全国的半数左右；不论以何种官衔排列显宦，江浙必定凌驾于他省。江浙的人才，同样麇集在以苏杭为核心的太湖流域。
17世纪，太湖流域涌现了陈确、陆世仪、张履祥、顾炎武、朱用纯、陆陇其及王锡阐、朱彝尊、顾祖禹、陈潢等著名学人，这标志着苏-杭人才轴线已完整地形成。也就在这一时刻，文才武略的清圣祖玄烨，在其位二十三年(1684)南巡时吟诗：“东南财赋地，江左人文薮”(“江左”通“江浙”)，作为最高当局对江浙经济、文化地位的概括与褒奖。我们能否从这一言九鼎的出处，推知“江浙人文渊薮”形成的时代呢？事实上，在这一聚宝盆地盈育的精神文明对全国学术、思想所产生支配地位的时期，还在紧随其后的18世纪。如惠栋、庄存与、王鸣盛、赵翼、钱大昕、段玉载、彭绍升、洪亮吉、张惠言、李兆洛、刘逢禄、龚自珍等考据学中坚和思想大家，汉学吴派、扬州学派、常州今文经学派等握有学术话语霸权的地域学派，以及徐大椿、赵学敏、李锐等重要的科学家，都诞生在18世纪及其前后的百多年间。换言之，康熙中叶至嘉庆朝是江浙及苏杭人才的巅峰期。在此人才霸主地位形成时，太湖流域跻身卿相、参于朝政者，也是独宠的。如康熙至乾隆的43个汉人大学土，太湖流域的就占了19位，是全国的十分之四强。又据潘光旦先生的梳理，清朝的宰辅、八卿、总督、巡抚等四种大吏的籍贯分布，除去满洲、蒙古与汉军，以省论，前二名都是江浙；以府计，冠亚军杭州，苏州包揽。[10]我们不能把官吏等同与人才，笔者尤反感“官本位”，但如果不把文官与区域人物联系起来，考察历史人文地理，同样也有失公允、全面。
此外，清代的另一学术重镇——安徽，不仅与江浙毗连，离苏杭也不远，而且，皖地学人的主要活动地，也在江浙及苏杭一带，这更加突出了江浙及其苏杭的地位。顺便提及，如果说，明代中国文化的空间走势是受太湖盆地的吸引，那么，清代太平天国前的人才活动的主要空间，便是京杭运河及长江中下流两岸，则两条江河的交汇处及两淮盐运使司的所在地——扬州，便成了全国人才的另一个重镇。遗憾的是，咸同兵燹，加之近代经济、交通格局的变迁，使扬州文化一蹶不振。
(二) 百年树人——20世纪的中国人才产地轴线仍在苏杭
嘉庆以降，全国科第多元中心的逐步形成，为近代多元人才中心的产生创造了条件。康熙五十一年（1712），清廷为改变“各省取中人数多少不均，边省或致遗漏”（《清史稿·选举·三》）的局面，把科举的区域分配做到了彻底平均——分省取中。这一使会试名额分布更加均匀的宏观调控国策，在乾隆朝略起作用，至嘉庆朝大显成效。如嘉庆开始，江浙不仅失去了自成化后甲榜人数轮流夺冠的历史，第一交椅连续四朝拱手让给河北，而且，在全国的比例，也急剧下降。自嘉庆至废科举，江浙殿试者占全国的比例一直徘徊在15%左右，相对于此前的三百余年间，整整下降了40%；元魁鼎甲，也今非昔比。这意味着，江浙在教育领域的绝对优势即将失去，一元文化、人才中心地位的动摇，也仅仅是时间问题。
在中华文明史上，教育资源和读书种子的分布，从来没有像清季那样均匀；科举人物的萃集地，也从来没有如十九世纪那样多元。同样，在中国广袤的疆土上，文化发达区的分布，从来没有像晚清那样广泛。地域人才团，也从来没有如近代那样，共同砥砺，竞秀争妍，尤以岭南、湖湘两朵文化奇葩，绽开得最艳。
研究表明，明清时期，即使一省的科第不甚发达，但只要一府乃至一个城市科考的数量与质量，同时进入全国领先水准，这一空间，也有可能成为区域乃至全国的文化重镇(这可否成为今天我们集中部分力量，在若干科学分支或部分专业方面向世界前沿冲刺的借鉴呢？)。让我们看看咸丰至光绪，全国科举竞争优胜地区的一组数据。进士最多的前五个府是：福州、广州、长沙、顺天、桂林；前五个城市是：福州、广州、杭州、桂林、长沙。巍科人物最多的前五个府是：长沙、广州、苏州、杭州、绍兴；前五个城市是：杭州、苏州、广州、长沙、绍兴。这些政区，哪一个不是近代人文荟萃之地呢？再细致比较，又不难发现，以上数据中，唯广州与长沙都全部进入四个排行榜。而影响中国近代文化以至社会进程的巨人分布，还有哪个区间或城市能和广州与长沙比肩为伍呢？所谓的近代岭南、湖湘学风炽热，其实，说到底是广州府和长沙府的学风炽热。因为，近代广东的人物有四分之三属广州；湖南的英俊，产长沙的也三占其二。
如果说，科举多元中心的形成是近代多元人才中心，特别是广东、湖南人士登上历史中心舞台，创造了文教条件，那么，清中叶，全国各地经济的发展，特别是鸦片战争前，广州近百年间“一口通商”的外贸地位，以及广州港沿珠江、越五岭、径湘江、过洞庭，向内地幅射的交通线，取代赣江、潘阳湖之传统的南北交流通道，是19世纪中国文化空间格局发生变化的经济因素。经济、教育的双双起飞，是近代岭南、湖湘文化巨人涌现的两个基本条件。而“洪杨之难”，又加速了江浙文运的衰退和广东、湖南人物占据思想、学术话语的进程。
