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为有志于此的读书人指明了奋斗的方向，影响深远，几乎家喻户晓。
但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这一名言在现实中既未见得很好落实，又常常被曲解或沦为空洞的口号。
在先秦时代，长期盛行世袭制度，官爵在等级贵族内部传递，即“世卿世禄”，故寻常书生即使再优秀也很难步人政坛。
以后秦汉的军功爵、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及隋唐的门荫等制度，也是属于世袭或半世袭的规则。
倒是汉代的征辟、察举制中的某些名目，为读书人提供了狭窄的途径。
如此这般，在贵族、豪强以及高门大族的把持下，普通读书人要顺利做官，着实艰难。
而即使一些有幸踏入政界者，因为背景不强，上升的空间依旧极为有限。
难怪孔子自己便如“丧家之犬”，一生颠沛流离。
出身寒门的陶渊明，才华横溢，声名远扬，却徘徊在县衙之内，最终无奈地退隐田园。
因此，彼时对大多数学子来说，“学而优则仕”只能是一种理想，或者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学而优则仕”主张在真正意义上的实践，还要说是唐朝科举制度推行以后。
与凭借血缘、出身背景的选官规则相比，科举制设计的基本原则是不问门第出身，以考试成绩录用。
因此选拔的范围既广泛，打破了特权阶层垄断官场的格局，同时又以文化知识为条件，对提升官员的素质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自然显得更为合理。
这便为一般读书人入仕，打开了方便之门。
然而在唐代，一方面门阀世族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影响力依旧不容忽视。
另一方面科举毕竟属新生事物，规模有限，还无法完全满足优秀学人的要求。
如白居易所反映：陈子昂、杜甫仅各授一拾遗，而困顿至死。李白、孟浩然不及一官职，穷悴终身。孟郊六十岁，才终试协律郎。张籍到五十岁，尚未离开太祝之位。
由此可见，许多震惊当代后世的大才子，科举成功后所获不过如此，而李白与孟浩然更是白衣一生，与仕宦无干。
难怪乎白乐天先生发出“彼何人哉？彼何人哉”的不平呼声。
毋庸置疑的是，中国科举制度的黄金时代是在宋朝。
宋朝的科举不仅规模之大、制度之严远过于前代，而且影响之大也最为突出，特别是还没有产生明清时期过多钳制思想的消极作用。
两宋三百多年间，宰执大臣几乎都出自科举背景者。
如北宋宰相共有七十一人，其中六十四人出身进士，其余非科举出身的七人中，又有三人为开国功臣。
南宋有宰相六十二人，其中五十一人出身科举，非科举出身的十一人中，六人又为太学生，唯有一人为武臣(《宋史·宰辅年表》)。
由此可见，宋朝科举出身的文官士大夫在政坛居于绝对统治的地位，成为官员队伍的主体，而门荫出身者与军队武将的影响力微乎其微，由此造就了突出的文治的时代特征。
如蔡襄所著的《端明集·卷二十二·国论要目》中所说：
今世用人，大率以文词进。大臣文士也，近侍之臣文士也，钱谷之司文士也，边防大帅文士也。
既然宋朝实现了“学而优则仕”的理想，文官们大都来自读书人。他们有足够的文化知识，懂得儒学的道德价值观，又熟悉“苛政猛于虎”的道理。
那么是否就以改良社会为己任，并把持住自己的良知底线呢？
在宋代历史上，确也看到一些仁人志士的奋发有为活动，著名者如范仲淹、王安石、李纲、文天祥及陆秀夫等人的忧国忧民之举，便令人肃然起敬。
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不知打动了多少正直的士人。
而他另外一句“私罪不可有，公罪不可无”的话，更就做官提出了基本准则：为官者不能因私废公，亦不可惧怕承担责任。
宋代思想家张载在《西铭》中还总结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话，更提出了终极的追求目标。
可说到底，“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一种理想境界，非常人所能做到。
实际的情况是，宋代多数学子把“学而优则仕”看做改善个人命运的堂而皇之的旗号，将读书、科考视为做官的敲门砖。
像历仕宋太宗、真宗两朝宰相的吕蒙正，早年有过清寒求学的经历，当他顶着状元桂冠步入政坛后，孜孜以求的是个人的前程，因此往往不敢承担改革风险。
正因为如此，他为政尚可守正，三入相位却终无多少建树。倒是在生活上，他讲求起奢侈。
吕蒙正有个喜食鸡舌汤的嗜好，每日必餐，史书上就记载有这样一则故事：
