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秦汉、下启隋唐的魏晋南北朝，是介于两个统一帝国之间的分裂动荡时期,在这个中国历史上的至暗年代，却由于多种文化的交织激发，产生历史上第一次南北音乐文化大融合,并发展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作为汉族俗乐之一的清商乐经过演变，逐步发展为当时最为重要的音乐形式，活跃在社会音乐发展的各个领域，奠定了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基础。
其在魏晋南北朝时成为当之无愧的主流音乐，登顶音乐之峰，原因颇多。
“清商乐”舞蹈
一、源远流长话“清商”
源起先秦
“清商”一词，在先秦时以歌名出现。春秋时期的齐国人宁戚作有商歌，这就是清商之歌。卫灵公听师旷弹悲歌中的“清商”、“清角”曲，都是属于“清商”系列的歌名。
到汉代，“清商”也作为曲名存在，如苏武诗“欲展清商曲，念子不能归”，宋玉《笛赋》“吟《清商》，追《流徵》”。
后来“清商”扩大到成为曲调名，如贾谊《惜誓》曰：“二子拥瑟而调均兮，余因称乎清商。”清晰表示出有清商调的含义，而清商调则由商调演变而来。
“清商”歌曲由于符合时代对音乐审美的追求，渐渐发展成一个乐种，即清商乐。
清商乐从产生到最后融入到新的音乐中，共经历四个阶段。
魏晋始设清商署为产生阶段；晋室东渡,清商乐随人口迁移传入南方,并与吴歌、西曲互相融合而为发展阶段；
北魏时南方清商乐复传北方,北魏集合所有，将中原及江南乐曲统称为清商乐，为繁荣阶段；隋唐宫廷对清商乐舞的运用以及融入到隋唐“曲子”、唐代法曲、大曲、器乐曲中，成为其流传阶段。
南北朝时期的乐舞
相和歌功不可灭
相和歌的名称来自《宋书·乐志》“丝竹更相和,执节者歌”,就是唱歌的人要敲击节鼓，一边演唱一边应和为之伴奏的管弦乐器。
汉高祖刘邦特别喜欢相和歌，常常在宫廷、道观观赏表演，上有所好，下必趋之，于是相和歌在两汉广为流行。至魏、蜀、吴三国鼎立时，相和歌的艺术性已达到顶峰。
清商三调原是汉代以来的旧曲，到曹魏时代盛行起来。“魏氏三祖”对乐府歌曲的痴迷，对清商乐的创建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曹操、曹丕、曹睿三人对相和歌尤为喜爱，不但亲自作诗作辞，还成立清商署，专门从事改编旧曲和创制新曲的工作。
在此期间，相和歌逐渐演变成清商乐。
公元265年，晋武帝建立西晋王朝，也在音乐官署中设立清商署，继续推行清商乐。
曹操赋诗
风靡大江南北
公元316 年，东晋政权南迁至建康，历史上将东晋至隋朝统一的约二百七十年称为南北朝时代。
在这个时期，随着政治中心的南移及北方人民的大量南迁，以北方音乐为主要内容的清商乐也随之流传到江南，并与南方的吴歌、西曲相融合成“新声”。南朝时的清商乐分为吴声歌、神弦歌、西曲歌、江南弄、上云乐、雅歌等六大类 。
从此，清商乐便既包含有北方音乐的因素，又具备南方音乐的风格，艺术表现力大为增强，成为中国历史上汉族俗乐中最重要的乐种之一。
清商乐的内容又有新的发展，它不但包括汉魏以来的相和歌、清商三调，并且包括南朝的吴声歌和西曲，以及杂舞曲等，从此清商乐便成为汉代以来风靡全国的重要乐种。
此时，北朝的北魏孝文帝全盘汉化正是如火如荼之际，他要把汉族的先进文化完全融入到北魏朝野上下。
这时，不但包括汉魏以来的相和歌、清商三调，还有南朝的吴声歌和西曲，以及杂舞曲等的清商乐，再次传至北方，并倍受宫廷所重视，设立专门机构进行掌管，从此清商乐便成为汉代以来中原及南方各地传统音乐的总名称。
北朝的清商乐受北方民间音乐的影响，北朝民歌以直率粗犷为特征，少有南方民歌那种婉转缠绵的情调。歌辞质朴刚健，以五言四句体式为多数，杂言体较少。
北方民乐
二、上位自有因
清商乐成为东晋至隋最具影响的音乐文化，究其原因，大概有以下几点：
清商乐本身艺术魅力的感染
清商乐出自于已经具备高超艺术表现力的相和歌，后又与婉转秀丽的吴歌西曲相融合，具备很强的艺术魅力。
