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陵观察网 历史 被鲁迅摒弃,胡适斥责,程朱理学是怎么从圣人学说,沦为帝王权术

被鲁迅摒弃,胡适斥责,程朱理学是怎么从圣人学说,沦为帝王权术

文丨舞雩

大家好,国学趣谈栏目又和大家见面了。

有宋一朝之后的“新儒学”,后世多斥之为腐儒,首当其冲的便是程朱理学。

后者有一句名言:“存天理,灭人欲。”很为今人诟病,斥为扼杀人性。

人欲之大者,莫过食与色,如儒家经典《礼记》所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

无二者,便无人也,而这“天理”又能存放在哪里?

/被批判的程朱理学

上个世纪的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曾以以下这段话批判程朱理学中的贞洁烈女。

“八百年来,一个理字遂渐渐成了父母压儿子、公婆压媳妇、男子压女子、君主压百姓的唯一武器;渐渐造成了一个不人道,不近人情,没有生气的中国。”“中国的男子要他们的妻子替他们守贞守节,他们自己却公然纳妾,公然‘吊膀子’。再嫁的妇人在社会上几乎没有社交的资格;再嫁的男子,多妻的男子,却一毫不损失他们的身份。这不是最不平等的事吗?”

的确,封建礼教对妇女的迫害,最残酷的就是贞洁烈女,看看那些到处矗立的贞节牌坊就是明证。

自从母系氏族过渡到父系氏族以及奴隶封建时代,男女之间本就不平等。

早在先秦时期,民间便提倡女不二嫁。

《周易》言:“妇人贞吉,从一而终”。《礼记》载:“一女不更二夫”,“一与之齐,终身不改,故夫此不嫁”。

这是社会反对女子再嫁的最早理论,不过此时还没有形成很大影响力和约束力。

而在由汉至唐这一阶段的历史,官方也并没有鼓吹节烈。道学家指责脏唐臭汉,便是因为唐朝太开放了。

唐朝皇帝甚至还鼓励寡妇再嫁。

据《新唐书·公主传》的记载计算,唐代中前期的公主中改嫁者即有二十九人,其中有五人甚至三嫁。

著名的襄城公主、太平公主,都曾改嫁。皇室都这般,民间就更是家常便饭,韩愈的夫人或女儿都曾改嫁。

这种状况直到有宋一朝,程朱理学一出,女人的命运才发生改变。

程朱理学亦称程朱道学,是宋明理学的主要派别之一,也是理学各派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学派之一。

其由北宋河南人二程(程颢、程颐)兄弟开始创立,其间经过弟子杨时,再传罗从彦,三传李侗的传承,到南宋朱熹集为大成。

至元代则“定为国是”,成为官学。

明代统治者“以理学开国”,使理学居于神圣不可侵犯的统治地位,非孔孟之书不读,非程朱之学不讲。

清朝更是程朱理学的天下,“理学天子”乾隆就认为程朱理学可以“化民成俗、修己正人”。

毫无疑问,程朱理学变成了明清的官方哲学指导思想,政权的力量和封建礼教一结合就是绑在大众身上的枷锁。

三纲五常、三从四德、从一而终、不事二夫,“以贞励天下”,贞节牌坊贞洁烈女就是这种极端变态的产物。

尤其可怕的是,程朱理学的节烈观不仅是传统士大夫的意识,更变成了普通百姓的自觉。

在社会观念中,女子多将节烈视为首要的美德,高门大户则把出现节烈女子当作家庭的荣光,多方求人作传,以广其传。不仅以寡妇再嫁为耻,就连订婚而未嫁的女子在未婚夫不幸早死后也不能再嫁。

明景泰年间,河北真定有一寡妇不安于室,“其族长耻之,合群以殴杀之”。

据俞樾《右台仙馆笔记》所载不仅妻子要为亡夫守节,而且未婚之妻要为未婚而亡之夫守节,名之“守清”,甚且有人为得贞节之名,故意让女子缔婚于已死之男子,谓之“慕清”。

程朱理学以理杀人,贞洁烈女受害最深,已婚女子殉夫谓之烈,守贞谓之节,未婚女子为婿殉身或守贞则称为烈女或贞女。

京师、省府、州县各自修建“节孝祠”,矗立大牌坊。将被旌表的妇女题名坊上,死后设位祠中,春秋致祭,并由官府发给三十两“坊银”。

节烈事迹特别突出的,皇帝还亲自“御赐诗章匾额缎匹”,节妇烈女的名字列入正史和地方志。

《宋史》载有烈女40人,《明史》载烈女263人,而《清史稿》载烈女则多至647人,超过了宋明两朝烈女总数的两倍。

地方府志记载更是不计其数,苏州府志收清代烈女2661人,而收自汉至明诸朝烈女之和才37人。

这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表彰节烈”来救国———“女子死了丈夫,便守着,或者死掉……将这类人物,称颂一通,世道人心便好,中国便得救了。”