不过，近代文化，湖湘、岭南，之所以与江浙并称，主要是由于左右全局的思想家、革新家，如陶澍、魏源、唐鉴、曾国藩、谭嗣同、唐才常、皮锡瑞及洪秀全、洪仁干、郑观应、容宏、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皆产湘地与南粤；“中兴”后，三湘四水，军政要员特多，五岭之南，则是近代中国革命的策源地。舍此，近代人文的根基，还数江浙。整个19世纪，就人才的数量、门类及文化、教育的普及性而言，广东、湖南仍不能与江浙，相提并论；人才轴线，也还停留在苏-杭。当然，若不是近代上海港及其上海西学教育的崛起，苏-杭人才轴线，很有可能被初露端倪的广州-长沙-武汉轴线所隆替。
20世纪，我们的国情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和教育中心，几度易手，但受百年树人规律的影响，我国人才产地分布的基本格局，仍与19世纪相似，文化、学术坛坫上的最大盟主，还属江浙。不管从何一时段、任一专业统计20世纪中国的杰出专家，江浙总是占全部的四成左右。江浙的人才，又十有八、九，云集在以苏-杭为中轴线的长江三角洲。
20世纪，中国的专家学者超过了以往的总和。本文仅撷取学部委员和“两院院士”等权威资料，予以说明。
1948年遴选的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共81人，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两大类，基本上汇聚了当时学界的顶尖人物，其中，江浙籍的为35人，占43%。1955年公布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的64个名单，又有江浙学人25人，占39%。[11]而全面揭示20世纪中国人才产地分布的资料，首推建国后选举的历届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的籍贯分布。
1955-2003年，中国科学院历经十次评选，共推出院士1026人，本文又择取陈省身、吴健雄、李政道、杨振宁等22位属华裔血统，并有籍贯可考的外籍院士，合计1048人。中国工程院至2001年(十分遗憾，收不齐2003年58位新科院士的籍贯)，拥有院士610人(内已排除32位双院士，但包括已故的院士)，则笔者取样的两院院士总数为1658人。[12] 现按籍贯析出两院院士最多的十个省为：江苏(425，含上海)、浙江(281)、河北(136，含北京、天津)、广东(123)、福建(111)、湖南(87)、山东(82)、四川(71，含重庆)、安徽(63)、湖北(59)。江浙合计706人，占全国的42.6%，仍笑傲江湖。
两院院士的籍贯，分布在全国近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约500个县、区、市。如同省级的分布极不平衡一样，各县、区、市(一般按清代州县的辖区计)，院士的分布也很悬殊，最多的有几十人，可更多的地方则一个也没有。全国出10个及以上院士的县、区、市有26个(内90%为清代科举发达的州县)，其中有17个在以苏杭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占总数的三分之二。全国出20个及以上院士的市有13个(无一不是清代科举发达的州县)，她们分别是：上海、福州、宁波(不含镇海)、无锡、苏州、常州、北京、杭州、南京、绍兴、广州、天津、长沙，内有8个坐落在苏-杭轴线及其附近。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宣称：20世纪中国的人才产地轴线仍在苏-杭。
20世纪的江浙，之所以还执中国人才产地之牛耳，这固然有近代上海港及国民政府定都南京等因素，但数百年文化中心、教育中心及文化世家的作用，不容低估，尤其是浙江。在上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浙江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地位只及全国的平均或以下水准，各项条件根本不能与江苏和京津等地区比，但按人口和面积考核，浙江出尖端人才的概率，超过了江苏，在全国首屈一指。若离开近千年教育、人才中心的作用，无法解释这一现象。可是，十分遗憾的是，20世纪浙江高等教育的相对不作为(20世纪，浙籍的大学者基本上在外省成材，又服务于全国)，使这一人才产地大省，至今已成强弩之末。笔者担心，尽管江浙人才产地中心的地位在本世纪不会轻易转让，但21世纪江浙尖端人物在全国的占有率，有可能从16-19世纪的50%、20世纪的40%，下降至30%，而衰退的主要将是浙江的份额。这就是百年树人的规律，正反两方面都如此。
