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政府相继出台优化防疫“二十条”和“新十条”，各地贯彻落实，抗疫进入新阶段。资本市场反应正面，人民币汇率重回“6时代”，股市持续反弹。但是，居民对疫情的担心渐起。疫情防控政策背后的逻辑是什么？防疫政策优化后经济社会的走势有哪些可能情景？后续要如何应对？
虽然疫情防控是正当且必要的，但具体的防控措施、强度等都存在弹性空间，也并非一成不变，要因时因势不断优化调整，政府决策背后有着综合的“成本─收益分析”。
疫情防控的收益包括：生命安全与基本的社会秩序。生命安全非常容易理解，中国的抗疫成果显而易见，确诊与死亡人数均远远低于医疗资源和技术更为丰富和发达的欧美国家。尽管防控对经济运行存在一定干扰，但总体上维护了基本的社会秩序，从而得以快速复产复工。
疫情防控的成本包括：经济下行、贫富分化、财政压力、次生伤害等。首先，防控会限制人员、货物等的聚集和流通，对企业生产和居民生活带来不便，拖累经济增长。其次，经济K型复苏，需保持社交距离的行业如餐饮、旅游、家政等受冲击大，恰恰这部分就业人群是低收入群体；金融、互联网、医药等行业受冲击较小，甚至在疫情期间快速发展，这部分就业人群则是中高收入群体。其三，收入端减税降费叠加核酸检测等抗疫支出加剧地方政府财政收支矛盾，地方财政吃紧。其四，疫情防控还会导致部分次生伤害，例如其他疾病的患者就医和用药困难、低收入人群生活困难等。
在上述成本中，有些属于不可避免的成本，可以通过财政补贴等方式予以缓解，但也存在因“层层加码”导致的过度防疫而产生的额外成本，这是必须予以纠正和规避的。
中国的疫情防控政策因时因势持续优化调整，从来只有“人民至上”，没有所谓的“防疫至上”。防控政策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首先是疫情爆发初期，然后是2020年二季度至2022年三季度的严格防疫，接着便是2022年四季度以来的优化防疫措施，中央政府出台“二十条”和“新十条”，各地方积极贯彻落实。
之所以在当前时点对防疫政策进行大幅调整，是因为随着Omicron变异株致病性的减弱、疫苗接种的普及、防控经验的积累，严格防控的边际收益下降，而经济损失和防疫成本等边际成本却持续上升。因此疫情风险由先前的政府严格管控逐步向正常的风险自担回归。
明年次季GDP料增逾6%
未来经济社会运行状况仍将取决于疫情演变和民众的行为应对，存在三种可能情景：
乐观情景：疫情持续好转，经济运行恢复正常
最理想的情形是，新冠病毒致病性持续减弱，疫情逐步消退，就像2003年夏季，非典疫情被彻底扑灭。疫情对生产和消费场景的约束完全放开，经济运行重回正轨。
需求端，消费的反弹空间最大，出行和服务需求显著增加；经济前景更加明朗，企业投资意愿增强；出口也将受益于国内稳定优质的生产供应。生产端，企业生产、物流等的堵塞打通，产能恢复，生产效率提高。
经济快速向潜在增速水平收敛，但仍面临一定下行压力，主要来自于房地产风险仍未有效化解、海外经济衰退导致的外需回落、全球经济金融动荡对中国的溢出效应等。
中性情景：疫情没有出现大规模反弹，但生产和消费的恢复有一个过程
假如人员流动加快所引发的感染上升仍在可控范围之内，经济仍将受益于生产和消费限制的放开，但经济恢复速度要慢于乐观情景。
需求端，短期内，对疫情风险不太敏感的人群将恢复正常的工作和消费节奏，服务业迎来一定程度的恢复；而风险规避型人群将依然保持谨慎，减少非必要的出行活动。因此从总体来看，报复性消费不会出现，消费增速仍会略低于疫情之前。例如美国，尽管有大规模财政补贴刺激，今年3月开始放开防疫限制，但当前服务消费仍未回到疫情前的增长路径。
生产端，尽管病毒致病性减弱，但轻症患者仍会有发烧疼痛等症状，大致需要一周时间才能恢复，这将导致劳动力缺勤率上升，从而影响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此外，部分劳动力可能为规避风险，退出外卖、快递等密集接触型行业，转向更为安全的制造业。例如美国便面临劳动力短缺问题，薪资持续上涨，加剧通胀压力。
防疫优化的收益显而易见，防控对生产生活造成的非必要成本减少；但疫情对经济的负面冲击依然存在，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仍将持续一段时间，直至疫情逐渐消退，以及疫情对私人部门资产负债表、身心健康等造成的“伤疤”逐步癒合。
