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舞雩
大家好，国学趣谈栏目又和大家见面了。
有宋一朝之后的“新儒学”，后世多斥之为腐儒，首当其冲的便是程朱理学。
后者有一句名言：“存天理，灭人欲。”很为今人诟病，斥为扼杀人性。
人欲之大者，莫过食与色，如儒家经典《礼记》所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
无二者，便无人也，而这“天理”又能存放在哪里？
/被批判的程朱理学
上个世纪的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曾以以下这段话批判程朱理学中的贞洁烈女。
“八百年来，一个理字遂渐渐成了父母压儿子、公婆压媳妇、男子压女子、君主压百姓的唯一武器；渐渐造成了一个不人道，不近人情，没有生气的中国。”“中国的男子要他们的妻子替他们守贞守节，他们自己却公然纳妾，公然‘吊膀子’。再嫁的妇人在社会上几乎没有社交的资格；再嫁的男子，多妻的男子，却一毫不损失他们的身份。这不是最不平等的事吗？”
的确，封建礼教对妇女的迫害，最残酷的就是贞洁烈女，看看那些到处矗立的贞节牌坊就是明证。
自从母系氏族过渡到父系氏族以及奴隶封建时代，男女之间本就不平等。
早在先秦时期，民间便提倡女不二嫁。
《周易》言：“妇人贞吉，从一而终”。《礼记》载：“一女不更二夫”，“一与之齐，终身不改，故夫此不嫁”。
这是社会反对女子再嫁的最早理论，不过此时还没有形成很大影响力和约束力。
而在由汉至唐这一阶段的历史，官方也并没有鼓吹节烈。道学家指责脏唐臭汉，便是因为唐朝太开放了。
唐朝皇帝甚至还鼓励寡妇再嫁。
据《新唐书·公主传》的记载计算，唐代中前期的公主中改嫁者即有二十九人，其中有五人甚至三嫁。
著名的襄城公主、太平公主，都曾改嫁。皇室都这般，民间就更是家常便饭，韩愈的夫人或女儿都曾改嫁。
这种状况直到有宋一朝，程朱理学一出，女人的命运才发生改变。
程朱理学亦称程朱道学，是宋明理学的主要派别之一，也是理学各派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学派之一。
其由北宋河南人二程（程颢、程颐）兄弟开始创立，其间经过弟子杨时，再传罗从彦，三传李侗的传承，到南宋朱熹集为大成。
至元代则“定为国是”，成为官学。
明代统治者“以理学开国”，使理学居于神圣不可侵犯的统治地位，非孔孟之书不读，非程朱之学不讲。
清朝更是程朱理学的天下，“理学天子”乾隆就认为程朱理学可以“化民成俗、修己正人”。
毫无疑问，程朱理学变成了明清的官方哲学指导思想，政权的力量和封建礼教一结合就是绑在大众身上的枷锁。
三纲五常、三从四德、从一而终、不事二夫，“以贞励天下”，贞节牌坊贞洁烈女就是这种极端变态的产物。
尤其可怕的是，程朱理学的节烈观不仅是传统士大夫的意识，更变成了普通百姓的自觉。
在社会观念中，女子多将节烈视为首要的美德，高门大户则把出现节烈女子当作家庭的荣光，多方求人作传，以广其传。不仅以寡妇再嫁为耻，就连订婚而未嫁的女子在未婚夫不幸早死后也不能再嫁。
明景泰年间，河北真定有一寡妇不安于室，“其族长耻之，合群以殴杀之”。
据俞樾《右台仙馆笔记》所载不仅妻子要为亡夫守节，而且未婚之妻要为未婚而亡之夫守节，名之“守清”，甚且有人为得贞节之名，故意让女子缔婚于已死之男子，谓之“慕清”。
程朱理学以理杀人，贞洁烈女受害最深，已婚女子殉夫谓之烈，守贞谓之节，未婚女子为婿殉身或守贞则称为烈女或贞女。
京师、省府、州县各自修建“节孝祠”，矗立大牌坊。将被旌表的妇女题名坊上，死后设位祠中，春秋致祭，并由官府发给三十两“坊银”。
节烈事迹特别突出的，皇帝还亲自“御赐诗章匾额缎匹”，节妇烈女的名字列入正史和地方志。
《宋史》载有烈女40人，《明史》载烈女263人，而《清史稿》载烈女则多至647人，超过了宋明两朝烈女总数的两倍。
地方府志记载更是不计其数，苏州府志收清代烈女2661人，而收自汉至明诸朝烈女之和才37人。
这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表彰节烈”来救国———“女子死了丈夫，便守着，或者死掉……将这类人物，称颂一通，世道人心便好，中国便得救了。”