四 几点启示
综上所述，南宋后中国文化中心、人才中心迁移的史实，可为我们提供以下几点启示。第一，教育的优劣决定人才的多寡。南宋后，人才中心移动的线路比较清晰，这就是，人才中心随教育中心的转移而转移；教育中心占据的空间大小和时段长短，决定人才中心的幅度和停留的时间长短；教育中心、人才中心形成的周期十分漫长，然一旦建立，受益也无穷。国家就教育资源配额的宏观调控政策，对人才的分布和区域文风的升降，起着重要的作用。区域教育发展过程中，要处理好质量与数量、提高与普及的关系。第二，经济基础归根结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南宋苏南、浙北的经济优势，没有转换成人文优势，这主要是受军事地理位置的制约。明中叶始，人才向太湖流域敛聚，清代在开埠前，人才主要在京杭运河及长江中下流两岸活动，以及近代多元文化、人才中心的形成等，无一不受区域生产力水准和经济发展趋势的支配。20世纪，长江三角洲产生了全国近四成的两院院士，也离不开上海这个经济重镇的举托。第三，经济·教育·人才要协调发展。一个地区，因受特殊的地理位置、矿产资源、政策机遇等影响，经济会一时腾飞。但要做到持续、全面的发展，就离不开经济、教育、人才的协调发展。事实上，21世纪，我国经济、教育、人才相对全面发展的地区，首推长江三角洲。笔者曾提出，21世纪，长江三角洲作为中国经济版图上的“闪光点”，从某种角度上讲，是其数百年教育中心的回报。[13]那么，当我们即将进入更高一层的区域经济新一轮发展阶段的今天，苏-杭人才产地轴线，便成为长江三角洲的一张独特的“名片”。
注释：
[1] [10] 潘光旦：《近代苏州的人才》，《社会科学》(清华大学)，第1卷第1期，1935年。
[2] 陈正祥：《中国文化中心的迁移》，载陈正祥：《中国文化地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第1-20页。
[3] 王会昌：《中国文化地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58页；王会昌：《中国文化中心的南移与东南沿海的机遇》，《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95年第1期。
[4] 吴培玉：《我国历代人才地理分布与流向》，《人才研究》1988年第2期；叶忠海、罗秀凤：《南宋以来苏浙两省何以成为中国文人学者最大源地》，《人才》1993年第6期。
[5] 苏州也是通俗文化很发达的都市，故当初陈正祥先生提出的，南宋“苏-杭文化轴线”说，虽非天衣无缝，但也不至于离客观实际太远。要不是他人把上个概念，转换成南宋“苏-杭人才轴线”说，我也不会贸然与之论理。
[6] [7] 顾宏义：《教育政策与宋代两浙教育》，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29页。
[8] 翁奕波：《论宋明潮州前后七贤出现的思想文化氛围》，《汕头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
[9] 沈登苗：《明代双籍进士的分布、流向与明代移民史》，《历史地理》第20辑，2004年。
[11]文榕生：《有必要认真对待“中国院士”问题》，《中华读书报》2004年2月4日，第5版。
[12] 资料来源：“中国科学院网站·院士介绍”、 “中国创新资源网·专家学者·工程院院士” 、 “中国工程院网站·院士情况”等。
[13] 沈登苗：《教育的深远影响——清代全国科举发达县与当代经济发达地区的分布基本一致》，《社会科学论坛》2004年第8期。
主要参考资料：
1．沈登苗：《明清全国进士与人才的时空分布及其相互关系》，《中国文化研究》1999年第4期；沈登苗：《近代湖湘人才辈出最直接的原因是什么？》，《湖湘论坛》2000年第3期。
2．缪进鸿：《长江三角洲与其他地区人才的比较研究（修改稿）》, 载缪进鸿、郑云山主编：《中国东南地区人才问题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浙江大学出版社，1993年。
3．李学勤、徐吉军：《长江文化史》，江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
4．何忠礼、徐吉军：《南宋史稿》，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年。
5．《雍正浙江通志·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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