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倭名将戚继光在道德上有不少瑕疵。《明史》曾比较过戚继光和俞大猷两位抗倭名将，最后得出结论，戚继光比之俞大猷“操行不如”而“果毅过之”。当然，单单这一评价绝不足以说明戚继光道德品质的缺陷，因为俞大猷是个真正的“老实人”，自幼钻研《周易》的他非常注重自身品德的培养，所以一般人和他相比，“操行”都不如他。
然而你会发现，抗倭期间位居戚继光之上的俞大猷，仕途远不如戚继光顺风顺水。俞大猷生前最多不过做到福建总兵官，死后方追加了右都督；而戚继光在世时便已官至左都督，并加太子少保，二者天壤之别的境遇，绝非军功大小能解释得了。然则戚继光官运亨通的关键究竟在于何处？很简单，戚继光抱了大腿。这个大腿，相信没几个人不知其名，他正是万历年间权倾朝野的内阁首辅张居正。戚继光究竟何时搭上张居正这条线的，目前还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二人在隆庆六年之前已经建立了相当密切的私人关系——因为隆庆六年张居正正式主政，之后戚继光的职务一直只是蓟州总兵，但实际地位却远在督抚之上，他对蓟州的军事几乎享有独断专行的权力。如果不是张居正罩着他，仅凭他个人根本做不到。
当然，这依旧不能说明戚继光品德上的问题，也许是戚继光的社交能力真的强，凭借才华折服了张居正，这也未可知。然而，张居正写给蓟辽督抚的信中，可以窥得戚继光“不老实”的证据。张居正与蓟辽督抚的信中，有一封这么说：
“向有告仆云，戚帅求望太过，意志太奢，虽公亦甚苦之。”很显然，在写信之前及辽督抚抚肯定找人向张居正告了戚继光的状，说他过于追求名望，且沉溺于奢侈享乐，更重要的是不听自己节制，因此希望张居正能管一管。然而，张居正却相当维护戚继光，他解释说：我调查了一番，发现那人之所以告状，是因为他与戚继光有旧怨，怀恨在心，故而诬告。接着又宽慰了督抚一番，并扯了一堆“要精诚合作，共同为朝廷效力”的场面话。所以，戚继光的品德有问题基本上可以石锤。但张居正在位时却一直保着他，不仅时常撤换与戚继光不和的督抚，但凡新的督抚上任，张居正必然写信告诉他们一定要和戚继光精诚团结，结合戚继光和张居正的关系来看，这几乎是在“威胁”——你敢得罪戚继光，立马就给你换了。同时，张居正在写给戚继光的信中，也会如实告诉他朝廷言官对他的弹劾情况，并告诫他切勿过于张扬。至于戚继光为何能和张居正搭上线，最重要的原因肯定是能力。张居正是个实干家，讲究实际效果，对于能办事的人才从来不吝厚待。戚继光在抗倭期间便屡立战功，展现了其出色的军事指挥才能，并且名声在外。对于张居正而言，这样的人才必须要为己所用。但不可否认，戚继光肯定用了其他手段为自己“上保险”。
虽然史书没有明确记载戚继光通过贿赂打通张居正这一关节，但却记载了张居正主政时期他们二人交往的片段。王世贞《嘉靖以来首辅传》便记载，戚继光常常向张居正进献美女和相关药材，供张居正娱乐。以戚继光一个总兵的俸禄，如何能保持高频率的美女输送？钱从何处来？只能说，懂的都懂。由此可见，戚继光不仅圆滑，某种程度上甚至破坏了规则。单用道德标准来评判，戚继光很难被认为是“君子”。然而，金钱也好，美女也罢，都不过是戚继光的手段，他的最终目的是取得张居正的支持，从而获得对地方军事指挥权的绝对控制，用自己的一身本领为大明守卫边疆。用不正当的手段，实现了普遍定义为“至善”的目的，究竟是对是错，该褒该贬，我们很难评判。
但也正是因为他懂得“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的道理，在明朝中后期的腐朽的官场上，想要真正实现自己的抱负，就必须牺牲掉自己的“名节”，一切以实用为主。这正是戚继光深谙现实之处，也是他和作为理想主义的岳飞之间的最大区别。正因如此，他才最终没有重蹈岳飞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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