清商乐在艺术形式上首先表现为歌、舞、乐三位一体，十分具有娱乐性、观赏性和审美性。
既可以有大型管弦乐伴奏加上飘逸闲雅的清商舞蹈的宏伟场面，也可以以一件乐器伴唱来表达文人发牢骚、闺妇思离人的孤独情感，人们在悠扬婉转的歌声中陶醉，也真切地感受到了久违的人性的美好，从而征服了当时包括达官贵人和文人雅士在内的上层统治阶级圈子。
统治阶层好尚的带动
魏晋南北朝的贵族社会，对精神享受的追求和对音乐的兴趣，都是空前强烈的。
“魏氏三祖”的特殊喜好和推崇，以及亲历亲为地写诗作辞实践，使得清商乐在魏晋时已是风靡一时，铜雀台成为当时最著名的歌舞圣地。
南朝的上层社会更是喜欢融入了新异、活泼艳丽的江南民歌因素的清商乐，王侯将相、鸿商富贾府宅内无不舞女成群、歌伎成列，即使皇宫中也蓄养擅长吴声西曲的乐部。
王仲雄曾在齐明帝面前唱自作的《懊侬曲》，陈后主的《玉树后庭花》和《春江花月夜》也是吴歌中清新可爱的经典作品。梁武帝本人更是一个清商乐作曲家，留有《江南上云乐》等多篇作品。
在北朝，宫廷对清商乐也是非常重视，首先“收其所传中原旧曲” 并“总谓之清商。”后又设置“伶官清商部直长”等机构进行掌管。
梁武帝
文化心理模式解放的促动
随着汉王朝政治的垮台，礼乐制度的崩塌，儒家思想的动摇，在魏晋南北朝开始形成了一股强大而持久的生命意识思潮，这是以个体为本位的，表现为对历史传统的背叛，对儒家思想的悖离，以及生命的呐喊与人性的回归。
当时的社会是人的生命意识觉醒、生命思潮泛滥的时期，这时的人们挣脱儒学名教的束缚，也不再受神和宗教思想的抑制，开始关注自身的命运并注重生活质量，追求个人养生与享乐。
这些都是魏晋名士共同的人生态度，他们更加注重音乐的特殊性，重视音乐的形式美，强调音乐的娱乐作用与美感作用。
清商乐正是受当时人们文化心理模式所表现出的对生命意识的影响与支配以及人们内心渴望音乐娱乐、渴望个性解放才流行起来的。
魏晋名士
经济发展夯实上层建筑的基础
音乐艺术的发展总是和经济的发展相联系，有充分的物质享受作为前提，才能有多彩的精神生活，所以清商乐的发展繁荣与当时经济的繁荣是息息相关的。
江南是南朝经济发展的重心，南方经济最繁荣的地区，建业有“贡使商旅，方舟万计”之说，是吴歌的生长土壤。长江中游则有“荆州物产，雍、交、梁之会”之说，江陵等地成为西曲的滋生地。
北方则以繁华的洛阳一带形成清商乐的发展区域。
江南之景
文学艺术的鼎力相助
自古至今，中国的音乐文化与文学总是相得益彰的，这主要体现在文学体裁的发展及文学家的创作等对音乐文化的影响。
南朝文学的风气，以追求新变为突出，新的风格与体裁不断出现，曾对吴歌、西曲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宫体诗艺术就是当时兴起的最为典型的文学体裁。
这一时期出现的文学体裁“赋”，也在其中助力不少。当时人所作的赋中就有以乐器为颂咏对象的，如马融的《长笛赋》、王褒的《洞箫赋》、嵇康的《琴赋》等。还有一些论琴的文字及专著，如桓谭《新论·琴道》、蔡邕的《琴操》等。
文学家的歌词创作也为清商乐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如被誉为“帝王的文学家”的后主陈叔宝，还有曾作“箫弄澄湘北,菱歌清汉南。”的文学家鲍照等，常作有新词，一经问世即引起广泛传唱。
可以说如果没有文学发展的支持，清商乐不会有如此辉煌的成就。
鲍照
三、小结
清商乐在南北朝时期发展至顶峰，到隋唐时期，或是延续或是融合，与“法乐”相融合并以“法曲”的形式出现在宫廷中，在清商大曲基础上发展的唐代大曲、清商曲改编的琴曲等，甚至到今天所能听到的福建南音，其中都还具有清商乐的因素。
清商乐作为魏晋南北朝时代最具生命力的音乐文化，对后世的文化艺术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其精华早已汇入中国音乐发展的洪流，并一直成为后来音乐文化不断汲取营养的沃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