从传染节奏来看，疫情高峰大概率出现在明年一季度，尤其是春运这样的全国性人口跨区域密集流动之后，届时会对一季度经济形成较大拖累，经济下滑幅度取决于疫情影响范围有多广；预计疫情将在二季度得到基本控制，此时公众恐慌情绪过去、生产生活秩序恢复，叠加今年同期的低基数，二季度会是全年GDP增速的高点，同比增速或超6%。随着公众对疫情的适应性增强，下半年经济的主要矛盾将聚焦在房地产、基建、出口等领域。
风险情景：疫情出现第一波冲击，引发医疗资源紧张、劳动力短缺等问题
最担心的情形是，短期内疫情大幅反弹，超过了经济社会的承受能力。相较于欧美发达国家，中国当前存在的短板是老年人疫苗接种率还不够高、人均医疗资源较低且分配不均，若确诊人数上升过快，容易超出医疗资源的承载能力。此外，医护人员的感染风险上升，进一步削弱医疗供给能力。
经济也将遭遇重大冲击。居民避险情绪加剧，引发劳动力短缺、消费低迷等问题，生产受阻、消费下滑，预期转弱降低企业投资意愿，出口订单可能被转移至其他国家。但笔者相信，在中央的坚强领导下，这种情景出现的概率较小，只是作为风险提示以及估计到最坏情形，能更好地未雨绸缪提前应对。
政策仍以稳增长为主
疫情仍未完全消退，仍然对人民生命安全和经济增长存在重大威胁。我们要提前做好准备与风险预案，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
疫情应对方面，持续优化防疫政策，走小步不停步，落实好“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的要求；不断完善诊断、检测、收治、隔离等措施，加强全人群特别是老年人免疫接种，加快治疗药物和医疗资源准备等工作。此外，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要注意个人防护；万一感染，要严格遵照防疫安排，保护家人与他人。
宏观政策方面，明年中国经济面临内外部形势的严峻性不亚于今年，也是疫情政策优化后的踏浪前行之年。从外部看，逆全球化依然翻涌，全球经济下行是大概率事件，地缘政治冲突仍此起彼伏；从内部形势看，预期转弱和需求收缩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房地产风险、消费低迷等问题仍然存在，各地疫情防控标准不统一导致物流、人流仍存在一定障碍。
12月份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对明年经济工作突出三个“稳”：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同时强调要“推动经济运行整体好转”，将稳增长放到了更高和更重要的位置。第一，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赤字规模和专项债总和应保持一定强度，支出政策优于减税降费的收入政策，带动总需求回升。第二，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精准有力，在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制造业、中小企业、纾困房地产风险上将有所作为。同时，货币政策应加强与财政政策协同，配合用好政策性银行新增信贷和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基金，推动基建项目加快落地，助力稳增长。第三，要大力提振市场信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中国经济保持四十馀年高增长的重要原因，是宏观上的改革开放和微观上的市场主体活力。要坚持真抓实干，激发全社会干事创业活力，充分调动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外资与内资，地方政府、企业与群众的积极性，增强经济内生增长动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