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是中国历史上非常伟大的朝代，有着非常大气磅礴视野恢弘的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但是这一切都随着幽州节度使安禄山的叛乱戛然而止，自此中国历史上节度使一词成了武装割据，叛乱祸源的代名词，直到宋太祖彻底消灭这个职务，两百多年时间节度使这个名称一度成为很多人的噩梦。
但是这个魔鬼本身确实唐王朝自己创造出来的，尤其是安史之乱的唐玄宗一朝，李隆基为了解决财政危机打破了原有的官僚体系，创造了很多临时性质却又大权在握的“使官”，什么“盐使”“布使”等等，什么能捞钱就设置什么，其中“节度使”一职就是玄宗时代慢慢从幕后走向前台，从临时变为常设机构。
临时性官员的设置会破坏原有的官僚体系，让制度撕开一个口子，最终这个口子让帝国养痈遗患，差点要了唐王朝的命，虽说有名医医治但使官却从此成为唐王朝乃至中国一段时期历史的附骨之疽。
这篇文章就为你扒一扒玄宗时代的使官大量出现的原因，并最终如何彻底破坏唐朝官制，成为了一切灾祸的根源。
（1）唐王朝的一场大病
在我们的印象之中，做一个奸臣只要讨好皇帝就可以了，通过种种卑劣的手段，取得皇帝的欢心，然后加官进爵贪得无厌，
然后朝堂上那些忠良之士，就不断的痛奸臣展开争斗，但无奈奸臣各个都奸诈无比，权倾朝野无所不用其极，忠臣很多都被杀害，天下被弄得民不聊生，很多王朝都是因为奸臣开始走了下坡路，有的甚至亡了国。
天宝年间几乎所有人都是这么想杨国忠的，认为他就是一个靠着妹妹，没有一点真本事的典型奸臣嘴脸，于是所有人都把唐朝衰落的原因归结到杨玉环杨国忠这对兄妹头上，最后在马嵬驿双双被杀，以平息那些长安被攻陷后士兵们的怒火。
但事实上，即便是杀了杨氏兄妹，此时的大唐帝国也没有一丝好转的迹象，而且即便是日后平定了安史之乱，唐王朝再也无法恢复到以前的样子，而且日后的情况是无论从皇帝到大臣不管怎么努力，唐王朝就像得了重病一样，一直都是病殃殃的样子，知道病魔彻底要了唐帝国的命。
那么唐王朝究竟的了什么病，把曾经那么强盛的帝国折磨的渐渐骨瘦如柴形神涣散，最终被一个落第秀才彻底推入深渊，病跟并不是杨国忠，很明显杨氏兄妹只不过是做了替罪羊，因为那个时候的中国一旦出了事，必须要找个人来负责，他们看不到事情的发展因素除了人之外，还有制度设计这个非常重要的背后力量在驱使。
（2）病来已久
唐朝其实很早就得病了，而其病的还不轻，只不过前面都是硬撑着，而且皇帝和大臣们也不会让你知道国家已经得病了。
最典型的一个症状是皇帝放着好好的首都长安不待，动不动就跑到洛阳来，住上十天半个月，而且越是后期住的时间就越长，唐玄宗天宝年间，皇帝在洛阳的时间合计不下十年，皇帝嘛自然是想住哪儿就住哪儿，这个也算病？
是的，这个当然算病，而且很严重，关系到生死，因为去洛阳的目的只有一个，长安的粮食不够吃，唐朝看似强大的驱壳下面居然隐藏着连皇家都吃不饱饭的问题，你说这病严重不严重。
既然得了病那就得治，于是所谓的很多奸臣这个时候就冒出来了，什么叫投皇上之所好，弄钱呀，这个时候皇帝最大的心愿是弄钱，但问题是那一棒子忠臣良将饱读诗书，一肚子的学问，但偏偏在挣钱这件事上束手无策，而且还动不动就反对皇上去弄钱，但问题明白在那里，不弄钱吃什么呀？
贤相很多，诸如姚崇、宋璟、苏颋、张嘉贞、张说、张九龄等人先后拜相，他们或者为官清廉，或者政宽刑息，或者满腹文采，形成了很好的政治氛围，但这些人有一个明显的缺陷，那就是顶多只能在节流方面做出贡献，你要他们去开源挣钱，他们可实在是办不到。
