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王安石劝儿媳离婚改嫁，看宋朝“寡妇好嫁”的社会风气

导语

据宋人魏泰笔记《东轩笔录》记载，北宋宰相王安石的儿子王雱天生聪慧，少年聪明，娶妻庞氏，相敬如宾，但后来王雱得了精神病，觉得自己和旁氏生的儿子不像自己，整天疑神疑鬼，和庞氏闹矛盾，甚至动手家暴，庞氏痛不欲生，却无能为力。王安石见儿子的病越来越重，身体一天不如一天，行将不治，不愿看庞氏跟着王雱受罪，就狠下心来，亲自给庞氏找了一个好人家，让庞氏改嫁了。

我国向来讲究“劝和不劝分”，王安石劝儿媳离婚改嫁的行为，即便放在如今也很少见，却在宋朝当时颇受好评，可见宋朝看待女性改嫁问题的观念并不封闭，至于那些丧夫之后孀居的寡妇，改嫁他人者在宋朝更加常见。这种行为和现象背后，反映的是宋朝“寡妇好嫁”的社会风气。

宋朝“寡妇好嫁”的社会风气

“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在很多人看来，我国古代的贞节观束缚了妇女自由，毁了女性的幸福。但在宋朝，大多数寡妇并没有受到这些贞节观念的约束，她们在丧偶以后，可以选择另嫁他人，追求自己的幸福，更有甚者如王安石，在儿子病重时，直接劝儿媳离婚，改嫁他人。

王安石劝儿媳改嫁不是个例。翻开宋朝史料，关于女性丧偶之后另嫁他人的记载不绝于书，上从皇室权贵，下到平民百姓，甚至形成了一种社会风气。南宋名臣洪迈著有《夷坚志》，虽是志怪小说集，却记载了很多反映宋朝当时社会习俗的故事，有学者统计，《夷坚志》中关于宋朝妇女改嫁的记载多达61例之多，其中再嫁者55人，三度改嫁者6人，“寡妇好嫁”的社会风气可见一斑。

相比来看，宋太宗时期编纂的《太平广记》，与《夷坚志》类似都是志怪小说集，也记载了很多反映唐朝社会习俗的故事，部头要比《夷坚志》大得多，记载唐朝女性改嫁的故事却只有43例。可见宋朝社会风气尤其是对妇女改嫁的开明认识并不亚于唐朝，甚至犹有过之。

即便在正史记载中，关于宋朝女性改嫁的记载也随处可见。翻开《宋史列传》，很多官员的母亲都曾丧夫改嫁，宋神宗钦成皇后朱氏是宋哲宗的生母，其父崔杰早逝，她便随母亲李氏改嫁给朱士安。

元代时程朱理学已经取得统治地位，官方倡导妇女守节，宁可守寡也要终生只嫁一人，做节妇烈女，所以史官在编纂《宋史》时，专列《列女传》一卷，苦苦搜寻宋朝史料，却只搜集到47名所谓“烈女”事迹，其中还有一些根本就不符合“贞节”标准的改嫁女性，史官不得不感慨说：“女人生长环堵之中,能著美行垂于汗青,岂易得哉！”很明显，元代史官认为在宋朝找出这些贞节烈女实在太不容易。

究竟是什么样的因素造成了这种社会风气？主要有三个方面原因。

1，受唐朝五代遗风影响，宋朝并未强制改变。

众所周知，唐朝皇室拥有鲜卑血统，不受儒家伦理道德体系约束，爱情婚姻观念十分开放。

唐太宗李世民杀掉弟弟李元吉后，将李元吉的妻子杨氏纳入后宫；唐高宗李治在李世民死后，公开将父亲留下的武则天迎入后宫，后来更册立为皇后；唐玄宗李隆基更是公开纳儿媳杨玉环为妃，还被唐朝诗人白居易写入《长恨歌》，歌颂两人“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爱情故事。唐朝的公主也都十分开放，著名的太平公主、安乐公主都曾改嫁他人，太平公主甚至嫁过三次。在皇室的强势引领和率先垂范下，唐朝上层社会乃至整个社会对妇女再嫁都有很大的开放度和包容性。

