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陵观察网 历史 面对西欧殖民者的入侵,明朝有应对措施吗?事实是有只是做得不够

面对西欧殖民者的入侵,明朝有应对措施吗?事实是有只是做得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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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欧殖民者以咄咄逼人之势东来搜求财富的情况下,如何应对以使自己避免处于不利地位,保护住自己的权益。

仅就明朝时期来讲,这个问题并不十分迫切。因为历史上的自他国搜求财富,主要采用两类办法,一是强力掠夺,二是商业贸易,西欧殖民者也不例外,而明朝时期的中国,是一个广土众民、历史悠久、文明发达的大国,其生产力水平、经济发达程度、科学技术成就、综合国力以至社会发展所处的阶段与西来各国相比都不逊色,甚至更为先进,至多是在某些领域互有短长,这使西欧殖民者的两类搜求财富的办法,皆在对付中国中基本失灵。

这时西欧传教士到达其他国家(如美洲的国家)后,由于那些国家处于落后状况、实力弱小,即在那里采用强迫传教的方式,迫使当地人一切遵从欧洲的习惯和办法行事,甚至强力集中当地儿童,使之与外界隔绝,完全按照欧洲人的样式生活,连说话也要改用欧洲的语言。

但对于中国,他们则采用适应当地情况的灵活传教方式,不是要求中国人欧洲化,而是反过来他们主动中国化——学中国话,穿中国服读中国书,力求与中国人打成一片,热心传授西方先进于中国的一些科学技术知识,以获得中国人的好感,甚至尽量用中国儒家经典中现成的词语翻译基督教的著作、允许中国教徒保留某些与基督教教义中非根本部分并不一致的习俗。

这种适应当地情况的灵活传教方式,在一定意义上说,可称之为委曲求全。他们为什么这样委曲求全?不言而喻,中国实力太大,使之不得不如此。中国实力之太大,不仅影响了西欧人在中国的传教方式,更值得注意的是影响了西欧殖民者在中国用强力掠夺方式搜求财富的效果。

环顾当时的世界,西欧殖民者已用武力征服了美洲、亚洲的许多国家,从而实现了对这些国家财富的肆意掠夺,而在中国,他们除了在沿海骚扰并屡遭驱逐之外,并未能实现藉助武力侵入明朝内地以大肆掠夺中国财富的愿望。

西欧殖民者通过贸易从明朝搜求财富的目的也实现得不顺利,甚至可说遭到很大挫折。当时的欧洲在生产技术上并不比中国高明,他们拿不出大量的物美价廉的制品以与中国人交换,而中国非常精美的丝织和陶瓷制品等,都能以比较低廉的价格大量出口欧洲,从而使中国在与欧洲人的相互贸易中,总是处于顺差之势,为了弥补差价,欧洲人只好拿出大量贵金属货币——银元交给中国人。明末海澄月港一船船的银元的不断进口,就反映了这一历史事实。

面对即将急剧强大起来的西欧殖民者,明朝正确的应对措施是什么呢?

主要的应有如下几项:

一是迅速弄清西欧殖民者的来历,弄清其国家的历史和现状,弄清其漂洋过海到东方和世界各地的目的,进而分析、预测其向外搜寻财富将会产生什么影响,从而提高在战略上准备抵御日益强大起来的西欧殖民者的自觉性;二是从道义上讲,虽不可效法西欧殖民者的强力掠夺,但要效法其发展海外贸易,借以分享海外贸易增殖国家财富的益处和其他益处;三是积极全面学习欧洲科学技术的先进内容,取长补短,使提高国力得到坚实的保障;四是加强国防力量,特别是要大力发展能与西方殖民者相抗衡的国防力量,防止武力落后于西欧殖民者。

对于上述几项应对措施,明朝可说是程度不同地全采取了,可是,哪一项也谈不上做得十分理想。

关于了解西欧殖民者的各项情况,明朝可以说进行得很不充分。凡是遇到与西欧殖民者有关的事端,明朝免不了要向其人查问来历等情况,或者查阅中国文献,寻找有无有关记载,但基本上仅限于此。

