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灭亡和王阳明脱不开干系，某种层面而言，王阳明的心学害死了大明王朝。《明朝那些事儿》中将王阳明的心学捧到了相当高的位置，甚至认为王阳明已经超越了朱熹，这显然是对王阳明以及心学的误解。阳明心学的核心是理论之一是“知行合一”，由于形式上与“理论联系实际”很相像，导致包括当年明月在内的很多人将二者划上等号，这是相当荒谬的。
有关王阳明心学的基本框架，我在之前一篇微头条中已经做了解释，再此仅简单提一下。所谓的“知行合一”并不是说将所学的理论运用在实践中，而是王阳明针对“知”和“行”关系的阐述，他认为“知”和“行”是同一过程，二者不可能脱离彼此而存在。心学中的所谓“知”，并不是我们通俗语境下的“知道、获取知识”，而是将外物通过感觉器官反映到“本心”，所谓“行”也不单指我们所说的具体行动，而是在“知”的一瞬间“本心”的发动以及在此影响下的行动。通俗来说，王阳明认为，人在感知的一瞬间便已经产生了行动，二者根本不能割裂。至于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心学否定客观事物本身的意义和规律，强调只有被反映到“本心”中且与“天理”契合的“物的映像”才是有意义的。
这样的理论下，很容易诞生一种方法论：既然一切活动都是“本心”的活动，而“本心”又是天理，“天理”的核心又是纲常，因而每个人只需要谨守自身，时刻“反求诸己”即能够实现“存天理”的目的，进而在“本心”的触动下进行道德实践。一切社会现实、道德之外的所有社会存在变得可有可无——毕竟“天理”在人心中。久而久之，“坐而论道，独处感悟”成为了嘉靖、隆庆年间士人的风尚。
当然，王阳明本人并不推崇这么干，甚至专门说过静坐冥思并不是心学的内容。但客观上，王阳明的这套说法很容易导致上述的风尚。再加上王阳明自己对理论的阐述本身就存在一定盲区，所以在他死后门人便根据自己对心学的理解分裂为不同派别，务虚论战之风四起。针对这种情况，实干家张居正首先发现了问题——整天坐而论道不干实事，怎么能“治国平天下”？于是，身为心学信徒的张居正虽然没有放弃对心学理论的信奉，但在实践层面则与心学学者彻底割裂，万历六年开始张居正大刀阔斧地整顿学风，崇尚务实，重申程硃理学的地位，将阳明心学定为“异端”，并干掉了一批心学领袖。但好景不长，四年后张居正离世，心学又恢复过来。自此，大明王朝的士风彻底陷入了玄虚缥缈，家国情怀不复见于士人之中。在古代中国，士人一旦没了社会责任感，王朝基本上可以宣布凉凉。不出意外，大明帝国没过多久就彻底完蛋了。
明朝灭亡后，身为“亡国之士”的部分知识分子开始反思明朝灭亡的原因，其中几位有识之士发现，士人整天冥想不干实事是关键之一，而这种风气的源头正是心学，黄宗羲便公开批评心学对明朝灭亡的催化作用。鉴于此，他们提出了“经世致用”，注重知识，主张将知识运用于解决实际问题，这是对王阳明“知行合一”的修正。王阳明最初悟道，正是为了思考解决明朝中期社会问题的良方，从而拯救积弊已深的大明王朝，却没想到，自己的这一套理论却让大明王朝更快凉凉。若“王半圣人”泉下有知，是该哭呢，还是该笑呢？躺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