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后期，宗室诸王在皇帝庇护和纵容下，疯狂抢掠土地、残酷剥夺农民，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激起了人民极大愤恨。明末农民起义军怀着强烈的阶级仇恨，对这些敲骨吸髓的明宗室诸王进行了严厉打击。
崇祯十四年(1641年)正月二十六日，李自成起义军攻破洛阳，杀死封在洛阳的明藩王，将其肉和鹿肉烧煮，置酒大会将士，号“福禄酒”。这个成为起义军俎上之肉的藩王就是明神宗第三子--福王朱常洵。
“国本之争”党派林立
朱常洵，生于万历十四年(1586年)，母郑贵妃。郑贵妃颇有几分姿色，加之又精于撒娇逢迎，很得神宗宠爱。郑贵妃生常洵后，神宗即将她晋封为皇贵妃，并且有立常洵作太子的意思。在这种情况下，明末各朋党出于不同的政治需要，围绕立太子问题进行了长期的争议，弄得朝廷沸沸扬扬乌烟瘴气。这就是明史上有名的“国本之争”。
事情是这样的:神宗王皇后无子，后宫王妃于万历十年生长子朱常洛，次子朱常溆一岁时夭折。未几，郑贵妃生三子朱常洵。按照封建社会无嫡立长的传统当立朱常洛为皇太子，但神宗绝口不谈立太子事。朝廷内外怀疑郑贵妃有欲立己子常洵的阴谋，于是争言建储之事，章奏累数千百，皆指斥宫闱、攻击执政，门户之祸大起。
户科给事中姜应麟首先上疏为王妃鸣不平，疏人，神宗将疏纸掷地，拍案大怒，下令将他降为极边杂职。吏部员外郎沈璟、刑部主事孙如法继言之，并得罪。礼部尚书沈鲤请册立太子，晋封其母，不许，被罢官。
当时，正直的老臣们，像吏部郎中顾宪成等，也很以为不立皇太子为可虑。首辅申时行在这件事情上因循委蛇，没有独立的见解。他先是率同僚连请建储，继之看到廷臣章奏多指斥郑贵妃，惹神宗愤怒，于是转而又请神宗下诏，令诸曹章奏只能谈本司职掌之事，并择其善者上达，不准不经选择直送皇帝。
对此，神宗很高兴而廷臣们对申时行则大为不满。迫于群臣的压力，万历十八年，申时行在毓德宫拜贺神宗时，又请亟定建储大计。神宗犹豫良久，下诏说:朕不喜激将叨扰，近来诸臣章奏之所以留中不下，是恶其离间朕父子，如果明年廷臣不再为此事唠唠叨叨，当于后年举行册立皇太子仪式，否则等皇长子十五岁时再举行。于是申时行又告诫廷臣不要急躁。
万历十九年八月，工部主事张有德上疏，请备册立皇太子仪物，神宗怒其冒犯，命册立皇太子之事再推迟一年。与此同时，内阁也有相同的奏疏，奏疏落款第一人即为申时行。申时行得知后，慌忙秘密上奏，说自己根本不知此事，望皇上宽容，不要因小臣们的奏疏妨碍册立太子大典的如期举行。
申时行密疏一上，廷臣争劾其巧避首事之罪，说他阳附群臣之议请求册立皇太子，而阴缓其事以与宫闱相交。至此，申时行不得已请求罢职。而次辅王锡爵则进三王并封说。所谓三王并封，就是把皇长子常洛、皇三子常洵、皇五子常浩，一起封为藩王，到了他们长大之后，再择其善者立为太子。这种办法遭到大臣们的反对，此议被取消。
御史钱一本看到神宗以张有德请备册立皇太子仪物，而复变更册立东宫日期，申时行柄国，不能匡救，于是上《论相》、《建储》二疏。疏上说:
“前者有旨不许诸司激将叨扰，这是陛下预设的机阱，目的无非是抵御天下言者，延宕太子册立之期。如果届期无一人言及，则佯为不知;有一人言及，则借口说"此来激扰我也，改迟一年。明年又一人言及，则又说"此又来激扰我’，又改二三年，必使天下无一人敢言而后已。如此依违迁就，以全被席昵爱之私，而不顾国本从此动摇，天下从此危乱。臣以为陛下御人至巧，而为谋则甚拙也。此等伎俩不可以瞒匹夫匹妇，又岂得欺天下万世耶!”