五代受唐朝影响，同样不限制守寡女性的婚姻自由，五代政权中的后唐、后晋、后汉，都是由沙陀人建立的，由于武人当权，胡人主政，严重冲击了儒家传统道德理念，婚姻观念甚至比唐朝更加开放。后周太祖郭威一生先后娶了四任正室夫人，竟然全都是寡妇，有的寡妇还是嫁了三次；后周世宗柴荣发妻死后，郭威做主为他续弦，娶了好友符彦卿的长女妻符氏，符氏也是寡妇。

宋朝建立后，在很多方面都深受唐朝五代社会风气影响，婚姻观念也不例外，毕竟这种风气是从隋唐开始到五代延续将近四百年，绝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改变，而且当时人们并不认为寡妇再嫁是什么违背伦理法制礼仪之事，宋朝并未刻意去改变这种风气。宋太祖赵匡胤十分开明，他曾将自己的长女下嫁给开国功臣王审琦的儿子王承衍，当时王承衍已有妻子乐氏，公主不可能当妾，赵匡胤居然鼓动乐氏改嫁他人，把自己女儿嫁给王承衍，他还曾亲自主持调解民间婚姻纠纷，劝平民女性改嫁他人。

北宋皇室虽然没有像唐朝皇室那样，公开纳父亲遗孀或弟媳、儿媳为妃，但对二婚女性也毫不嫌弃。宋真宗赵恒的皇后刘娥，在民间时曾嫁给银匠龚美，龚美为求生计将她变卖，刘娥才得到进入王府结识赵恒的机会。北宋的公主也像唐朝公主一样可以改嫁，宋太祖赵匡胤的亲妹妹秦国大长公主一开始嫁给米福德，后来米福德去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后，将守寡的妹妹嫁给了开国功臣高怀德。

2，士大夫集团思想开明，程朱理学尚未占据统治地位。

从历史进程来看，将“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上升为束缚妇女的思想绳索是在明清时期，特别是明朝推崇朱熹，将“程朱理学”上升到思想界的绝对统治地位，就连科举取士都从朱熹的《四书集注》中出题，士大夫们从“程朱理学”中提炼总结出“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道德观，所谓“夫为妻纲”“贞洁烈妇”这类概念，就是在明朝提出并成为社会主流，清朝则更加变本加厉。

朱熹虽然是宋朝人，但他生活在南宋宁宗、理宗年间，大多数时间都在地方州县任职，政治影响力十分有限，当时以他和程颢、程颐兄弟为代表的“程朱理学”只是“宋学”众多思想流派中的一支，远不像明清时期那样占据统治地位。即便到宋理宗时，“程朱理学”成为官方显学，但更多是被统治者作为政治工具，用以拉拢理学士大夫，在整个社会上的影响力还不够大，没有达到改变社会风气的地步。

在北宋和南宋前期，程朱理学的影响微乎其微，整个士大夫集团的思想是十分开明的。

名臣范仲淹，少年丧父，随母亲改嫁到长山朱氏，范仲淹对这段经历毫不为忤，还经常拿来教育子弟，他的儿子范纯佑死后，范仲淹更是作主将儿媳妇改嫁给门生王陶，与王安石的做法如出一辙。名臣包拯的儿子包繶早逝，留下一个幼子，包拯担心儿媳崔氏改嫁他人，便试探崔氏心意，看她是否愿意留在包家。这说明北宋时期女性守寡后，不必征求公婆同意，改嫁与否的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

