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祖朱元璋的郭惠妃生了三个儿子，他们都封为藩王，即第十一子蜀王朱椿、第十三子代王朱桂、第十九子谷王朱穗。这三王虽是同母所生，可是在后来的发展中却走向了两个极端。
蜀王朱椿封在西陲，谨守藩王法度，成为众藩的榜样；而谷王朱穗藩封后，跋扈不羁，甚至密谋反叛，落得个自取灭亡的下场；代王朱桂也与乃弟-样，在封国内怙恶不悛，坏事干绝，成为明朝前期的一个恶藩，留下了千古骂名。
洪武十一年(1378年)朱桂封为豫王。洪武二十五年改封山西大同。大同古属代国，故称代王。同年就藩，成为北方诸王之一。朱元璋先后在北方分封九个藩王，这些藩王除了统率三护卫官兵一万余人以外，有的还能指挥调动地方军队，参预军事。
明太祖希望这些北方藩王担负起抵御蒙古残余势力、捍卫明朝边防的重任。但在代王就藩之时，北方残余势力已成强驽之末，不再构成重大的威胁，所以代王没有参预多少军事行动，只有洪武二十六年一次奉诏率护卫官兵出塞，随晋王朱枫行动，并听其节制。但这次行动恐怕只是一次军事巡视，带有军事训练的性质，没有与敌交战，自然朱桂也没有什么功劳可言。
朱元璋死后太孙朱允炆继位。诸王成了皇帝的叔叔，皇帝却是诸王的侄子，朝廷的权威骤然下降，一些藩王开始放肆起来。朱桂就是这样，他在封国内肆无忌惮，多行不法，无视朝廷。他抢夺大批民女充当宫人，激起了强烈的民愤。他的胡作非为不断被人告发到建文帝那儿。
建文帝深知，对这些不法藩王如果不加惩处，后果将不堪设想他在谋臣们的支持下，决定“削藩”。接着就将代王朱桂废为庶人，幽禁于大同。
朱桂被废后，建文帝为了进一步教育他，还派人将其送往蜀王府让其观蜀王之法。蜀王朱椿是朱桂的同母兄弟，洪武二十三年就藩成都后，循礼执法，“以礼教守西陲”，人民安居乐业，成为一代贤王。建文帝希望朱桂能够在蜀王影响下，改邪归正。
建文即位后，未及期年，连削五王，严重威胁了其他藩王的地位。作为强藩之首的燕王朱棣自北平起兵南下，经过三年多鏖战，终于推翻建文帝，夺取了皇位。
朱棣即位伊始，立即宣布被建文废削的诸王全部复封。废王朱桂自然也就恢复了王爵。成祖再也没有想到，恢复了朱桂的王爵，同时也恢复了他的野心；放回了一个代王，也就放回了一只恶虎。
对代王来说，恢复王爵并不是新生活的开始，而是新罪行的继续。他丝毫也没有吸取当初被废的教训，依然故我，甚至变本加厉。他凭借藩王、皇弟的高贵身份在封国内纵情杀戮，夺取财物。对于人命，朱桂视之不如草芥，杀之不如鸡豚。甚至无罪之人，他也妄加杀戮，搞得封国之内人心惶惶，民无宁日。控告代王的奏疏接二连三地送到朝廷。
此时成祖的宝座尚未坐稳，他需要来自各方面的支持。因此，对于不法藩王，没有断然处置，而是采取挽救教育的政策。他赐书朱桂加以劝戒“吾弟纵恣暴戾如此，独不记建文时拘囚困苦之辱耶？今日脱吾弟困辱，复诸富贵安乐之地，乃虐人无已，人其谓我何，其审思之，有之则速改以从善，果若无之。亦须戒慎以弭人言，庶副同气友爱之情。”
稍有良知的人看了这封信，应该有所震动，有所收敛了。然而朱桂却不是这样。你言之谆谆，他听之藐藐。言辞恳切的劝戒并没有唤起朱桂丝毫改恶从善之心。五年前，太祖还在世时，曾针对有些藩王非时兴作擅役工匠现象谕令各王府:“今诸王府宜各守定制，不得私有兴造，劳吾民匠，若有应须造作而不可已者，必奏请方许尔。”
如今朱桂却公然不顾太祖的诏谕，在王府内大兴土木，擅自使用地方有司钱物，抽调大量军士及平民为其服役，修建王府宫殿。繁重的劳役搞得军民不得聊生，怨声载道。成祖知道后十分气愤，立即命令工部：“自今王府非得朝命不能擅役一军一民及一钱一物，不听从者有罚。”
可是朱桂仍然置若罔闻，我行我素。成祖乃赐敕列其三十二项罪恶决定召朱桂入朝，加以训斥教育。朱桂竟然拒不奉诏，直至成祖第二次下诏命其人朝，朱桂方才姗姗就道。也许成祖认为朱桂先是抗命，如今勉强来朝，可能不会有什么效果，所以中途又下诏令其归国，同时赐敕进行严厉批评：
尔所为傲恨悖慢，上违祖训，下虐军民，无君无兄，大逆不道。朕以同气之故，不欲遽绝，特遣人召尔冀面训诲，庶其改过，以全亲亲之义。尔拒命不至，及再召，始就道。然今天气已热，道路辽远，于朕心有不忍为，敕即日归国。