一本的奏疏，说得非常戆直、非常痛快。但最终难免被斥为平民，当然他的奏疏也不能不使神宗产生一种震憾。
在群臣的连章抗争下，神宗不得已于万历二十九年立长子常洛为太子，而封常洵为福王。据文秉的《先拨志始》一书说，神宗这样作是因为有一天他病得昏迷过去了，在昏迷中，觉得自己枕在恭妃王氏的手臂上，及至醒来，见恭妃面带凄容，泪还没有干，而郑贵妃，则不知跑到哪里去了。这时候，神宗才幡然醒悟，产生了立常洛之心。其实，这不是主要的原因。
常洛虽被立为太子，但在郑贵妃的幕后策划下，不利于太子的谣言很多，宫廷内外的斗争也更加激烈，国本之争仍在继续。在常洛被立为太子的先后，万历二十六年有《忧危竑议》、万历三十一年有《续忧危竑议》等“妖书”出现;万历四十三年又有“梃击案”的发生。
两“妖书”内容诡妄，皆不利于太子。前者意在说明郑贵妃如立己子，并不违背传统，为郑贵妃立常洵大造舆论;后者竭力论证神宗立常洛为不得已，他日必易。“妖书”一出，又造成人心不安。为查“妖书”来源，株连甚广。后来发觉刊刻“妖书”的人为顺天生员生光，于是把敞生光凌迟处死。
妖书一案平息未久，又有梃击案的发生。万历四十三年五月四日下午，有名为张差的男子，手持枣木棍，突然闯进太子住的慈庆宫谋害常洛。东林党人、提牢主事王之案审出事与郑贵妃和福王有关。神宗为避免事态扩大，一面抚慰太子，一面以张差疯癫为口实，杀之，含糊了结此案。
围绕着福王朱常洵和郑贵妃所进行的一连串的宫廷内外斗争，使明王朝后期党派林立，门户之祸剧长，政治日益腐败。
贪求无已欲壑难填
爱母及子。因郑贵妃的关系，朱常洵也得到了神宗的极度钟爱封福王后不久，朱常洵的完婚大典即提到了议事日程，在他的请求下，神宗为其操办了盛大的婚事，洞房内锦绣珠玉琳琅满目，宴席上美味佳肴重重叠叠，戏台上丝竹管弦之声数日不绝，说不尽的豪华、道不尽的排场，共化去白银三十万两。
继之，朱常洵又请求神宗为他在洛阳营建了规模宏大、建筑精巧、装饰华丽的王府，共化去白银二十八万两，比惯例多出十倍。朱常洵的巨额用度，使户部钱库捉襟见肘。此外，为使自己心爱的儿子朱常洵能极尽享乐，神宗还主动把矿监税使历年进奉给自己的大量白银及明珠、异宝、文毳、锦绮等支助给朱常洵，致使内廷蓄积为空。
按明朝祖制，诸王成年后，必须立即就藩，不得再在京师滞留。福王常洵完婚后，如继续留在京师，不仅违背祖制，而且对太子常洛将非常不利。于是朝廷大臣请福王就藩的奏疏接连不断，但神宗皆置之不理。神宗愈不理，廷臣奏疏愈急。为拖延就藩时间，和为日后迫不得已就藩作准备，朱常洵和其母郑贵妃又请求神宗在内廷发话，赐福王庄田四万顷，庄田及额后，即就藩。
这是无耻的刁难！明初土地空旷，分封藩王二十四个，每王赐田也不过几千顷，明中叶后，土地兼并剧烈，在宗室、外戚、地方豪强的层层盘剥下，国有土地早被侵占无余，农民的私有土地也被剥夺殆尽，地处中原的河南更是如此。现时要在河南为福王筹措庄田四万顷，实在是比登天还难。
得知此消息，廷臣相顾惊愕!一些正直大臣从历史、现实和将来三方面相继上疏抗争。从历史上说，赐藩王庄田四万顷，无例可循;从现实来说一下筹措四万顷土地，除非把河南人民斩尽杀绝，否则万不可能;从将来来说，如果宗室诸王各援福王事例，请求赐土，那么全国之土地，也不足供诸藩分割。在廷臣的一片抗争声中，神宗可能也自觉到事情的严重性，于是下诏将福王的庄田减去一半，如河南凑不足数以山东、湖广土地补给。
朱常洵的庄田问题总算基本解决了，他理应立即前往河南封国然而神宗和郑贵妃仍不想让常洵离京。郑贵妃以祝李太后(神宗生母)明年生日为名，请让常洵再推迟一年就藩，但遭到太后的训斥迫不得已，神宗才于万历四十二年，下令常洵就藩。
朱常洵离京之日，临行出宫门，即被神宗召还数次，依依不舍神宗紧紧握住常洵的双手，殷殷叮嘱，要求三年回京一趟。随同常洵一起去河南的王府属宫、太监、卫队、物资车辆相望于道，数十里不绝，好不威风!
