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作为一个笔杆子，戚本禹的起家也是靠着手中的那一支笔，在田家英去世后，他取而代之，一跃成为炙手可热的人物。
两篇文章崛起
戚本禹，1931年出生于山东威海，和大多数同僚比起来，他的资历是比较浅的。
虽然在“秀才”圈子里面，戚本禹的才气也是被大家所公认的，但大家对他的印象，仅仅局限于“这人有点小才”而已。
已经年过三十的戚本禹，心里是不甘于就此埋没自己，在他32岁的时候，撰写了一篇文章《评李秀成自述》。
众所周知，李秀成在人们的印象中，是一个“英雄人物”，其封号“忠王”就能代表他的一生。李秀成在被俘虏后，于狱中写下了一篇万字的自述书。
戚本禹的这篇文章就是针对李秀成的“自述书”，进行了批驳，他的文章立意于批判李秀成的变节行为。
在这里，我顺带简单说一说这个话题。
关于李秀成被俘虏后的一些事，目前史学界也是尚有争议，有的说他变节失义；有的说他是效仿古之姜维，以诈降欲说服曾国藩反清。
至于他写下的万字自述书，有一部分被撕掉毁去，至于他为何会被曾家人草草杀之，乃是因为曾国华在和李秀成的战争中，被击杀。
这曾国华可是大有来头，他是曾国荃的亲弟，亦是曾国藩的胞弟。
这曾家人和李秀成之间的仇恨，是早就结下了，至于李秀成的这个争议，到底真实原因如何？也就只有已经作古的当事人知晓了。
不管怎么说，戚本禹剑走偏锋，这一篇文章一经发表，立马就引来了不小的争议，有争议自然也就有了流量。
32岁的戚本禹开始打出了自己的名声，随后他又撰写了一篇《怎样对待李秀成的变节行为》，再次让自己声名鹊起，属于他戚本禹的舞台，缓缓拉开了大幕。
按照时间点来讲的话，1963年对于戚本禹来说是人生重要转折的一年，这一年，他开始登上了属于他的人生舞台。
让领导也忌惮三分（一）
在人生巅峰期的时候，戚本禹和王力、关锋一起被称之为“三秀才”。
在这三个人当中，戚本禹的年纪是最小的一个，出生于1922年的王力比他大了十岁，而出生于1919年的关锋，比他大了整整13岁。
虽然戚本禹的年纪小，被人称之为“小将”，可他身上的能量却是不小。
在这三人之上，是陈伯达，这个被称之为“老夫子”的人，级别和职务都比这“三秀才”高。
按理来说，职务更高一等级的陈伯达，在和这三个秀才共事的时候，应该是有说一不二的话语权的，但是实际上的情况却并不是如此。
林帅的秘书张云生撰写了一本书叫《毛家湾纪实》，在这本书里面，有一段内容挺有意思。
张云生拿着一封书信去找戚本禹，意思是要他代为帮忙润色一下，当时正是酷热的三伏天，又是午后时分。
刚午睡起来的戚本禹，穿着背心和大裤衩，把张云山迎进了门。
他对着电风扇，就开始仔细琢磨起书信。
作为一个文人，戚本禹也有着大多数文人的一个通性，就是在日常的生活中不怎么修边幅。
1988年叶永烈采访戚本禹的时候，也是在一个大夏天的午后时分，接受采访的他，也是身着一件大背心，一幅大大咧咧，不修边幅的模样。
在大致看完张云生送来的信件后，戚本禹要求再让其他人也一起看看，于是乎，两人去到16楼的一个小会议室。
戚本禹让张云生在会议室里等着，他则出门去找其他人。
过了一会，会议室门外传来了一阵脚步声，跟着戚本禹进来的也是三个笔杆子：陈伯达、姚文元和关锋。
四个笔杆子坐定以后，就开始对着信件推敲润色，这封书信是林帅写给伟人的，因此里面的每一句都得经过这些笔杆子们的推敲。
和这四人热火朝天的场面不同，张云生就像是一个被遗忘的人，坐在一旁静静观望着眼前的场景。
