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高祖李渊时期的刘文静，才华盖世、忠义无双，是李渊晋阳起兵的三大功臣之一，一生被皇帝李渊所器重，被秦王李世民所欣赏，且拥有李渊御赐的免死铁券，为何最后还是会被李渊处死？
武德二年九月初六，晋阳首倡义兵的刘文静被唐高祖李渊以谋反罪所处死，一代功勋就此殒命。关于刘文静之死，但凡是明眼人都能够看得出来，刘文静绝不可能会进行谋反，之所以会被冠以谋反的罪名被处死，只是因为他的存在，威胁到了大唐帝国中，两个最为重要人物的政治利益罢了。
这两个人是谁？不是别人，正是大唐的开国皇帝李渊和宰相裴寂。
一个人，一件事，一旦被卷入政治漩涡的潮流争斗，往往就会变得复杂起来，政治斗争下的牺牲品，从来就没有对错，更没有冤屈，它有的只有利弊，只有成王败寇。
李渊想让刘文静死的直接原因，不是因为什么所谓的“谋反”，而是因为他是李世民的铁杆心腹。
刘文静和李世民早在晋阳的时候，两人就已经惺惺相惜，隋炀帝大业年间，看着杨广暴虐无道，天下烽烟四起，两人最终不谋而合，倡议李渊迅速从晋阳起兵，从这个时候，刘文静和李世民，就成了绑在一辆战车上的战友。
武德元年七月，李世民任元帅西征薛举时，刘文静则是元帅府的长史；
同年十二月，李世民官拜太尉、兼陕东道行台尚书令时，刘文静则是陕东道行台左仆射；
说白了，刘文静不只是李渊的民部尚书，更是李世民的死党，眼看着李世民声望日隆，朝野一片拥戴，影响力一度有超越他这个皇帝之势，李渊这个皇帝不可能无动于衷。
在此情况之下，李渊绝不允许有一个能够跟朝廷分庭抗礼的小集团出现，即使这个小集团的领袖是他的亲生儿子也绝对不行，这是权利上的霸占欲。
李渊更不允许，他的任何一个臣子把本该献给他的忠心，去献给别人，即使这个臣子是晋阳首倡义兵的刘文静也绝对不行，这是私心上的霸占欲。
当权利和私心两种霸占欲同时具备的时候，不管你是功勋之首，还是有什么免死铁券，只要触碰这两条铁律，那就只有一条路——就是死路。
刘文静的存在除了威胁到了李渊的势力之外，他还威胁到了另一个人的政治利益，此人便是晋阳起兵的第三号功勋——宰相裴寂。
论能力，刘文静远在裴寂之上；论功劳，刘文静也绝非裴寂可比；然而能力与功劳皆在刘文静之下的裴寂，他的职位确是居于刘文静之上。
李渊开设大将军府时，裴寂任长史，刘文静任司马；
李渊入关成为大丞相时，裴寂转任大丞相府长史，刘文静转任大丞相府司马；
李渊称帝后，裴寂官拜尚书右仆射，刘文静官拜纳言；
后来刘文静更是直接从宰相纳言的位置上降成了民部尚书。
可以说跟随李渊一路走来，刘文静始终是居于裴寂之后，功高者降职，功微者升职，这样的情况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一种怪象，进而引发的严重后果就是功高者不服，功微者恐惧。
不服的人就会想方设法超越哪个不如他的人，恐惧者就会因为想要保住自己的位子，而对功高者进行打压和陷害。
从此刘文静和裴寂就成了明争暗斗的一对冤家，凡是裴寂赞成的他必然反对，凡是裴寂反对的他必然赞成，二人从此公然决裂，反目成仇。
政治家在对待自己政敌的处理方式上，一向是秉持着要么不做要么做绝的原则，裴寂当然也不例外，既然已经跟刘文静撕破脸皮，且随时都有可能取代自己，那么裴寂要做的就是彻底打倒刘文静。
最后裴寂以刘文静涉嫌谋反之罪进行告发，李渊接到告发信后，直接派人将刘文静锁拿下狱，就在李渊犹豫是否该处死刘文静的时刻，裴寂来了临门一脚：“刘文静虽才智过人，但性情凶躁，居功自傲，悖逆之言人尽皆知，今外患未平，倘若赦免，恐贻后患”。
随即武德二年九月初六，刘文静和刘文起一同被斩首，家产抄没。
因为刘文静的存在严重威胁到了李渊和裴寂的政治利益，故而刘文静在他们的眼里就成了必死之人，当帝国两个最有权势的人决定要让一个人三更死的时候，这个人就绝对活不过五更。
刘文静之死是唐朝开国以来第一个杀功臣事件，所谓亲者痛仇者快，刘文静的死让李渊和裴寂感到愉悦的同时，却不知在另一个地方，秦王李世民正在被深深的刺痛着。
这次杀功臣事件，成为李渊和李世民父子亲情间决裂的导火索，更为日后的玄武门之变埋下了伏笔。
直到贞观三年，继位为帝的李世民才为刘文静平反，并追复官爵；天宝六年，刘文静获得配享太庙的资格，灵位被放入高祖庙庭；大中二年，唐宣宗将三十七位功臣的画像挂入凌烟阁，刘文静位列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