/士大夫阶层的社会责任

上述所说的大约很符合我们民众眼中的程朱理学,在民国那些文人由来至今的抨击之下,理学二字已如生蛆腐肉,臭不可闻。

是个能说中国话的就可以上来踩几脚,以示鄙夷。

但在这里还是要为程朱理学说上几句好话,未必是翻案,只是有言曰:不了解,就没有发言权。

更遑论世人几多蝇营狗苟,行蝼蚁之事,便不该发鹏鸟之言。

从现世哲学角度观来看,我们可以说程朱理学是一门系统化的政治哲学及信仰体系,即“客观唯心主义”。

理学虽然强调“内圣”,但“内圣”只是出发点,归宿还是“外王”。

这应该是我们理解程朱理学的一个逻辑起点,从这个逻辑起点出发,我们对程朱理学中一些不近常理的说法才会豁然开朗。

程朱理学是一门政治哲学,换言之,这门学说其实是讲给君主、讲给治理国家的士大夫群体听的;宋代理学家特别讲求的“理”,也是用来约束君主与士大夫的。

程颐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也好,朱熹说“存天理,灭人欲”也好,都是针对君主与士大夫提出来的道德标准。

他们是统治者,是社会精英,承受更为严格的道德约束也是应该的。

晚清的徐继畲就这么解释程颐为什么要提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宋承五季之后,世风靡靡,夫妇一伦轻亵已甚,故伊川(程颐)立此严峻之防,使士大夫有所矜式,非为愚夫愚妇言也。”

实际上,程颐还主张,大夫以上,至诸侯、天子,同样不应该再娶。

《河南程氏遗书》:“大夫以上无再娶礼。凡人为夫妇时,岂有一人先死,一人再娶,一人再嫁之约?只约终身夫妇也”。

这个高标准亦不适用于一般平民。

大夫以下的平民是可以“不得已再娶”的。

对于“愚夫愚妇”,儒家的主张向来是“体民之情,遂民之欲”;“礼不下庶人”,用白话讲,那就是,一堆不识礼数的浑人用不着那么讲究。

我们可以把这理解为精英阶层对普通民众的不屑,但也必须要清楚一点,程朱理学从一开始就没打算带民众一块玩。

中国封建社会,乃至今日,奉行的也依然是愚民政策,小老百姓一向是过好自己就行,没人会要求你去承担社会责任,引导社会风气。

真正要为这个社会做榜样,要为这个社会做出更多贡献的从来都是精英。

所以程颐在还是布衣之身时,曾谏言皇帝比任何人更加需要教化。

因此,必须建立经筵制度,礼聘大儒讲课,让君主长期接受儒家理想的熏陶,潜移默化,养成克制的自觉与能力(君德)。

这个过程,也叫做“格君心之非”,是理学的重要主张。

然后,程颐认为,应当剥夺君主的执政权力。

君主地位尊贵,是最高的仲裁者,受众臣、万民景仰。

但是,君主不应该具体执政,不必亲裁细务,执政的权力委托给宰相领导的政府,并由政府承担“天下治乱”的责任。

这也是宋儒的共识。

而另一位大儒朱熹后半辈子都在强调“正心诚意”,这同样是对君主与士大夫的要求。

学者陈来先生在岳麓书院的一次演讲中澄清过这个问题:“有人讲,宋儒讲‘格物致知’、‘正心诚意’,讲‘存天理、灭人欲’,是讲给老百姓听的,是用来控制老百姓的思想。这个不对。我们看朱熹的经历,他一开始就是讲给皇帝听的,是向承担各级职务的知识分子宣讲的。”

此外,朱熹对天理与人欲的区分,也不是今天许多人想象的那般极端、刻板。

朱熹自己解释说:“饮食,天理也;山珍海味,人欲也。夫妻,天理也;三妻四妾,人欲也。”

