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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长河》中，靳辅在陈潢的协助下，开始治理黄河，其中高家堰成了他们治理黄河的重中之重，但这样一来，造成的后果就是一座城、明朝朱元璋祖陵沉入湖底。
据《清史稿》载：
“自明末清口久淤，旧黄河堤决，黄流夺准，水倒灌入泗，州境时有水患。至清康熙十九年，城遂圮陷于湖。”
1、泗州城沉入湖底
泗州方志记载这次沉城的经过为：
1680年夏，“淮大溢，城内水数丈”。当时，淮河上游山水大发，下游由于高家堰的阻拦，水流高出外堤数尺，淮水最终冲垮城墙城门将泗州城没入水底，“州城之文武衙门、仓库沉没水中”。
此后，泗州地方官员坚持在城门楼上理政达11年，但至康熙三十五年(1696)全城即彻底被沙埋没。
原来繁华的泗州城池从此成了洪泽湖底的一部分。离泗州城13里的明祖陵，在嘉靖中期经测量尚高于淮水2丈3尺1寸，此时，同样沉入到了水底。
泗州之沉，充分证明潘季驯所说的泗州“霖淫水涨，久当自消”的信念是错误的，由此看出他的治河后果具有重大的负面影响。
由于泗州旧城离盱眙仅2华里，因此，泗州被大水淹没后，“官若浮鸡，民尽奔盱”。泗州州治被迫移到盱眙，“州牧或借民房，或驻试院”，由于州治寄寓盱眙，“远隔河湖，声息难通”，有的建议在双沟建城，有的建议在包家集设治。
乾隆二十四年(1759)，两江总督尹继善认为：
“泗州寄居盱眙以来，官民相安已久，且泗城本在州之极南，相距盱胎二里，中隔一河，济渡甚便，请将泗州即于盱眙驻扎，毋庸迁徙建城。…将州同、外委把总分驻州境之双沟，其知州、吏目、都司、千总、儒学各衙署，即建于盱眙之麓”。
直到乾隆四十二年(1777)，朝廷才批准裁虹为泗，虹县的版图民赋，全部并于泗州，而把虹县县城作为新的泗州州城。
尽管更换了州治，百万生灵挣扎于洪水之中，但泗州仍处于洪水的围迫之中。到后来，连新州城虹泗也再次沉入洪泽湖底。
从潘季驯的本意来看，修筑高家堰，自然不是为了把水患引向泗州。
随着时间的推移，泗州水患逐渐加剧，一代接一代的河臣仍不思更政，基本上一成不变地继承了潘的治水方略。这种不以泗州为重的思维极为明显。可以说，泗州之沉，完全是官僚意志所致。
2、明朝治河为何不淹泗州？
泗州在明代有着政治上的特别意义。治北13里的杨家墩，葬有朱元璋的祖父、曾祖和高祖的衣冠，也是朱元璋在其母陈氏腹中受孕之地，即明祖陵之所在，有明一代成为当时政治上的圣地。
工部的奏疏中写道：
“泗州祖陵系我国家根本重地，王气所钟，命脉所系。实圣子神孙亿万世无疆之丕基也。”
治水者必须首先考虑的是泗州明祖陵的安全问题，保护明祖陵的不受水淹是每位河臣所必须面对的头等政治大事。
潘季驯对此非常明白，他曾写道：
“三祖陵寝，万年根本之地，百祥肇始之区，委的事体重大。”
清朝乾隆年间的才子纪昀精辩地指出：
“明代仰东南转漕以实京师，又泗州祖陵逼近淮泗，故治水者必合漕运与陵寝而兼筹之。”
1592年5月8日，勘河给事中张贞观给万历皇帝的奏折，清楚地说明了明代的治河原则：
“祖陵为国家根本，即运道民生，莫与较重。”
明臣议事时，防治洪水所应考虑的各事项次序为：“陵寝、国计、民生”。工部在一份奏疏中特别强调：“祖陵水患为第一义，次之运道，又次之民生。”
在治水实践中，明臣均奉行这一原则，战战兢兢、认真周到、不遗余力地营建维护明祖陵这一政治工程，而对与于百万百姓生命财产、生产生活相关的工程，却常常忽略不管。
有人建议，把运道改从淮河上游入汴水，再由汴水过黄河进入沁水，以避清口之险。明臣应该知道这一方法的优点，却不敢施行。
因为，“濠泗为有明发祥之地，而祖陵复在其间。当时臣子既持地脉之说，又恐于此行漕，堤防万一不固，变生意外。所以极知其利而不敢言淮黄虽迂险劳费，势有所不惜也”。不论改道之说是否可行，但其对明臣心理的分析，却是非常贴切的。
远在嘉靖初年，明臣在治理黄淮灾患时就非常谨慎地考虑祖陵的风水问题了。