成祖还决定革去其三护卫官军，只留校尉三十人随从；王府文职官员仍然保留，以便辅导朱桂改恶从善。成祖没有削去朱桂的王爵显然还是给他一个自新的机会。但后来的事实表明，他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震动，而是继续做出一些令人痛心的事。
例如，太祖当初大行分封时，为了帮助诸王导之从善，匡其过失，特地简选一些贤明方正之士充当王府官属。太祖曾明确申谕，蒲王对他们必须以礼待之，不得轻易凌辱。然而朱桂就是不听。他唯我独尊拒绝王府官属的一切劝谏，甚至将他们视为奴仆，轻则任意训斥，重则笞捶凌辱，使得王府官属苦不堪言。成祖不得不赐书切责并向他提出警告：“如王不从朕言，凌辱如故，朝廷无置之不问之理。"
再如，代王的王妃乃中山王徐达之女，也是成祖仁孝皇后的妹妹。当她知道朱桂宠爱他的二名待女后，妒火中烧，便对她们加以摧残，先用大粪填塞其口，又用黑漆涂其全身，再敷以毒药，让其溃烂成癞，最后又令卫卒暗地将二女引诱逃亡。事情被揭露出来后，成祖因徐妃是开国功臣徐达之女，未加处罚。
而朱桂却迁怒于其子逊惴，将徐妃母子赶出王府，她们只得寄居于山西行都司，生活极其困难朱桂还扬言要杀死逊惴搞得母子二人惶惶不可终日。尽管成祖对朱桂给予严厉批评，并令其尽快接回，不可覆蹈前失。但朱桂始终置之不理。
永乐十六年(1418年)，成祖在朱桂没有明显悔过表现的情况下，恢复了在十五年前被革去的代府护卫亲军及仪卫司官。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一决定未免欠妥。
成祖在处理藩王问题上，态度一直比较审慎，对待不法藩王，坚持以教育为主。但一系列事实表明，成祖显得过分宽容了，不仅达不到教育的目的，反而起到一些负效应，使一些不法藩王得不到及时惩处，以致越走越远，等到再行处置时，已经为时过晚了。
朱桂在恢复护卫亲军以后的六七年中，没有严重的过恶，但这决非是他从此改恶从善、重新做人了，只不过是成祖的威望很高，不得不暂时隐忍未发而已。到宣宗即位以后，作为皇叔祖的朱桂，其骄纵不法的本性便日益暴露出来。
朝廷任命戴礼为代府左长史，职在辅导亲王，亲王理应尊重。然而戴礼来到代府后长达三个月之久，朱桂拒不接见。戴礼看到代府很多违戾之事，劝谏无由，尽责无方，不得不奏告宣宗皇帝。
代王世子及其母亲徐妃被赶出王府后，长期以来有家不能归。后来世子死去，世子之子是为世孙，仍与祖母同处。他们给役无人，也无岁禄，只得凭藉几个内使耕种糊口。世孙已长到十几岁了，仍无人教之读书，朱桂也不复矜念。
王府不能任意役使军民，朝廷早已三令五申，皇明祖训也赫然在目。而朱桂却叫人诱纳军民妇女人宫，供其役使。她们发现上当后，寻找机会逃出王府，朱桂又迁怒于其子广宁王及其母亲。广宁王母子不能自安，出居府外。皇帝知道后明谕代王，令其宽容待之，而朱桂拒不奉命，广宁王母子不得还宫。
有其父必有其子。由于朱桂的影响，他的另外几个儿子也是很不成气。一个个年近弱冠，而学业未就，有骄侈之志，无恭俭之心。有的以重金购求飞鹰，供其玩乐；有的多出金银鞍马，以给私昵；有的甚至任意笔杀军人。这些情况，朱桂熟视无睹，甚至加以纵容。尤其是朱桂在垂暮之年，仍不思安分，时时在其子逊料、逊精等前呼后拥之下，窄衣秃帽，出游市中，手持大棍，袖藏斧锤，追逐市民加以捶楚。
他们就像灾星一样，一日出现市民们无不仓皇逃奔，避之唯恐不及。大同城内，鸡犬不宁。人们侧目而视，重足而立。宣宗虽然多次赐书劝戒，但从宗法关系而论，宣宗只是侄孙，朱桂乃为叔祖，宣宗也只能规劝而已。而软弱的劝戒反而助长了朱桂的嚣张气焰直到正统十一年(1446年)，朱桂老死，大同人民才暗暗庆贺一个恶霸没有了。
朱桂堪称明代前期恶藩的典型。纵观他的一生，几乎没有干过一桩利国利民的好事，而祸国殃民的事却做了不少。他真是封建肌体上的毒瘤。明代的藩王制度培育了这批毒瘤。顾炎武在论及明代宗室时曾不无感慨地指出：“为宗室者大抵皆溺于富贵，妄自骄矜，不知礼义。至其贫者则游手逐食，靡事不为。名曰天枝，实为弃物。”朱桂名为一代“龙子”，而实则正是这样的“弃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