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唐王朝是中国古代辉煌的盛世王朝之一，它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了璀璨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明。诸如影响深远的科举选士制度、流传千载的李杜诗歌，无不彰显大唐王朝的盛世繁华。作为一千多年前的东方王朝，大唐同样面临着各种复杂的外交关系。
其中最值得探索的就是大唐在与中亚地区古代王国之间的外交博弈，它们之间有和平往来，也有激烈地军事角逐。
天宝十年（公元751年），大唐与大食也就是古代的阿拉伯帝国，在位于中亚地区的怛罗斯，也就是现在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城附近，爆发了一场重大军事战役，历史上称之为怛罗斯之战。意想不到的是，这场由古代东西方王朝主导军事战争，最终以大唐军队败走结束。
著名汉学家卡灵顿·古德里奇将但罗斯战役称作一场“改变人类历史进程”的战役，可见其意义重大。
当时究竟是何原因引发这场战争？大唐军队为何败于大食？这对大唐的外交产生什么影响？
大唐能成为盛世王朝，它的实力是毋庸置疑的。同样，与周边王国的外交也一直是唐朝重要的政治活动。大唐建国之初，唐玄宗李世民就致力于维持贞观之治，开创“天可汗”的地位，这对大唐与周边各民族国家的外交有重要影响。
而西域作为大唐向西交流的重要地域，并且是唐朝与大食、吐蕃等王国交流沟通的重要门户，自然成为唐王朝把控外交关系的重要方向。
唐朝十分重视对西域的控制，军事上的布局严密，并形成了一套成熟的指挥体系。此布局包括河西节度使、北庭节度使、安西四镇节度使。西域的军事防控，体现了唐朝的对外思想及对外政策。
唐朝西域政策的重心是确保河西地区的安全，压制吐蕃，防止其与西突厥等联手侵犯此地，以及预防大食的挑战，威胁唐朝对西域的控制权。同时，也是为了维护贸易交往的顺利进行。
实际上，唐朝在西域地区的外交政策重点并非压制大食，而是吐蕃，也可以说是吐蕃与西域诸国的联合。双方没有战争的时候，唐朝与西域诸国的关系可以说是较为友好，贸易往来也十分频繁。但只并不意味这大唐与大食之间毫无矛盾，双方也常有碰撞摩擦。
唐王朝在处理其他中亚小国请求支援，以抵抗大食的外交态度最能体现唐朝与大食之间的关系。唐朝对西域小国请兵抗大食，并非一味答应，也有明确不答应的时候。
当然，唐朝的这一外交决定并不取诀于西域小国的态度是否诚恳与否，也不是由这个小国与大食的关系，而是以这个国家与吐蕃的关系，及其在西域的地理位置，以及对唐王朝边疆安全的影响。
简单来说，唐朝对大食的态度取决于西域领土的安全，必要时才会主动出兵。正因如此，大唐与大食的关系较为友好稳定，双方间的矛盾冲突同样存在，但不涉及唐朝的边疆安全就不会激化矛盾。
反观大食王国，因其与唐朝的建立时间间隔不久，都处在励精图治，以求发展壮大的阶段，双方的关系也较为友好。
也正是这一时期，大食逐渐发展成为鼎盛的阿拉伯帝国，也只有东方的大唐王朝能与之相提并论。
早期阶段统治大食国的阿拔斯王朝忙于应对其内部美索不达米亚和叙利亚等地区的军事斗争，没有精力时间来考虑东方强盛的唐朝。直到阿拔斯王朝的开国元勋阿布·穆斯林逐渐镇压了反对派，才逐渐开始觊觎到通往东方大唐的西域丝绸之路。
阿布·穆斯林还曾制定过进攻大唐的政策，但并未落实。而当时的大唐的西域外交核心在于吐蕃。因其想夺取西域四镇之地，导致吐蕃与大唐的外交关系一度针锋相对，水火难容。正因如此，唐朝与大食的交锋虽由来己久，但更多的是附于唐朝与吐蕃斗争旋涡中的间接的对峙。
相比于吐蕃，大唐王朝与大食的外交关系显得较为缓和，似乎不那么激烈。实际上，矛盾不会因为微小而消失，而是随着时间积累，终究会迎来爆发的时刻。
怛罗斯之战也同样有大唐与大食之间矛盾积蓄，双方蓄势而发的过程。那究竟是何原因，导致一向是与大唐间接对峙的大食，爆发了重大局部正面军事交锋？