显然,朱熹并不反对正当的人性需求,而是反对没有节制的欲望。

/面目全非的学问

以上都是多数人并不会去了解的理学真相,但换个角度想,人们喷理学倒也没喷错,毕竟其确实给中国的文化带来了一定程度的伤害。

不过,要说,中国从宋代开始走向内向、保守、停滞,那未免有些污蔑。

别的不说,两宋时期,从士大夫家庭到百姓人家,妇女改嫁的事件俯拾皆是。

王安石的儿媳宠氏、岳飞的前妻刘氏、陆游的前妻唐琬都改嫁他人。宋代的社会风气也不以再嫁为耻,对再嫁妇女并无歧视之意。

宋朝皇室也没有歧视有改嫁经历的女性,四川妇人刘娥,原本是银匠龚美之妻,“(龚)美携以入京,既而家贫,欲更嫁之”。

那刘娥改嫁给谁了?襄王赵元侃。后元侃当上皇帝,是为宋真宗,刘氏则册封为皇后。

宋仁宗皇后曹氏也是改嫁女,原嫁与李家,但新婚之夜丈夫逃婚,“曹氏复归,后曹氏选纳为后,慈圣光献是也”。

即便是朱熹本人,也并不反对妇人改嫁。

他说过:“夫死而嫁,固为失节,然亦有不得已者,圣人不能禁也。”

而实际上,如果你去看宋画中的宋朝女性,便会发现她们的着装性感得很。

此外,宋代的思想流派也可谓百花齐放,理学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学派而已,所以别太高估了理学在当时的影响力。

事实上,从二程兄弟开始,两宋理学家们在世时大多数没有显赫的官方地位,相反还可能受到政治迫害。

最严重的一次是南宋宁宗庆元二年(1196)十二月,朱熹遭到政敌们弹劾。

他的学说被诬为伪学,学术被诬为妖术,学生被诬为逆党,本人则被奏请按照孔子诛少正卯先例斩首。

最后结果是朱熹跟程颐晚年一样,在监视居住中黯然去世。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庆元党禁”。

理学在南宋,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地下学派。如此,也许就不难理解两宋理学家为什么比任何时候任何人都重视气节。

没有气节,在那段党争之中是很难把自己学派的理论坚持下来的。

而至于为何后世理学的地位显著提升,那是因为时任皇帝的宋理宗敏感地意识到,只有程朱理学尤其是朱子学,才是巩固皇权和维持统治之最为有利的思想武器。

由此,他下令特赠朱熹太师衔,册封为国公,又将他和北宋四位理学家的牌位供在孔庙。

曾经的伪学和妖术,就变成了官方哲学。理学的地位扶摇直上,再也无别家能及。

从元仁宗钦定朱熹的《四书集注》为科举考试教材,到明太祖规定《四书五经》为儒生必读,再到康熙帝极力拔高朱熹地位。

三个政权,观点居然惊人地一致,程朱理学统治中国思想文化和教育领域的时间便长达七百年之久。

理学和皇权,一齐成了天理。请问,这是幸呢,还是不幸?

事实上,从江湖走向庙堂,或许是朱熹们的幸运,却是我们民族的不幸。

问题不在于程朱理学是对是错,而在思想和思想家一旦被公权力神圣化,就会变得死气沉沉。

朱熹有诗云: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那么请问,程朱理学被奉若神明之后,还能见到并接受些许清泉吗?

/明清禁书的盛行

当然,事情弄得不可收拾,这笔账要算到明清头上。

南宋的文化风流是不可否认的盛象,在理宗一朝甚至出现了所谓中兴气象,尽管这很快就成为过眼烟云。

也正是由此,才会有那句大家耳熟能详的话:宋后无华夏。

这一点,其实从明清时期的禁书中就可以看出。

明清前的中国,对于男女之情是不禁止的,文学作品中描写男女之情的也留下有大量的优秀之作,比如《诗经》。

《国风·周南·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好男儿见到好姑娘砰然心动,好姑娘见到好男儿倾慕不已,这是最合乎自然,最合乎人性的冲动。

但到了明清时期,理学的疯狂,把礼教推向了灭绝人性的地步。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才出现了《金瓶梅》这样的写实主义作品。

《金瓶梅》中的男女之情的描写,是对传统文化、特别是家庭伦理观念的激烈否定。

这种描写对提高男女在婚姻中的主体地位,打破传统婚姻文化的规范,都具有相当的历史和文化意义。

但是,民间的力量毕竟是弱势的,在封建礼教为主导的时代,一些“不合规矩”的作品就会被打入冷宫,成为禁品。

理论这东西,一旦搞成神圣化,权威化,就会形成一种束缚和桎梏,其实很多时候,并不是最初的理论错了,也不是最初的人错了。

说到底,只是由于种种无法避免了历史原因,理学强调了七八百年的“存天理灭人欲”,到最后衍生出的,是另一种更畸形的欲望罢了。

但,理学最初的源起一定是符合社会进步的,程朱之流也实在当得起后世的尊位。这点,还轮不到根本没做过了解的愚民们说三道四,大肆贬低。

真可谓是:

妄言程朱不识理,敢贬宋儒下祠堂。

掸破丝网嗡声慢,人间何处不“蚊盲”?

以上就是本期的内容,我是如斯精舍,你的文化手册,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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