当皇帝需要花钱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了，比如玄宗时期的花费却非常惊人。以他创建的收容皇族的十王宅和百孙院为例，十王宅每院配置四百宫人，百孙院每院也有几十人，这个庞大的群体都必须由政府来养活。官员和吏有七万多人，宫人四万多人，军费也在连年上涨。
正在皇帝很焦虑的时候，一群模模糊糊的影子站出来说，我们能够搞来钱，典型的例子就是杨国忠，最奸臣那么好做呀，尤其是做玄宗朝的奸臣，跟和珅一样，这些人之所以让皇上喜爱，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人知道怎么弄到钱，而此时的皇帝最需要的就是钱。
（3）一味良方
唐朝前期的主要税收制度是“租庸调”制度，核心要素就是土地都是国家的，每个人出生的时候国家分给你一块地，你种国家的地然后给国家交租，死后国家把地收回，分配给那些新出生的人。
这种办法看似一劳永逸，国家掌握所有土地，全国人们都在土地上劳作给国家纳税，但实际上执行起来基本上也就是头一两次还能勉强分配土地，后面所有人都有隐匿人口死亡的冲动，瞒报成了普遍现象，在户籍和土地统计不发达的古代，到底有多少人口和土地，在所有人都有冲动说谎的时候，不管你的官吏如何勤勉你根本统计不准确。
眼看着现有的收税制度搞不定日益紧张的财政，那些善于搞钱的所谓奸臣们，为了讨好皇帝真可谓是想尽了办法，他们的办法就是绕过现有的官僚体系，直接设立各类收税的“使官”，以皇帝的名义直接征收各类税种。
这类职务是在一般行政系统之外,另有使职差遣，开始是所谓临时性的派遣，后来就慢慢制度化规模化，甚至后期使职的人物远远大于本职，什么“度支使”“转运使”这些都是为了解决某一具体问题而临时设立的，到后来甚至有了“盐使”“布使”等职务，目的就是为了增加朝廷的收入。
这些官职最大的问题不在于他们是否廉洁高效，而是他们本身是游离在正常官僚体系之外的，是打破了原来的设计精密互相制约的行政体制，不管新设的这些使职官员时候忠于职守，他们造成的长期后果都是非常恶劣的，唐朝前期的三省六部制彻底被打破。
本来这些制度都是经过反复考量和设计的，三省之间既相互限制，有互为补充，明确分工，提高了办事效率，避免了权臣独揽大权，有利于加强皇权。三生六部制的确立，决策、审议、执行权力的分解，既明确了行政分工，又是三省之间相互牵制，避免一人独揽大权，但是到了后期因为各类使职的不断出现，一人独揽大权的情况就经常发生。
比如天宝十二年（公元753年），如果你问当时天下最繁忙的人是谁，会有人告诉你，是宰相杨国忠。
杨国忠的繁忙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他身兼大大小小四十余个使职，还担任着帝国的右相，兼任吏部尚书、集贤殿大学士、太清太微宫使、判度支、剑南节度、山南西道采访、两京出纳租庸铸钱使。他掌管着帝国的财政、行政、军政大权，并负责官吏的考核与任命，同时，还监管着四川地区的军政、民政各方面事务。
唐朝为了解决效率低下的问题，不得不设置各类临时官员，但是也造成了这种权力高度集中于某一人之手的情况，最终就算没有杨国忠，也会有李国忠王国忠等人物的出现。
特别是后期出现了节度使这种“怪物”，一个人节制一方所有的军民财等权力，不管后面你如何改革，当原有的制度被破坏之后，唐王朝就无可避免的不断走向没落。
总结：一个王朝的没落，并非是因为某个人造成的，其背后一定有着深刻的制度性原因，唐朝的衰落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当制度失灵的时候，只依靠人才能运转的体制，最终肯定会走向消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