1550年4月29日，总督漕运右副都御史龚辉、巡按直隶御史史载德上奏，认为泗州地势低下，又因黄河水冲入淮河，“为陵寝之忧”，请求开凿直河口，修筑二陈庄、刘家沟2口，并请求派钦天监官员1名，“相度祖陵地脉”。这项工程当即被工部批准。
1575年，黄河崔镇等处北决，准水又从高家堰东决。当时，“徐邳以下，至淮南北，漂没千里”。
明臣对如此巨大的民生灾难，熟视无睹，却生怕洪水浸渍祖陵的柏林，随即开始修建长226丈的石砌陵堤，直到1577年才完工。
而洪水这样的灾患又绝非局部治理所能收效。因此，尽管河臣们不断牺牲其他许多地区的利益，对祖陵的关护无微不至，但却无法从根本上消除祖陵所受的威胁。这种治理方法是典型的“一隅之利，全局之祸也；一时之利，百世之祸也”。
1595年6月3日，因泗州祖陵水患愈演愈烈，万历帝下旨将总河舒应龙革职为民；相关官员如陈洪烈、刘宏宝，“降极边方杂职”。9月4日，以科臣勘河失护祖陵罪，勒令原浙江巡抚常居敬闲住，到万历后期，明朝君臣为了保护运道和陵寝，更是明目张胆地放弃对民生的关怀。
1604年初，工科都给事中侯庆远疏称：
“泇河成而治河之工可以徐图，但不病漕与陵，则任其所之，稍防疏焉，而不必力与之斗。”
崇祯年间(1628一1644)，出于水患更加严重，明代君臣对祖陵的关护愈加急切，而对民生方面的关注则更少。1633年5月29日，大理寺左寺丞吴甡、翰林院编修夏曰湖等人反对开高家堰三闸的合疏中，首先担心的就是祖陵的风水，其次，在议及“淮泗诸水，滔滔东注”时，关注的则是漕粮运输问题，高宝漕堤受损，“运船牵挽无路，则数百万粮，何由而达京师？”
再次，洪水淹没两淮地区，“各盐场尽被渰没，煮海无策，则百余万盐课，其问诸水滨乎？”
最后，明臣们也意识到了洪水会吞没数百万百姓的生命财产，但这绝非对百姓本身的人道关怀，甚至没有统治者常见的重视黎庶之类的应有套话，而是关注“数百万粮税，谁为供输乎？”
由此可见，明代最高统治者从来就没有奉行过“民为邦本”的理念，而是时时刻刻警觉任何有损其“龙脉”的鸡毛蒜皮之事。至于长期牺牲像淮北这样一个地区百姓的生命财产来维持其统治，也就不足为怪了。
3、靳辅治河的代价
到清代，统治者治河者不再关注明祖陵的安危，少了许多政治方面令人生畏的禁区和不可触及的原则，并注重解决危害民生的水患，以获得政治上的稳定。
这也是清代盛世比前代显得可贵的地方。但反对加筑高家堰的泗州士绅，也从此失去了护卫明祖陵这一政治制高点，泗州成了必然被牺牲的地方。
1683年12月23日，康熙给吏部尚书伊桑阿等的面谕中称：
“朕车驾南巡，省民疾苦，路经高邮、宝应等处，见民庐舍田畴淹没，朕心深为轸念。访问其故，具悉梗概。高、宝等处湖水，下流原有海口，以年久沙淤，遂致壅塞。今将入海故道，浚治疏通，可免水患。自是往还每念及此，不忍于怀。此一方生灵，必图拯济安全，咸使得所，始称朕意。尔同工部尚书萨穆哈往被水灾州县，逐一详勘，期于旬日内复奏，务期济民除患，总有经费，在所不惜。”
17世纪后期，由于康熙的开创精神，国家工程方面的潜力被有效地运用到改善影响黄河的各种因素中。
像1688年开筑中河、1699年加固高家堰这类庞大工程的完成，实实在在地显示了一个王朝在其青年时代的活力。
必须说明的是，庞大的治水工程的完工，使得其后大约60年里没有发生严重的洪灾，这主要是由于地方官员的积极参与、河工的经济和有效征用，以及在早期阶段尚少官僚习气的清帝国所呈现的小康状态。
1699年4月4日，康熙皇帝巡视高家堰。
11月4日，谕大学士、学士、九卿等：
“今岁朕南巡，看得黄河逼近清口，黄水每多倒灌，以致淤垫。洪泽湖水不出，自高堰各坝，流入高宝诸湖。自高宝诸湖流入运河，以至下河田地尽被淹没，淮扬所属钱粮，虽频年蠲免赈济，动帑修理堤岸，群黎尚在水中。”
从这里可以看出康熙皇帝对水患祸民确实较为关注。
尽管康熙处处宣称以民生为重，实际上，清中央政府仍把运道安全视为无与伦比的最高利益。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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