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69年，宋神宗继位的第三年，一场大刀阔斧的变法运动轰轰烈烈地拉开了帷幕。众所周知，这场改革的主刀者，就是大名鼎鼎的北宋宰相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王安石推出了一系列新法措施。什么募役法、青苗法，保甲法、保马法，等等，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各个方面。这些新法的推出，无一不是从善良的愿望出发。
王安石希望通过变法，打击地主豪强对贫苦农民的剥削兼并，加强政府对经济的控制权，在不增加税赋的情况下，实现富国强兵。王安石始终认为自己“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碰到阻力的时候只能靠强制的办法推广，一心想着做出政绩来证明自己理论的正确性。殊不知这样非但坑苦了百姓，自己也因为间接“培养”了一批滥官酷吏而惨遭百姓记恨。
一、变法的超前性与社会现实的落后性差距过大，变法没有适应的土壤。王安石变法主要是应对危机的政治冲动，而不是经济发展的内在需要。对这次变法的经济内容，黄仁宇评论道：“在我们之前九百年，中国即企图以金融管制的办法操纵国事，其范围与深度不曾在当时世界里其他地方提出。但现代金融是一种无所不至的全能性组织力量，它之统治所及既要全部包含，又要不容与它类似的其他因素分庭抗礼。”而宋朝的封建政体是其面临的难以逾越的困境，结论不言而喻，变法的走样与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二：“自打脸”的募役法。政府向应服役而不愿意服役的人收取免役钱。雇人服役，不服役的官僚地主也要出钱，减轻农民差役负担，保证生产时间。这样一来，原来可以不服役也不交钱的官僚地主，现在不服役就得交钱了。再次，农田水利法。复次，方田均税法。政府重新丈量土地，按每户的多少肥瘠收税，官僚地主不得例外。官僚地主的土地肯定又多又肥，农民的土地又少又瘠，那就肥的多收，瘠的少收。只可惜，哪怕这样“自打脸”的良心话，却也拦不住元祐年间，北宋鼠目寸光的统治者们，对变法粗暴的清算废除。
三：大宋的钱哪去了？司马光痛骂王安石的元祐元年，三司大臣毕忠游的《上门下侍郎司马温公书》，却以实锤的证据，狠狠回击了“害国”说：王安石变法何止是“利民”？变法的这十几年里，昔日“积贫”的大宋王朝，“仁君”宋仁宗在位时每年都财政亏损的大宋王朝，这时已经积攒了数千万贯钱粮，足够国家二十年支用。但正因有王安石变法时代锤炼出来的西军劲旅，宋朝才得以抗住金军凶残脚步，艰难守住半壁江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