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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凤阁鸾台平章事也就是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武则天时期将中书省、门下省改为凤阁鸾台。所以也就有了同凤阁鸾台平章事的官职。下面我就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和刺史分别叙述，便于大家知晓其官位大小。
一、同凤阁鸾台平章事
隋及唐初，以三省长官尚书令、中书令（隋为内史令)、侍中（隋为纳言）并为宰相，惟尚书令以秩高罕除，遂以尚书省的副长官左右仆射为宰相之任。而中书、门下两省的副长官中书侍郎、门下侍郎及其他官员参议国政为宰相会议成员者，须由皇帝临时加以名号。
此种临时性的名号甚多，隋代仁寿中，柳述以兵部尚书加“参掌机事”，高颎与左右仆射杨素共同“专掌朝政”,苏威以太子太保兼纳言、民部尚书与高颎“参掌朝政”;炀帝时裴矩、裴蕴为黄门侍郎，均加“知政事”。
至唐代，其名称转多，如高祖武德元年（618年）以右仆射裴寂知政事。太宗贞观元年（627年）以检校吏部尚书杜淹加“参预朝政”，贞观四年（630年）以御史大夫萧瑀加“参议朝政”，贞观十年（636年）以特进魏征知门下省事，朝章国政“参议得失”，贞观十三年（639年）以黄门侍郎刘泊加“参知政事”，贞观十九年（645年）以太子太傅高士廉等加“同掌机务”，贞观二十二年（648年）以中书侍郎崔仁师加“参知政务”。
唐太宗时又以“平章事”或“同三品”的名号加给一些元老重臣。如贞观八年（634年）李靖以足疾请求提前退休，太宗诏其“每三两日至门下中书平章政事”，所谓平章政事就是共议军国政事的意思。
贞观十七年（643年）太宗初立晋王治为太子,诏以元老萧瑀为太子太保,李勣为特进、太子詹事“并同中书门下三品”。从官品来说,太子太保为从一品，詹事正三品，都已经是三品以上官，这里所谓“同中书门下三品”,意思是说可以与两省三品官中书令与侍中“同知政事”。类似的名称有“同中书门下三品平章事”,贞观十七年（643年）以开府仪同三司高士廉加此号;“同中书门下参掌机务”，贞观二十三年（649年）以开府仪同三司李勣加此号。
唐高宗以后，以他官参与机务者，其名号又有所变化。
高宗时新的君主幕僚制度已经形成，除中书令、侍中有当然宰相的资格外，以他官参赞机务者，必须由皇帝另加名号，即使作为尚书省的长官尚书仆射也不例外。此时带挂参知政事、参预朝政等名号已逐渐减少，而“同中书门下三品”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已成为宰相的正式名号,用得最多。
《新唐书》卷46《百官志一》说：
“张文瓘以东台侍郎同东西台三品，‘同三品’入衔，自文璀始。永淳元年（682年），以黄门侍郎郭待举、兵部侍郎岑长倩等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平章事’入衔自待举等始。”
“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多授予职事四品以下之官,其地位低于“同中书门下三品”。因为“同中书门下三品”是指同中书、门下省的长官共同参议政事,其身份已等同于三品。高宗时的“同东西台三品”,武后时的“同凤阁鸾台三品”,玄宗时的“同紫微黄门三品”,都是“同中书门下三品”的改名，均行用不久而复旧称。
自高宗至玄宗以前,“同中书门下三品”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地位虽略有高低，但均为以他官而参与宰相会议者所常带的衔称，已成为宰相的同义语。为宰相者，除中书令、侍中之外，一般均须加上述二衔之一。
通常加此衔的官员，有中书、门下两省侍郎、尚书省左右仆射、尚书、侍郎、御史大夫、中丞、太子宾客、太子左庶子、九卿等。因此加有此种加衔者亦不全是四品以下官员。至于何人宜加“同中书门下三品”,何人宜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则由敕旨临时指定。
玄宗以后则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宰相的正式衔称，而废“同中书门下三品”之名。宰相来源的广泛化及其衔称的固定化，有利于加强皇权，分散相权，以建立更为灵活的幕僚化的决策系统，其制沿至五代未变。
不过自唐高宗以后以迄唐末，参与决策的官员仍偶有用其他名号的，如“知军国政事”，唐高宗麟德元年（664年）以西台侍郎孙处约等加此号;“参谋政事”,中宗景龙四年(710年)以相王旦加此号；“知军国重事”,玄宗开元元年（713年）刘幽求为尚书右仆射加此号;“五日一入中书”,文宗开成三年（838年）以太子太师郑覃加此号。
