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朝的政坛中，范仲淹（989—1052）被后世当作神一样地崇拜，朱熹称他是有史以来天地间第一流人物。由于范仲淹宦海浮沉，光是在浙江就曾三任知州，故在浙江历史的时代风云中，是深深刻上了他的印记的。
如果说王安石的熙宁变法是北宋政治生活中的一幕大戏，那么这场大戏在大幕拉开之前尚有一段序曲，这段序曲就是北宋历史上的庆历新政。庆历三年（1043），范仲淹向仁宗上《答手诏条陈十事疏》，提出“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10项以整顿吏治为中心，意在限制冗官，提高效率，并借以达到节省钱财的改革主张。欧阳修等人也纷纷上疏言事。由于新政触犯了贵族官僚的利益，不久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人相继被排斥出朝廷，各项改革也被废止，新政彻底失败。庆历新政只进行了一年有余，却为后来的王安石变法拉开了序幕。
仁宗景祐元年（1034），离庆历新政尚有7年，45岁的范仲淹赴睦州任知州，睦州乃今日浙江建德梅城，为杭州所辖。范仲淹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到睦州后，他不遗余力地尽父母官之责，勤政爱民，力除弊政，尤其是在睦州创办龙山书院，今天梅城人民，莫不以有这样的大儒泽披此地而荣幸之至。
睦州虽然僻静冷落，但也是山清水秀之地。范仲淹在给友人晏殊的信中也提到睦州“群峰四来，翠盈轩窗……白云徘徊，终日不去。岩泉一支，潺湲斋中。春之昼，秋之夕，既清且幽”。“潇洒桐庐郡十咏”也正是那时候所写，成为今日桐庐县的经典文化广告。
尤其让范仲淹感到安慰的是，离睦州不远的七里泷就是当年严子陵隐居的地方。范仲淹虽为朝廷命官，但对严子陵不慕荣利、清静无为的生活非常敬佩，他特意修了一座严子陵祠堂，并亲自作了一篇《严先生祠堂记》，辞曰：“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由衷唱出了他对严子陵高风亮节的敬仰。
第二次来浙是到越州（绍兴）任知州，离上次睦州任上已经过去五年，恰是仁宗宝元二年（1039）的事了。越州是春秋时越国国都，传说名臣范蠡为君王立下不世之功后，却带西施远遁江湖，对此范仲淹也深为叹服。在凭吊范蠡故居翠峰院后，题诗一首：
翠峰高与白云闲，吾祖曾居水石间。
千载家风应未坠，子孙还解爱青山。
范蠡和范仲淹同姓范，范仲淹引以为自己的先人，可见那一份自豪的心境。1050年，范仲淹第三次来两浙路的杭州任知州，此时离第一次来睦州已经十多年了，离庆历新政失败也已经整整5年了。61岁的范仲淹，在抗击西夏多年的边塞征尘“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积劳成疾，在庆历新政中又遭阻挠，身体状况实为担忧。此番赴任，子弟及友人们看到范仲淹为官三十多年，五上五下，至今居无定所，纷纷劝说他在洛阳建园，被他一口回绝。
大政治家就是大政治家，政治智慧就是比常人丰富得多。范仲淹知杭时，恰逢两浙路大饥荒，他创造性地实施了三项不为常人所理解的“荒政三策”：一是大兴公私土木之役，饥岁工价至贱，可兴土木之役，以工代赈，修寺院、建官舍、盖库房……公私并举，解决了大量饥民失业流离之苦；二是纵民竞渡：利用吴人好佛事，喜竞渡，亲自日出宴于西湖，自春至夏，居民空巷出游，大兴旅游业，发有余之财，大增贸易饮食工技服力之人，就业者数万；三是增高谷价：范仲淹张榜一下增至谷价斗钱百八十，四方商贾闻之，晨夜争进，然后突然公布减价还至百二十，不花钱解决运输问题，又调抑了原本日益高涨的粮价，还保证了杭城的粮食供应。
范仲淹在杭为官时间不长，但好诗不少。皇祐二年（1050）秋天，他在杭州写下了《苏幕遮·碧云天》一词，可谓流芳千古：
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黯乡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
如此凄美动人，撼人心魄，后人评价说：“铁石心肠人，亦作此销魂语。”此词今人谱曲，竟在当下的中国唱成了流行歌曲。
范仲淹调任杭州时，恰逢王安石在鄞县（宁波）任职，王安石连续写信给范仲淹，要去拜访这位德高望重的前辈。范仲淹杭州任职第二年，王安石县令之职三年任满，借离任探家之机，王安石赶往杭州，终于拜会范大人。彼时范仲淹62岁，王安石30岁，范仲淹收下这位弟子，这对师生在西子湖畔有了多日的相晤长谈，点燃传薪之火，改革火种接力有主，促成王安石最终成为“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的一代大人物。
两年后范仲淹病逝，17年后，王安石终于以浙江一个小县令入主中央政府，继范仲淹传薪之火，领导了更为持久深远的变法运动。可以说西子湖畔的这场师生相会，是一场改革家一前一后的政治心灵接力。
范仲淹在杭州还有知音如许，和“梅妻鹤子”的林逋交往甚密，还和天竺山的日观法师交好。法师圆寂后，范仲淹应法师生前之约，特为这位精通音乐的杭州高僧写了《天竺山日观大师塔记》，并以四句诗作结语：
山月亭亭兮师之心，山泉泠泠兮师之琴。
真性存兮孰为古今，聊志之兮天竺之岑。
【来源：《中华读书报》；作者：王旭烽，由燕婵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