/士大夫阶层的社会责任
上述所说的大约很符合我们民众眼中的程朱理学，在民国那些文人由来至今的抨击之下，理学二字已如生蛆腐肉，臭不可闻。
是个能说中国话的就可以上来踩几脚，以示鄙夷。
但在这里还是要为程朱理学说上几句好话，未必是翻案，只是有言曰：不了解，就没有发言权。
更遑论世人几多蝇营狗苟，行蝼蚁之事，便不该发鹏鸟之言。
从现世哲学角度观来看，我们可以说程朱理学是一门系统化的政治哲学及信仰体系，即“客观唯心主义”。
理学虽然强调“内圣”，但“内圣”只是出发点，归宿还是“外王”。
这应该是我们理解程朱理学的一个逻辑起点，从这个逻辑起点出发，我们对程朱理学中一些不近常理的说法才会豁然开朗。
程朱理学是一门政治哲学，换言之，这门学说其实是讲给君主、讲给治理国家的士大夫群体听的；宋代理学家特别讲求的“理”，也是用来约束君主与士大夫的。
程颐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也好，朱熹说“存天理，灭人欲”也好，都是针对君主与士大夫提出来的道德标准。
他们是统治者，是社会精英，承受更为严格的道德约束也是应该的。
晚清的徐继畲就这么解释程颐为什么要提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宋承五季之后，世风靡靡，夫妇一伦轻亵已甚，故伊川（程颐）立此严峻之防，使士大夫有所矜式，非为愚夫愚妇言也。”
实际上，程颐还主张，大夫以上，至诸侯、天子，同样不应该再娶。
《河南程氏遗书》：“大夫以上无再娶礼。凡人为夫妇时，岂有一人先死，一人再娶，一人再嫁之约？只约终身夫妇也”。
这个高标准亦不适用于一般平民。
大夫以下的平民是可以“不得已再娶”的。
对于“愚夫愚妇”，儒家的主张向来是“体民之情，遂民之欲”；“礼不下庶人”，用白话讲，那就是，一堆不识礼数的浑人用不着那么讲究。
我们可以把这理解为精英阶层对普通民众的不屑，但也必须要清楚一点，程朱理学从一开始就没打算带民众一块玩。
中国封建社会，乃至今日，奉行的也依然是愚民政策，小老百姓一向是过好自己就行，没人会要求你去承担社会责任，引导社会风气。
真正要为这个社会做榜样，要为这个社会做出更多贡献的从来都是精英。
所以程颐在还是布衣之身时，曾谏言皇帝比任何人更加需要教化。
因此，必须建立经筵制度，礼聘大儒讲课，让君主长期接受儒家理想的熏陶，潜移默化，养成克制的自觉与能力（君德）。
这个过程，也叫做“格君心之非”，是理学的重要主张。
然后，程颐认为，应当剥夺君主的执政权力。
君主地位尊贵，是最高的仲裁者，受众臣、万民景仰。
但是，君主不应该具体执政，不必亲裁细务，执政的权力委托给宰相领导的政府，并由政府承担“天下治乱”的责任。
这也是宋儒的共识。
而另一位大儒朱熹后半辈子都在强调“正心诚意”，这同样是对君主与士大夫的要求。
学者陈来先生在岳麓书院的一次演讲中澄清过这个问题：“有人讲，宋儒讲‘格物致知’、‘正心诚意’，讲‘存天理、灭人欲’，是讲给老百姓听的，是用来控制老百姓的思想。这个不对。我们看朱熹的经历，他一开始就是讲给皇帝听的，是向承担各级职务的知识分子宣讲的。”
此外，朱熹对天理与人欲的区分，也不是今天许多人想象的那般极端、刻板。
朱熹自己解释说：“饮食，天理也；山珍海味，人欲也。夫妻，天理也；三妻四妾，人欲也。”
显然，朱熹并不反对正当的人性需求，而是反对没有节制的欲望。
/面目全非的学问
以上都是多数人并不会去了解的理学真相，但换个角度想，人们喷理学倒也没喷错，毕竟其确实给中国的文化带来了一定程度的伤害。
不过，要说，中国从宋代开始走向内向、保守、停滞，那未免有些污蔑。
别的不说，两宋时期，从士大夫家庭到百姓人家，妇女改嫁的事件俯拾皆是。
王安石的儿媳宠氏、岳飞的前妻刘氏、陆游的前妻唐琬都改嫁他人。宋代的社会风气也不以再嫁为耻，对再嫁妇女并无歧视之意。
宋朝皇室也没有歧视有改嫁经历的女性，四川妇人刘娥，原本是银匠龚美之妻，“（龚）美携以入京，既而家贫，欲更嫁之”。
那刘娥改嫁给谁了？襄王赵元侃。后元侃当上皇帝，是为宋真宗，刘氏则册封为皇后。
宋仁宗皇后曹氏也是改嫁女，原嫁与李家，但新婚之夜丈夫逃婚，“曹氏复归，后曹氏选纳为后，慈圣光献是也”。