战争的爆发离不开双方的利益争夺，这在一千多年前的唐朝与大食国间的怛罗斯之战同样有所体现。大唐对大食的外交底线是西域边疆的安全，这也是怛罗斯之战爆发的根本原因。
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石国。《新唐书》曾记载石国“去京师九千里，王姓石”，其国王曾先后被唐朝统治着册封为“瞰土屯摄舍提于屈昭穆都督”和“顺义王”。
唐前中期，石国依附于唐朝，用以抗衡大食以及吐蕃，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唐前中期在中亚，特别是西域河中地区的对外交锋处于优势。唐中后期，盛唐有转衰之势，而西域仍然有吐蕃、大食两大强国鼎力。
石国是处于中间的西域小国，并非一直追随大唐，其常迫于两大强国角逐的压力，在大唐和大食之间攀附不定，这与大唐与大食对中亚诸小国的管控策略的变化与差异有很大关系。
大唐对中亚各国的管理，一般比较宽松，仅要求其以己制改称都督、刺史，对内依旧自为王，唐朝对其既不进行派兵驻扎，也不对其进行内政外交干涉，还对其承担政治保护义务。
在中亚地区，大食在经济上收取重税，并随意征调；在政治上，即使信仰伊斯兰教，他们也不能受到平等的待遇，并被排除在国家政治生活之外；在军事上受到大食军队的压力；在文化思想上，大食强迫给中亚诸国灌输伊斯兰教，威胁其传统文化。
所以，在石国归附大食十年后，渐渐心生不满，转而向向唐朝示好求助，史料记载公元762-763年，石国曾向大唐“遣使朝贡”。
而怛罗斯之战的发生地点正好就是石国内的一个重镇。可以说，将大唐与大食国的军队推上正面战场的核心力量与石国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此外，主导怛罗斯之战的唐朝将军高仙芝也是促使怛罗斯之战爆发的另一重要因素。
据《旧唐书》记载:“高仙芝，本高丽人也。仙芝美姿容，善骑射，勇决晓果。开元末，为安西副都护、事节度使田仁碗、四镇都知兵马使。”
高仙芝作为唐朝但罗斯之战的主帅，在域内外享负盛名，甚至被吐蕃和大食誉为，其战场上的“中国山地之下”，其谋略和统御军士的能力十分出众。
为何说高仙芝导致了怛罗斯之战呢？
高仙芝作为导火索之一，与石国同样关系密切。石国问题真正的起源是“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勃其无蕃臣礼，请讨之王约降，仙芝遣使者护送至开远门，俘以献，斩阔下，于是西域皆怨。”
可以说，驻守西域的将领高仙芝对石国采取的征伐，激进了唐朝与西域诸国的矛盾。最后的结果便是“王子走大食乞兵，攻但逻斯城，败仙芝军，自是臣大食”。
《资治通鉴》对此有较为详细的记载：“安西四镇节度使高仙芝伪与石国约和，引兵袭之，虏其王及部众以归，悉杀其老弱。仙芝性贪，掠得瑟瑟十徐解，黄金五六真驼，其徐口马杂货称是，皆入其家。”
由此可见，高仙芝对石国的恶劣态度导致石国向大食求助，也有史学家认为是高仙芝对石国的所作所为，即“性贪”，亦或是渴望军工，导致了石国问题，最终导致大食与大唐交战。
史料对怛罗斯之战的记载较的缺乏，大多语焉不详，对整个战争过程以及唐朝军队的战败也一笔带过，仅有《资治通鉴》对此记载较为全面。因为高仙芝俘虏了石国国王，石国王子“逃诣诸胡，具告仙芝欺诱贪暴之状”，随后石国向大食求助，要攻占大唐的安西四镇。
高仙芝知道这个消息后，率军队“深入七百徐里，至怛罗斯城”，。在与大食相持五日之时，葛罗禄部的士兵叛乱，与大食夹击围攻唐军，最终“仙芝大败，士卒死亡略尽，所徐才数千人。”
参加此次战役唐朝军队大约有2万人，主导者为高仙芝。大食国此次战役的主导者是呼罗珊的统治者阿布·穆斯林和他手下的将军济雅德。
它的力量是呼罗珊的4万名宗教战士，此外还有受阿拉伯控制的阿姆河与锡尔河流域所控制的10万多名属国部队，总兵力可能在15万至20万之间。