这还是张云生第一次看到笔杆子们工作的场面，在他之前的理解中，陈伯达应该是一个说一不二的领导才对。
可现在的场面却有点意思，虽然最后还是得要陈伯达落笔，但是要等其他三个人的修改意见达成一致后，陈伯达才会下笔修改。
这个场景给张云生留下的印象比较深刻，在书中他是这么记述的：
“通过这小小的场面，我见那几位小将并不把他们的老夫子看在眼里，我于是想，在一切地方，表与里都可能有个差距吧”
让领导也忌惮三分（二）
和王力、关锋一样，戚本禹也并不怎么会买陈伯达的“面子”，王文耀（陈伯达的秘书之一）曾向叶永烈谈及过一件事，从这件事中，就能感受到这种不买领导面子的情况。
科学院要开一个比较重要的会议，就邀请陈伯达在会上讲话发言，作为副院长的陈伯达，是肯定要去的，但是他并不想自己一个人去。
于是，就让秘书王文耀给戚本禹打电话，让戚本禹也跟着去，同时也让他通知一下关锋，让关锋也一同前往。
当时，戚本禹和关锋就住在楼上楼下，打个招呼也是顺手之事。
一开始，戚本禹在电话里回复，说自己是要跟着去的，并且表示会及时通知楼下的关锋。
可是当他得知康生等人并不会去的时候，心里就改了主意，思量了一会，他给王文耀打去电话，告知关锋睡着了，不去参加会议了。
并顺带说自己也要睡了，去不了现场，表示很遗憾。
听到这种回复，陈伯达很是生气，直接带着王文耀去找戚本禹。
不过，陈伯达并没有直接和戚本禹碰面，而是在楼下坐着，让秘书上楼去叫他出来。
待王文耀敲开房门，看到站在面前的戚本禹，压根就没有要睡觉的意思，王文耀告知他，陈就在楼下坐着等他。
这让戚本禹心里泛起一些反感，他连连摇手，说道：
“不去，不去，老夫子一个人去就行了”
无奈，陈伯达只好带着秘书前往会场，因为就自己一个人去，为了不引起必要的麻烦，陈伯达并没有出席大会，也没有在会上发表演讲，而只是接见了科学院的一些代表，寒暄了一阵就坐车离开了。
牵一发而致垮台
在王力、关锋倒台以后，同为“三秀才”之一的戚本禹也难以独善其身，因为很多的事也牵扯到了他。
有着敏感的戚本禹，自然也嗅到了其中的危险，为了自保，他写了很多材料，揭发和批判王力和关锋。
但是，陈伯达他们为了规避风险，也就把责任和问题都一股脑推给了“王关戚”三个人。
1967年的12月，陈伯达特意去到《红旗》杂志编辑部，进行了一次谈话，这次谈话的主旨，就是这么一句话：
“在《红旗》杂志，除了我之外，在揭发王力、关锋的问题时，所有的人都可以揭！”
次年的1月14日，戚本禹被组织上要求“请假”，并作出检讨，而在五个月之前，王力和关锋也遭受到了同样的待遇。
这次请假和检讨，也就意味着戚本禹的倒台和谢幕。
2016年的4月20日7时58分，戚本禹在上海病逝，享年85岁。
后记
关于戚本禹曾经犯过的错误，1983年的“京检字第42号”的起诉书里面，已经做了详细的罗列，我在这里就不过多的赘述。
历史已成定局，文人的一根笔杆子有时候就如同锋利的刀刃一般，一句话，一篇文章，就能造成不小的风波。
特别是在掌握了舆论方向的时候，没有束缚的权利和野心，在笔墨纸砚之中，流淌出来的不是才华，而是其他人和家庭的哀鸣。
我写的文章，只是我个人的观点，就起一个抛砖引玉的效果，激发各位的兴趣而去搜索。
参考来源：
1、《毛家湾纪实》张云生著；
2、《叶永烈采访手记》叶永烈著；
3、1998年《党的文献》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