即便是朱熹本人，也并不反对妇人改嫁。
他说过：“夫死而嫁，固为失节，然亦有不得已者，圣人不能禁也。”
而实际上，如果你去看宋画中的宋朝女性，便会发现她们的着装性感得很。
此外，宋代的思想流派也可谓百花齐放，理学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学派而已，所以别太高估了理学在当时的影响力。
事实上，从二程兄弟开始，两宋理学家们在世时大多数没有显赫的官方地位，相反还可能受到政治迫害。
最严重的一次是南宋宁宗庆元二年（1196）十二月，朱熹遭到政敌们弹劾。
他的学说被诬为伪学，学术被诬为妖术，学生被诬为逆党，本人则被奏请按照孔子诛少正卯先例斩首。
最后结果是朱熹跟程颐晚年一样，在监视居住中黯然去世。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庆元党禁”。
理学在南宋，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地下学派。如此，也许就不难理解两宋理学家为什么比任何时候任何人都重视气节。
没有气节，在那段党争之中是很难把自己学派的理论坚持下来的。
而至于为何后世理学的地位显著提升，那是因为时任皇帝的宋理宗敏感地意识到，只有程朱理学尤其是朱子学，才是巩固皇权和维持统治之最为有利的思想武器。
由此，他下令特赠朱熹太师衔，册封为国公，又将他和北宋四位理学家的牌位供在孔庙。
曾经的伪学和妖术，就变成了官方哲学。理学的地位扶摇直上，再也无别家能及。
从元仁宗钦定朱熹的《四书集注》为科举考试教材，到明太祖规定《四书五经》为儒生必读，再到康熙帝极力拔高朱熹地位。
三个政权，观点居然惊人地一致，程朱理学统治中国思想文化和教育领域的时间便长达七百年之久。
理学和皇权，一齐成了天理。请问，这是幸呢，还是不幸？
事实上，从江湖走向庙堂，或许是朱熹们的幸运，却是我们民族的不幸。
问题不在于程朱理学是对是错，而在思想和思想家一旦被公权力神圣化，就会变得死气沉沉。
朱熹有诗云：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那么请问，程朱理学被奉若神明之后，还能见到并接受些许清泉吗？
/明清禁书的盛行
当然，事情弄得不可收拾，这笔账要算到明清头上。
南宋的文化风流是不可否认的盛象，在理宗一朝甚至出现了所谓中兴气象，尽管这很快就成为过眼烟云。
也正是由此，才会有那句大家耳熟能详的话：宋后无华夏。
这一点，其实从明清时期的禁书中就可以看出。
明清前的中国，对于男女之情是不禁止的，文学作品中描写男女之情的也留下有大量的优秀之作，比如《诗经》。
《国风·周南·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好男儿见到好姑娘砰然心动，好姑娘见到好男儿倾慕不已，这是最合乎自然，最合乎人性的冲动。
但到了明清时期，理学的疯狂，把礼教推向了灭绝人性的地步。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才出现了《金瓶梅》这样的写实主义作品。
《金瓶梅》中的男女之情的描写，是对传统文化、特别是家庭伦理观念的激烈否定。
这种描写对提高男女在婚姻中的主体地位，打破传统婚姻文化的规范，都具有相当的历史和文化意义。
但是，民间的力量毕竟是弱势的，在封建礼教为主导的时代，一些“不合规矩”的作品就会被打入冷宫，成为禁品。
理论这东西，一旦搞成神圣化，权威化，就会形成一种束缚和桎梏，其实很多时候，并不是最初的理论错了，也不是最初的人错了。
说到底，只是由于种种无法避免了历史原因，理学强调了七八百年的“存天理灭人欲”，到最后衍生出的，是另一种更畸形的欲望罢了。
但，理学最初的源起一定是符合社会进步的，程朱之流也实在当得起后世的尊位。这点，还轮不到根本没做过了解的愚民们说三道四，大肆贬低。
真可谓是：
妄言程朱不识理，敢贬宋儒下祠堂。
掸破丝网嗡声慢，人间何处不“蚊盲”？
以上就是本期的内容，我是如斯精舍，你的文化手册，我们下期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