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这是杜甫诗中所描绘的开元盛世的繁荣安乐景象。但是同样有一首出自杜甫的诗句却是描绘了一幅截然不同的画卷：“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这首诗创作于安史之乱发生后，则显得无比的凄凉。很难想象得到两种落差极大的景象同样是出自同一个诗人杜甫的诗歌创作之中，同样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景象也出自同一个皇帝的统治之下，那么由仓廪丰足的盛世到国破家亡动乱的突然转向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谁又是安史之乱的主要责任人呢？
在说到玄宗之前，我们有必要先说说大唐在盛世中的结构性危机。其实说到底还是一个土地和钱的问题。具体来说就是随着盛世的来临，社会生产力和商品经济的有了大幅度地发展，土地兼并也日益严重，以国有土地制为基础的均田制和府兵制受到了极大的冲击。而到了唐玄宗天宝年间，朝廷控制的土地异常稀少，以致到了无田可授的局面。这样使得均田制遭到了极大的破坏，这就产生了两个重大的问题。
其二，原来的那种兵民通过均田所得的资源进行当兵自给自足的府兵制也就很难再实行下去。为了国家的兵员稳定，只能实行募兵制，可是募兵就要国家开工资花钱来维持，这样一来，财政就出现了不平衡的状态，而这也只是所有潜伏的危机中的冰山一角。
此外，周边吐蕃、南诏、回纥等少数民族势力也日益强大，战事频繁，边患加剧，用兵不断，特别是在对吐蕃和南诏的战争之中显得颇为吃力，朝廷负担加剧。可是唐玄宗却没有把上述问题提升到国家层面，在缺乏全面认识问题的情况下，没有系统性地针对新情况和新变化组织朝臣自上而下地采取变革行动，这也就为以后的动乱埋下了伏笔。
因为上述问题，导致了朝廷出现了种种负担，但问题总该要解决，恰恰就在解决问题的时候出现了麻烦，究竟怎样解决钱的问题，无非大体只有两种办法，开源和节流。以姚崇、宋璟等文官集团为代表的节流派和后来以李林甫、杨国忠等为代表的开源派，唐玄宗当然乐于任用后者。
其实解决财政问题无论是开源还是节流，二者并不对立。开源是解决问题的出路，但是在没有更好的办法之前，节流却是必要的缓冲手段。可是唐玄宗本人并不想节流，可是开源却又用错了人，也用错了地方，导致天宝年间各种危机暗流涌动。
而杨国忠所谓的开源，无非就是变着法的盘剥地方，搜刮民脂民膏，加重百姓负担带来的“创收”，这更加激化了社会矛盾。可以说天宝末年，社会危机四伏，各种危机暗流涌动，只等待着一场大的事件引爆这个火药桶。
三、盲目宠信安禄山，不考虑政治后果，给其制造叛乱的机会。
而在安史之乱爆发之前，玄宗又对安禄山给予异于常人的盲目宠信，让其掌管天下一半的兵马，坐镇卢龙、范阳、太原三镇，成为三镇节度使。本来十大节度使的设置就已经让朝廷的很大部分兵权下放到了地方，朝廷不想给钱就放开节度使自由行使一些权力养兵，这本来就是巨大的隐患。可是玄宗为了制约与太子关系要好的养子王忠嗣，打击太子势力，大肆任用胡人番将为节度使，可退一步来说就算是如此，把一个这样重要甚至是维系大唐命运的河朔三镇交给一个人管理又岂非儿戏之举？
当叛乱发生以后，又是这个自负且掩耳盗铃的玄宗皇帝，一开始压根儿就不相信安禄山会叛乱造反，当各种关于安禄山叛乱的消息一个个接踵而至之时，玄宗方才如梦初醒。可正是因为这样，才使得从朝廷到地方白白地耽误了最初期的宝贵部署防御的时间，最后在叛军的畅通无阻神速进军之下唐军显得手忙脚乱，慌不择路。仓皇之下，用封常清来阻击叛军，可是仓促之间临时招募的军队抵挡不住安禄山强大的攻势，结果屡战屡败，东都洛阳丢失，随后叛军一举攻克了陕州，直逼长安的东大门潼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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