因此,直至明朝灭亡,其关于西欧各国的知识,仅限于来华欧洲人的自我介绍,停滞在不甚了了的阶段。清代雍正、乾隆时成书的《明史》,竟称西班牙、葡萄牙为“佛郎机”,其地理位置“近满刺加”,这种糊里糊涂的无知状况,既反映了清代对了解西欧殖民者国情的忽视,也说明了明朝在这一方面的严重欠缺。

关于效法西欧殖民者发展海外贸易,明朝政府做到了有限度地容许私人海外贸易自发进行,而没有主动予以帮助。众所周知,明朝中期以前官府屡下禁海令,不许私人经营海外贸易,其盛行者仅为官府控制的厚往薄来的赔钱买卖——朝贡贸易。

明中期以后,朝贡贸易因西欧殖民者东来的冲击而衰落,民间海外走私贸易发展起来,至隆庆年间,官府通过开放海澄月港,承认了其合法性,但严加限制,出海船只的大小和数量、载货的种类和多少、出海地点和目的地以及来往的期限等,均有严格监控甚至限制,用时人的话说,这是“于通之之中,申禁之之法”。

对于外国商人来华贸易,也在明中叶以后允许进行了,但仅限于已知的比较熟悉且不敌对的亚洲国家,西欧国家仅限葡萄牙一国。很显然,这与其时西欧各国之大力支持发展海外贸易相比,从总体上看是有很大区别的。

关于学习欧洲科学技术的先进内容,明朝可以说是做了不少工作。

除了少数顽固派之外,明朝皇帝和徐光启等开明士大夫,对于这一点是比较积极的,西方人使用的先进火器佛郎机、西洋大炮等,他们发现之后往往即予仿制。

当耶稣会士确定以介绍西方先进的科技知识为传教手段后,他们更是与之积极配合,帮助其译著有关书籍,经常与之讨论各种学问,从而使明朝末年输人了许多西方关于天文历算、地理学、医学、物理、水利、武器制造等领域先进于中国的知识。

不过,在这一方面明朝做得也有缺陷。要想最有效地学习外国的科学技术知识,必须首先学好外国的语言文字,这样才能更多地了解对方的情况,而后根据自己的需要,独立自主地尽可能多地把其有利于自己的东西学过来。

明朝不重视学习西方的语言,这便使得中国人不能直接阅读西方的文献,当时的译书只能采取西方传教士口译、中国人笔受的方式,译书的选择完全掌握在以传教为主要目标的西方传教士手中。这无疑使得其时中国对西方科学技术的学习受到了很大的局限,限制了学习的范围,影响了学习的系统和全面。

另外,明朝也没有设法调动更多的知识分子学习西方先进科技知识的积极性(如未在科举考试的科目中增加关于西方科技知识的内容,以将这种学习与知识分子的前途利害联系起来),使这一学习仅限于很少一部分人,这也是明朝在学习西方科技知识方面存在的一个缺陷。

关于发展能与西方殖民者相抗衡的国防力量,明朝想得不多,甚至可说是基本未想。对于加强国防力量,明朝不可说不重视,因为其无论平息内部反叛,还是抵御境外势力的侵扰,无一不靠强大的武力,没有强大的武力和巩固的国防,它一天也维持不下去。这种现实的需要,使之不可能不时时刻刻注意加强武力,壮大国防力量。

上述明朝积极仿制西洋火器的事实,雄辩地证明了这一论断。其包括改进武器在内的加强武力、壮大国防力量的各种举措,客观上说,有利于与西方殖民者相抗衡,不过其主观考虑的具体针对目标主要是境内可能出现的反叛势力以及正在为敌或将来可能为敌的周边少数族(如鞑靼)和邻近国家(如日本),一般没把西方殖民者考虑在内。

如果明朝有发展与西方殖民者相抗衡的国防力量这种思想意识,那就会对从学来的先进火器等下大力量积极改进,以求超胜。但事实是,引进仿制的重要火器西铳,“规制则是,质料则非,炼铸点放,未尝尽得其法”。这说明对引进的先进火器经常不仅不改进,反而任其退化,这种现象又是明朝缺乏发展能与西方殖民者相抗衡的国防力量这种思想意识的一个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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