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陵观察网 历史 其实,唐代妇女再婚的现象,并不能代表唐代社会的全部

其实,唐代妇女再婚的现象,并不能代表唐代社会的全部

其实,唐代妇女再婚的现象,并不能代表唐代社会的全部

在中国历史上,自两汉以来的社会规范中,关于妇女再婚的问题已经趋向严格,到了南北朝时期,虽然受到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但贞节烈女的事迹,还是被大力地提倡。而至唐代,这种道德观念已被渐渐淡化,处在被社会舆论所忽略的境地。

究其原因,还是要把它和中华文明的空前繁盛,全民族的自信心暴棚联系起来。政治统治有了空前绝后的宽容,而在思想文化、伦理道德等等各方面的制约,要明显地低于其后历代王朝。盛唐时期,妇女地位也得到了显著的提升。这是前朝及后世王朝都无法比拟的。

唐代中前期,女主临朝,参与政事的事情屡见不鲜。高宗皇后武氏、中宗皇后韦氏、肃宗皇后张氏,都是掌握实权、炙手可热的政治女性。尤其是武氏,后来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女皇帝。称帝后,武则天公开设立“仙鹤阁”,实际和男性皇帝的“三宫六院”性质相同,育有面首三千。

自此,女性的权利被大大地提升了。女性不再是被贬低、被奴役的角色,也不再是被丈夫淫欲的奴隶,单纯生孩子的工具,而是在婚姻方面享有空前自由的女性。改嫁、再婚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

据《新唐书·公主传》的记载,唐代中前期的公主中,改嫁的有二十九人之多,其中,五人甚至有三次改嫁的历史。著名的襄城公主、太平公主,都曾改嫁过。皇室如此,达官贵人的婚姻转换,更是家常便饭了。被世人熟知的韩愈的女儿都曾改嫁。可见当时,“女无再嫁之文”的古训,早已经被人们淡忘了,即使是社会上的那些“主张道德文章”的正统知识分子们,也对改嫁一事表默许态度。

据《旧唐书·列女传》记载:“楚王灵龟妃上官氏,王死,服终,诸兄谓曰:‘妃年尚少,又无所生,改醮异门,礼仪常范。’”这说明当时年轻又无子嗣的孀妇改嫁,是社会的常例,是受到社会道德的宽容的。而“守节”说没准儿才是不正常的。

以上皆是从“皇亲贵族”的角度分析,那么,民间普通百姓是否在婚姻上也可以“享有皇亲贵族般的自由呢”?

其实,唐代妇女再婚的现象,并不能代表唐代社会的全部,“改嫁、再婚”只是在一部分贵族、皇室间流行的普遍现象。当时社会的主导舆论,还是遵行理智的精神,提倡合乎纲常的男女观念,鼓励贞节、守节。

据学者对唐代出土墓志的考证,当时,相当多的妇女在丈夫死后,都选择了寡居而不是再婚。

在《唐代墓志汇编》、《续编》收录的三千多个墓志中,有混合改嫁史的妇女只占十例,而明确记载妇女坚守贞洁者就达二百六十四例之多,其中,守寡时间最长的妇女,甚至守寡达八十年之久。而这些寡妇的命运,也不像我们想的那样清闲自在。相反,大多数的寡居妇女要承担起抚育子女、侍奉公婆、安排生计、主持家务等等繁重的责任;也有一部分妇女在丧夫后,回到娘家,与父母、兄弟相扶相知,度过余生;没有公婆、子女需要侍奉照料的寡妇,日子也没有好到哪里去,贫穷的她们可能要依靠兄弟的施舍才能生活。

从史料中,可以得出“民间的妇女在丧夫后,选择改嫁的很少”。完全自由的婚姻选择,只是贵族的游戏,大部分的民间妇女还是受着封建伦理道德的影响很大。

即使民间有少数寡居妇女改嫁,也确有其迫不得已的原因。从这些寡居妇女的生活经历来看,孩子年幼,本人尚且年轻,不具备担当的能力,所以才选择改嫁,也是无奈之举。

与此同时,寡妇再嫁也有生理和精神方面的因素,譬如,有的寡妇无法忍受丧夫后的孤独而选择再嫁,不过,一般的寡居妇女即使再婚,能够允许她们选择的余地也是比较小的。

《太平广记》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天生生理就有缺陷的五十八岁老头儿,因为听得江湖医生的劝解,服用了某种药物。由于此药药效惊人,老头儿“忽思人道,累旬力轻健,欲不制,遂娶寡妇曾氏”。一“遂”字,便是老头要想结束光棍的生活,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娶一位寡妇,这从另外一方面反映出,一般的寡妇若是选择再婚,其选择余地已经没有多大了的现实。

安史之乱后,唐王朝元气大伤,开始由盛转衰,皇帝相继走马般上任,思想控制反而更甚于从前。公主改嫁、母后临朝等情况都趋于绝迹了。因此,盛唐时期对于女子再婚问题的宽容,是中国法制史和社会习惯史中的特例,并不是一个普遍现象。

(本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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