在军力部署上，阿拉伯盟国具有绝对优势。而就质量而言，阿姆河与锡尔河流域是阿拉伯人传统的军事中心，也是阿拔斯王朝的兴起之地，且呼罗珊骑兵的素质出众，乃为精锐之师。
唐朝的最大优势是制弩技术和战法己经成熟，唐军通常使用四种弩，分别为伏远弩、擎张弩、角弓弩、单弓弩，射程分别为450米、345米等，可在不同范围内灵活运用，形成交叉火力，大食国军队在这方面低于唐军。
在马匹方面，阿拉伯人则占据了绝对的优势。阿拉伯马匹是世界上最好的马匹，唐军无法比拟。因为从古至今，阿拉伯的马是世界上最好的马种。
公元751年，高仙芝得知大食国内斗，于是决定远征。同年7月，高仙芝的3万名士兵在河中重镇怛罗斯集结，并围困了大食驻守军队。但很快，高仙芝对怛罗斯大食驻守军队的围困就等到了援助，高仙芝被迫放弃围困。随后双方在附近平原之上展开战斗。高仙芝指挥了14,000多名步兵，按照唐军的经典战术将其前后排列。
他们有一个由50人组成的团队，形成了经典的三角形楔形阵列样式，并以嵌套的棋盘状进行排列，每个人都配备了长矛和弓箭，其中大多数人都配备了头盔，一半以上的士兵都配备了盾牌。
阿拉伯马步兵部队由10名成员组成的中队组成10个编队。受叙利亚希腊化的影响，其装备与西方拜占庭步兵装备非常相似。前六排步兵是装备头盔和盾牌的重型步兵，除长剑外还使用长矛和盾牌。
阿拔斯的军队在第一线的炮灰军，无法承受唐军的进攻，只是简单起到消耗和拖延的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形势越来越不利于异地征战的唐军。
经过五天的战斗，唐军开始表现出疲劳感，在两翼骑兵之间的战斗中，它们可是最不利的。中亚当地的骑兵，无论是盾牌还是马，都占据很大优势。对于擅长冲锋的唐军而言，阿拔斯的多线部蜀起到了消耗了唐军锋锐的作用。
意想不到的是，葛罗禄部的军队临时反叛，与大食达成协议，一同围攻高仙芝率领的军队。公元751年7月，高仙芝被彻底击败，只有千余人随高仙芝突出重围，杀出血路，并撤退至安西。
然而，无数的唐军在混乱中阵亡，成千上万的被俘虏包围的唐军成为阿拔斯人的战俘。这是唐朝在葱岭以西最大的一次失败。尽管后来安西军迅速重建，但强硬的老兵队伍己不复存在。
怛罗斯战役的失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唐朝在中亚地区的势力，以及对西域诸国的控制力，但这并不意味着唐朝在西域的主导权完全丧失。
相反，此次战役之后，唐朝仍积极进取稳定自己在西域和中亚的统治势力，更加积极的向中亚进取。此外，战役并没有隔绝两个国家的交流，无论之后唐与大食两国之主观意愿与行动如何，都必将导致唐与大食所代表的东西方世界间的联系与交流的不断加强。
当时，中国造纸术的西传和伊斯兰教义之开始有中文的记录，这种文化层面的交流与传播都足以证明怛罗斯之战并未切断两国交往。
怛罗斯之战属于战役层次，唐食双方并未爆发民族整体的冲突，战后两国官方关系也未恶化，甚至其后有好转迹象。但在整个人类文明史尤其是中亚的未来发展走向上影响深远。
著名的汉学家卡灵顿·古德里奇将但罗斯战役称作一场“改变人类历史进程”的战役，而俄罗斯东方学学者巴斯赫德对这场战役的定义则为，这场汉人与穆斯林的对决决定了之后中亚地区的主导权问题。
怛罗斯之战实际上是中亚河中地区的大唐王朝与中亚大国大食、吐蕃，以及诸多西域小国间势力之博弈。
唐朝的西向经营与大食的东向扩张是必然会发生正面碰撞的，依附于这东西两大强国之间的西域小国则会为了追求自身生存利益最大化而推波助澜。
石国作为怛罗斯之战的导火索，正是这一事实的反映。而高仙芝则是激发此种矛盾，导致双方正面势力交锋。
唐朝军队的战败，实则只是局部战役的失败，并非整个唐王朝败于大食。正因如此，战后大唐与大食国的贸易往来及外交关系并未切断，而是继续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