二、唐代刺史
唐代的“州”是县以上的一级行政区划。自秦汉以来郡县为基本行政单位。汉武帝设十三部州监察郡县，成为州、郡、县虚三级制，当时州只是监察区。东汉末年，州牧、刺史成为行政官员，因而魏晋南北朝时代盛行州郡县实三级制。隋文帝时以民少官多、十羊九牧，废郡存州，地方上仅有州、县二级，唐代的州县即承此而来。
这里的“州”实际上就是秦汉的“郡”，只是区划更小而已。所以隋炀帝大业时和唐玄宗天宝时皆曾改州为郡,刺史改称太守。据贞观十三年（639）的统计,当时天下州府三百五十八，开元二十八年户部计账，天下州府三百二十八。
唐代诸州分上、中、下三等，又按其地位轻重分成京、辅、雄、望、紧等若干等，京州为首都所在地，后改成“府”。其余辅州以下都是为了限定官员迁转次序而设的等“级。唐初户二至三万即为上州，开元十八年（730）三月十七日救云：“太平时久，户口日殷，宜以四万户以上为上州，二万五千户为中州，不满二万户为下州。其六雄十望州、三辅等，及别敕同上州，都督及畿内州并同上州。
缘边三万户已上为上州，二万户已上为中州，其亲王任中州、下州刺史者，亦为上州，王去任后仍旧。”诸州有一个庞大的职官队伍。长官刺史一般为三品或四品官。主要僚佐有上佐、判司和录事参军。
上佐指别驾、长史、司马(长史、别驾多下并置)，皆为五品官。他们没有具体事任，掌贰州事，“以纪纲众务，通判列曹，岁终则更入奏计”。在刺史缺或由亲王兼领时，上佐可代主州政。
但在实际上,司马、别驾基本上只是优游禄位的闲职,因其品高俸厚而无职事，所以一般用以安排贬退大臣和宗室、武将。中宗时张柬之、敬晖等五王被贬出为外州司马，宪宗时刘禹锡、柳宗元等八人被贬出边州司马，就是十分突出的例子。又，史称中宗时“诸州别驾皆以宗室为之”。文宗时，宰相韦处厚因元和以来武将立功者众，无以酬官，乃“复奏置六雄、十望、十紧、三十四州别驾以处之”。
不管是宗室或武将，都说明上佐是安排冗闲官员的职位。故白居易《江州司马厅记》公开说:“凡内外文武左迁右移者，递居之。凡执役事上与给事于省寺军府者，遥署之。凡仕久资高卷昏赖弱不任事，而时不忍弃者，实莅之。”
唐代在玄宗天宝初又改州为郡，刺史为太守。《通典》说:“自是州郡更相为名，其实一也。”也就是说，自此以后，州与郡是互名，刘史与太守也是互名，并无什么实质上的差异，其府内组织并无变动。
三、京州长官
唐初,将京都所在地的州特别隆重其体制,建为府。西京与东都、北都合称三京府。其后又陆续将皇帝曾经驻跸或有重要军事意义之州，依京府之例改建为府，计有凤翔、成都、江陵、兴德、兴元、河中6府。
京府置牧1人，分别称西都牧、东都牧与北都牧，秩从二品，一般由亲王遥领而不莅任。改三府别驾为京兆尹、河南尹、太原尹，员额各1人，秩从三品；司马为少尹，员额2人，秩从四品下，其余六府不置牧，惟置尹1人及少尹2人，其秩与京府同。九府均以尹与少尹主持政务。“掌宣德化，岁巡属县，观风俗、录囚、恤鳏寡。”少尹“掌贰府州之事，岁终则更次入计。”
九府各置司录参军，三府各2人，六府各1人，秩正七品上，职掌与都督府的录事参军同。九府又各设功曹、仓曹、户曹、田曹、兵曹、法曹、士曹参军事，三府各2人，六府各1人，秩正七品下；参军事，三府各6人，六府各5人，秩正八品下；经学博士各1人,秩从八品上；医学博士各1人,秩从九品下。其下佐属及职掌均与都督府同。京都的市署归太府寺管辖,故京府不设市令。
五代时仍有府的设置,《五代会要》卷19《诸府》载：
“后唐长兴三年（932年）四月，中书门下奏：‘按《十道图》，以关内道为上，遂以凤翔为首，河中、成都、江陵、兴元为次。中兴初，升魏州为兴唐府，镇州为真定府，皆是创业兴王之地。请升二府于五府之上，合为七府。仍以兴唐为首，真定、凤翔、成都、江陵、兴元为次。’从之。”府内组织与唐代同，惟员额减省。
十国的都城也都改建为府。吴有江都府,本为扬州,吴改府建都，南唐时建为东都。吴又有金陵府，本为昇州，吴为府；南唐改称江宁府，建为西都。南唐又以洪州为南昌府，建为南都。楚有长沙府，本为潭州，楚建为府。前蜀、后蜀有成都府，本为益州，蜀改为将。南汉有兴王府，本为广州，南汉改府。吴越有西府，本为杭州，吴越改府；并以越州为东府。闽有长乐府，本为福州，闽改为府，建为南都（作东都）。荆南有江陵府，本为荆州，荆南改。北汉有太原府，本为并州，北汉改。
由此，若按实权，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远在州刺史之上；但是若按品秩，则州刺史未必在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之下。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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