朱常洵到达封国后，所有请求，无不获准。除二万顷庄田外，常洵又求得了朝廷所没收的原大学士张居正的田产，以及江都(今江苏扬州市)至太平(今安微当涂)沿江南北千余里的杂税、四川的盐税茶税。同时，神宗又下诏特许福王府自遣官吏在封地内督租征课(按:明祖制，藩王封地内的租赋由朝廷派官统一征收)。于是福王府内的属官、太监以履亩督租为名，乘驿传出人河南北、齐、楚间，渔肉官民，捕杀庄佃，所至骚然。
户部尚书李汝华上疏请遵祖制，让福王尽撤督租征课之使者，以缓和矛盾，神宗没有理睬。山东右参政姜志礼也上疏抗争，认为如此下去，误国害民，局势将不可收拾，言词戆直。但姜志礼的好心却被神宗当作了驴肝肺，反遭降级三等的处分。在神宗的庇护和纵容下，福王府的属官更加气焰熏天，狼贪虎噬，王府辖下的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贪得无厌的朱常洵欲壑难填，继之又请得了淮盐一千三百引，在洛阳设店卖盐牟取暴利(按:食盐原为政府专卖)。王府太监到淮、扬盐场支盐，敲榨勒索，实际支取的食盐比原额多出数倍。为垄断河南盐利，朱常洵下令，非王府食盐不得出售。
河南原食河东盐，朱常洵强迫改食王府的淮盐，于是河东盐卖不出去，造成了边防军饷的紧张(按:明时实行“开中法”，商人运一定数量的粮食及其他物资到边地，就可得到政府的允许，运销一定数量的食盐)。朝廷大臣们请求改给福王府的食盐于河东，且不要拿此盐与商民争利，以减少河东盐的积压和缓和边饷的紧张，神宗却不予理睬。
万历中期后，神宗皇帝淫乐无度，久居深宫，不理朝政，然而对朱常洵却特别优待，福王府的章奏随时可以上达，福王府的请求朝上夕允。由于朱常洵享有这种优厚的待遇，当时的奸邪罪犯，闻风而至，献媚贿赂，社会风气败坏至极。
淫荡无度死有余辜
朱常洵的生活极度腐化，他用收刮来的民脂民膏，竭尽享乐之能事。他所爱好之事有三:饮醇酒、玩美女、听倡乐。他整日只是闭门饮酒，抢掠民间美女，悠闲自得地听宫女们的弹唱，而对河南地区因早灾蝗灾，赤地千里，父食子、夫食妻的惨象则充耳不闻。
天启七年(1627年)陕北澄县饥民在白水人王二率领下，冲进县城、杀知县，揭开了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崇祯帝即位后，大起义的风暴很快就席卷陕北和陕中。不久，斗争的烈火迅速蔓延到甘肃、山西。在革命形势的鼓舞下，饥寒交迫、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河南饥民也纷纷举起义旗，小者数十百千人，大者数万人。
与此同时，因军饷不足、军官克扣而枵腹从公的政府军经过洛阳，看到富丽堂皇、藏金百万、醉生梦死的王府，自然也十分不满。正在洛阳家居的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十分恐惧，忙于崇祯十二年(1639年)冬对常洵晓以利害，力劝他散财济贫助饷，以缓和矛盾，稳定军心，激励士气，但朱常洵只当作耳边风，毫不为意。
崇祯十三年冬，李自成乘明军主力人四川追击张献忠、河南空虚之机，率部陷永宁(今河南洛宁县)、破宜阳(今属河南)。河南各地饥民从者数万，声势大振。李自成起义军针对河南土地高度集中、赋役繁重、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明确提出“均田免粮”的口号，受到了河南广大人民的热烈欢迎。
李自成起义军在河南地区的迅猛发展，使得明政府和福王府惶惶不安。崇祯十四年正月明政府令参政王胤昌率部对洛阳严加警备。与此同时，总兵官王绍禹，副将刘见义、罗泰也分别率部进入洛阳。一向目中无人、不可一世的福王朱常洵，现时不得不屈尊召三将人王府，赐宴加礼，大加笼络，妄想凭借三将苟延残喘。
数日后，李自成率部抵达洛阳，发起攻城。在农民军的强大攻势下，洛阳城摇摇欲坠。此时，朱常洵才不得不忍痛拿出千金白银招募顽命之徒，结成敢死队，手执长矛，缒城而出，突袭农民军兵营，农民军猝不及防，被迫稍稍退却。
然而，这只不过是暂时的现象，朱常洵的所作所为，已经尽失人心，现时即使倾其所有，也逃脱不了灭亡的命运。正月二十六日夜半时分，总兵王绍禹的亲兵杀守城明军，烧城楼，打开洛阳北门迎接农民军。眼见大势已去，养尊处优、脑满肠肥的朱常洵狼狈不堪地缒城而出，落荒而逃，躲进了距城不远的迎恩寺。
农民军进入洛阳后，将福王府及洛阳巨室所搜刮的民脂民膏--米数万石、金钱数千万两，赈济饥民。朱常洵虽然逃跑了，但逃过了初一，逃不过十五，第二天，农民军就寻踪追到了迎恩寺，将其擒获。作恶多端的福王朱常洵最终变成了李自成农民军的下酒菜，受到了应有的惩处。
攻破洛阳城，焚烧福王府，杀死朱常洵，不仅表现了李自成农民军对统治者的切齿痛恨，同时也预示着明王朝末日的来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