更重要的是，就连“程朱理学”的祖师爷程颢、程颐和朱熹，他们本人的婚姻观念也很开放，绝不反对守寡妇女改嫁，对身边亲属类似行为甚至是明确支持。程颐的父亲程珦，一向讲究孝道，他的侄媳妇、外甥女先后守寡，程老爷子都是亲自操持，帮她们改嫁他人，程颐称赞父亲的行为是“嫁遣孤女，必尽其力”，完全是一种肯定的态度。集理学之大成者，被后世奉为“圣人”的朱熹也赞同守寡女性再嫁，他引用了程颐父亲帮外甥女再嫁的故事，还对这件事评价说：“夫死而嫁固为失节，然亦有不得已者，圣人不能禁也。”就连圣人都不能禁，朱熹本人更不可能禁止女子改嫁了。

3、政策法律和家法族规宽松，允许甚至鼓励女性再嫁。

宋朝法律没有《婚姻法》等专门法律，但《宋刑统》继承唐朝，对妇女改嫁有明确规定，列举了禁止女子再嫁改嫁的几种情形，分别是“居丧改嫁、强迫改嫁、背夫改嫁以及嫁娶有夫之妇”，也就是“居丧期间不得改嫁，不得强迫改嫁，不得瞒着丈夫自行改嫁，不得娶有夫之妇”，而对“夫亡改适”、“寡妇再嫁”都持同情、允许态度。比如：宋真宗时规定“妻不能自给者，自今即许改适”；宋哲宗时规定“女居父母丧及夫丧而贫乏不能自存，并听百日外嫁娶”；南宋时规定“其夫外出三年不归，亦听改嫁”。

宋朝这些规定主要是考虑失去丈夫的女性没有收入来源，很难独立生活，所以允许她们再嫁，但实际执行起来十分宽松，并不局限于女性不能自给才允许改嫁。宋真宗时，宋初宰相薛居正的儿媳柴氏很有心计，在自己丈夫死后悄悄敛走薛家的不少财产，公开宣布改嫁，时任宰相向敏中、张齐贤都看上了柴氏，向柴氏展开感情攻势，两人为一个寡妇发生争执，柴氏选择嫁给张齐贤，但薛居正的孙子发现继母转移薛家财产之事后，到开封府状告柴氏，两人打起财产官司，结果连累到向敏中、张齐贤，事情捅到皇帝那里，宋真宗觉得太荒唐，把两个宰相都罢免了。如果不是牵扯到官司，张齐贤迎娶柴氏是没问题的，这件事充分显示出即便是生存无忧的女性守寡后，在宋朝也是可以自由改嫁的。

宋朝对女子不得改嫁的唯一禁令是针对宗室。北宋初年，朝廷规定宗室女子即便丧夫无子，也不得改嫁，但这条禁令太不人性化，不断遭到反对，所以从宋英宗到宋神宗，再到宋哲宗，多次下诏调整政策，不断放宽宗室女改嫁的限制条件，到后来基本上是完全放开，跟平民百姓没什么差别了。

除了法律和宗室规定外，宋朝民间的家法族规同样允许妇女改嫁。范仲淹曾在老家捐献土地设立义庄，家族中凡有婚丧嫁娶之事，都可以由义庄出资，他还为此制定了《义庄规矩》，规定“嫁女支钱三十贯，再嫁二十贯；娶妇支钱二十贯，再娶不支。”家族中的女子再嫁可以支钱二十贯，男子再娶却不能再支。这样看来，范仲淹不仅支持女子再嫁，待遇比男子再娶还要高。

结语

无论是唐朝五代遗风，还是宋朝本朝政策法规，对寡妇再嫁问题都是允许甚至鼓励的，加上皇室和士大夫集团的开明，守节理念尚未成为束缚女性的道德枷锁一，使得宋朝社会风气十分开放，女性不必像明清时期那样承受巨大的舆论压力和道德钳制，只要不违反《宋刑统》有关禁令，就可以改嫁他人，追求自己的生活和婚姻自由。相比明清时期的女性，宋朝女性显然要幸福许多了。当然，即便是在宋朝，“寡妇再嫁”也只是一定范围内的婚姻自由，远未达到现代社会的自由程度，特别是南宋后期程朱理学兴起后，士大夫集团对女性改嫁的舆论导向也逐渐趋向严苛，到明清时期达到了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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