一天，他游自家的后花园，看到墙边耸立一座山包，便不解地问随从怎么回事，仆从回答：“此是相公吃鸡剩下的鸡毛。”他大感意外道：“我吃的鸡乃有几何？怎么能堆积如此之大？”仆从再答道：“一只鸡仅一尾舌，相公一顿汤需用多少尾舌？食鸡舌汤又已多久？”
北宋中叶的宋庠、宋祁兄弟也是贫寒出身，早年在州学读书时生活相当艰难。
以后两人同年科举入仕，分别做到宰相和翰林学士。哥儿俩政绩上成就不大，生活上还是有别，大宋注意分寸，小宋却奢侈放纵：
一次上元节夜里，大宋又听说小宋点着华灯拥着歌伎排场豪饮，次日就派人带话过去：“相公寄语学士，闻听昨夜烧灯夜宴，穷极奢侈，不知是否还记得从前上元夜一起在州学吃粗饭的事？”小宋听罢，笑着让来人带话回去说：“也寄语相公，不知当年吃粗饭是为的什么？”
小宋真是毫不掩饰，在他看来苦读书的目的只是为了享受富贵而已。
志向不够远大，满足于享乐，这倒也罢了，吕蒙正、宋祁花的毕竟是自己的俸禄钱。他们还爱惜名誉，没有胡作非为，没有触及官场的底线。
而有些人一旦进入官场，就只顾及自己的利禄地位。宋人揭露：“爵禄在上，下皆趋而争之，故名日‘奔竟’。”
这说的便是当年为做官，而巴结高官的“奔竞”风气，熏染了不少官员。
他们随波逐流，争权夺利，甚至为所欲为，不仅将学习多年的“修齐治平”的理念抛到脑后，更将为人的良知、官场的底线也敢突破。
像丁谓本是享誉一时的才子，科举做官后却将聪明才智用于投机钻营，一味迎合上意。
宋真宗想搞浩大的“天书”祥瑞活动，需要足够的财力支持，就询问国库的底子。
丁谓是负责中央财政的三司使，明知此举劳民伤财，但为了赢得天子的欢心，便报告国库充裕有余。
有了丁谓兜底，宋真宗这才安心拍板，随之在东封泰山、西祀汾阴之类的活动中，丁谓卖力地调度安排经费与物资。
以后，宋真宗想在京城内修建一所感应上天的场所“玉清昭应宫”，既担心遭到反对，又怕落得恶名，于是召见体己的丁谓。
丁谓出谋道：“陛下拥有天下，修一座保佑苍生的宫观又有何妨？陛下无子，谁敢反对营建祈祷降生皇子的场所。”
果然，宋真宗提出想法后，无人敢提出异议。
丁谓负责该工程，一再修改设计方案，不断扩大规模，又督促工匠日夜施工，将原定十五年的工期提前到七年完工，建成内含两千六百一十区的巍峨宫观。
在做这些伤害民生的事时，丁谓早已将背诵过的儒家“仁政”理念抛到九霄云外，也丧失了做人的良心。
北宋末年的宰相蔡京，论学问知识，论书法造诣，都是绝对的上乘水平。
可此人罔顾国家利益，带头迎合昏君宋徽宗好大喜功、穷奢极欲的需要，肆意破坏秩序政纲，以朝廷的名义巧取豪夺，致使民怨沸腾，官场的底线彻底穿崩。
蔡京四度当政，贪恋权位，毫不在意外界观感，即使“目昏吒不能视事”，也不知退位。
当他一度失宠时，竟不顾起码体面向宦官哭诉求情。
于是上行下效，一时之间吏治为之败坏，以权谋私、卖官鬻爵，索贿的现象比比皆是，官场中的大多数人已麻木不仁，见怪不怪。
终于导致北宋王朝陷入巨大的灾难之中，如果不是随后被金军灭亡，也会被造反的民众所葬送。
还要说到蔡京家的奢靡生活，仅就厨子分工之细，就令人叹为观止。
宋人笔记《鹤林玉露》记载：
有位士人买一小妾，原是蔡京府中厨娘。某日，士人令此妾做包子，对方回答说不会做，士人质问既是厨子为何不会？对方再答称自己只是包子厨内专门切葱丝的。
南宋时期，权相秦桧为了揽权固宠、把持朝政，遂迎合宋高宗急于求和的心理，不惜冤杀抗金英雄岳飞父子，自毁长城。
秦桧专权后，肆意排除异己，任用亲族党羽。
岂不知这种行为已严重败坏了儒学中为人臣礼的规矩，也不无接踵前代权臣犯上之嫌。
以后在宋宁宗、理宗朝长期专权的史弥远，其作威作福更甚于秦桧，甚至敢于擅立皇嗣。
秦桧、史弥远都有读书科举出身的背景，所学知识不为国家所用，反倒成为弄权的经验，其生活之糜烂更不用说。
至于南宋末年外戚出身的贾似道，虽绝对属于不学无术之辈，却因手握重权成为上下巴结的对象，寡廉鲜耻的官员们每见他必称“周公”，连度宗小皇帝也无奈地呼其为“师臣”。
至此，官场完全化为黑暗的牢笼，网罗了大批无聊奸猾之流，一同浑然不觉地沉沦，彼此拉扯着走向毁灭，这当然已属末世之相。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贾似道为了避免非议，“务以权术驾驭，不爱官爵，牢笼一时名士，又加太学餐钱，宽科场恩例，以小利啖之。由是言路断绝，威福肆行动”(《宋史·奸臣传》)。
由此可见，众多的士大夫、太学生，包括某些所谓的名士，为了一己之利，甚至小恩小惠，不惜丧失人格名节，或歌功颂德，或追随祸国殃民，实在令人痛心。
要说宋代的官员，论文化水平都不低，论道理谁都清楚，可为什么众多人却变得失去良知，自甘堕落，敢于践踏官场底线，甚至胡作非为？
从宋朝官场不见得比以往王朝弊端来得少的情况来看，单纯提高官员知识水平也并不见得就能彻底解决吏治的问题。
惨痛的历史教训，值得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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