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封建王朝自秦汉时期走来，一直都是碾压异族的存在。秦始皇筑长城拒匈奴于八百里之外，汉武帝时期的壮士饥餐胡人血肉，就算是动乱的三国时期，在与胡人的对抗中是旗鼓相当的。孟子曰“生于安乐，死于忧患”，中原士族的危机意识在对抗中不断增强，使得华夏子民不敢轻视边塞之地的异族。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中原子民和异族人士不断进行交融，这种交融使得两种势力始终处于动态平衡之中，这种平衡的顶峰就是唐朝。
唐朝在严格意义上来讲不是单一民族的政权，开朝的太原李氏一族就有着浓厚的鲜卑血统，而唐朝初年的臣子中更是不乏异族人士。唐朝可以说是胡汉交融的顶峰，它的起点是秦汉时期的胡汉势不两立，而它的终点则是北宋以后的胡强我弱。唐代以后的胡人彻底扭转了被碾压的局势，逐渐分庭抗礼甚至是反客为主。五代十国时期崛起的辽国、宋仁宗时期建立的西夏乃至南宋时期的金国，无论大小，都使得宋朝低头求和。
可以说，宋朝就是一部被打压的屈辱史，即便是当时的经济和文化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顶峰，也无法掩盖整体战斗力下降的事实。宋朝汉人士兵战斗力的下降，不能简单地归结于宋太宗赵匡胤制定的“重文轻武”政策，更不能盲目地责怪宋朝历代皇帝求和的态度。宋朝之所以在400年间都被异族欺辱，其背后有着更为深刻的历史原因。当然了，宋朝的基本政治制度和文人至上的风气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不容忽视的。
宋朝几百年来战斗力低迷的历史原因，和宋朝的骑兵不强有着重要的关系。马这种动物在古代是相当重要的，早在汉武帝时期就有关于它的记载：《史记》里面曾经记述了卫青将军的话：“汉朝人不爱惜自己的马，汉朝是没有希望的。”可见马在汉朝就成为衡量国家实力的标准之一，而马匹的背后体现的正是骑兵的力量。从汗血宝马到赤兔马，中国人从来都不掩饰对于骏马的热爱，而这事实上也是胡汉两家斗争的重要砝码。
中原的骑兵文化从汉代开始一直在弱化，而边陲异族本身就善于骑射，在经历了无数次对抗之后更是把骑射作为根本。反观中原地区，从最早的“伯乐相马”、“九方皋相马”演变到杜甫的“胡马大宛名，锋棱瘦骨成”，马匹资源在中原逐渐失去了优良品种。农耕文明立身的我们，注定走得是一条安土守居的道路，而边陲荒漠的游牧民族在恶劣的条件之下只能选择四处游走掠夺，这种差异注定了骑兵文化最终会成为他们的武器。
中原虽然经历了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然而作用毕竟有限，绝大多数的中原人还是“温良恭俭，以和为贵”，机动性极强的游牧民族一旦打开了边关的缺口，就将长驱直入，一往无前。唐朝的胡汉杂居是中原抵御异族的最后一道防线，在宋太祖赵匡胤建立了宋朝之后，这道防线便荡然无存了。“攘外必先安内”是赵普提出的建议，这是宋朝初年的无奈之举，正是这一点使得北方的辽国有了发展的机会，而后成长为宋朝不可控的势力。
中央集权的逐步加强使得民间的尚武精神不断弱化，汉武帝时期那些痛饮敌血的壮士消失在中原大地，留下的只是咿咿呀呀的文人。这些人再也无力抗击异族的袭扰，哪怕是他们咬紧牙关拿起武器，也无法抵御强大的骑兵，最终只能走上议和这条道路。宋真宗签订的澶渊之盟是中原弱化的标志，仁宗一朝更是墨守祖宗之法，任由西疆的党项人吞并回鹘、吐蕃而后一家独大，最终成为了辽国之后第二个与宋朝分庭抗礼的异族。
崖山之后彻底无华夏，蒙古人的铁蹄最终踏碎了中原的山河，靖康之年的仇恨不能再报。在经历了三百五十年后，女真人再一次从白山黑水的东北走出来，从突破山海关的那一刻起，明太祖朱元璋打下的江山就此覆灭。异族又一次踏上了中原大地，这一次他们彻底征服了我们，在三百多年的光阴里，始终无人和大泽乡的陈胜吴广一样，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宋朝以后，到达了顶端的汉人就此消亡；清朝以后，到达了顶端的异族也就此覆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