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咱们就来说说“明初四大案”之一，空印案。
这里的“印”，是官府的大印，“空印”，就是在空白纸上盖了大印。为什么要在空白纸上盖个大印呢？这又能惹出什么大事来呢？
这事儿，跟纳税有关。明朝时期，国家颁布的行政法《明会典》，就规定了大明王朝各个税种，有房地税、当税、牛驴马猪羊税、花布烟包税、酒税、田产税契、牙贴税、海税、抽印木植银、河利银、砖料银、学租、麻银、棒栗折色银……
如果说明朝税收增多是折腾百姓，那收税方式就是折腾官府自己。交税最简单就是交钱，过去是交银子，咱们现在是每个月直接从工资里扣，这叫“货币税”。货币税也很有年头，南宋时，农民交税就开始直接交银子。
可是朱元璋不。大明王朝交税，不要银子，要实物，这种缴税方式叫“实物税”。种大米的你给我缴大米，种小麦的你给我缴小麦，哪怕你是搞蘑菇养殖的，那也得缴一筐蘑菇来。
每到交税的时候，老百姓就手提肩扛，什么竹篮、布袋、独轮车，全村老幼都出动，哼哧哼哧送货，场面相当壮观。接着还得称重、查水分，查质量，农民得把自己辛辛苦苦种出来的农作物，喊着跪着求官老爷收下吧。看尽脸色，受尽刁难。
明朝的税收人员也很恼火。面对大型农贸市场七七八八的农产品，人家要一个个地先称重，验收合格，再把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打包，然后负责运往南京。
这就是明朝初年的税收情况，也是“空印案”的根源所在。
明朝的税务人员也挺不容易，又要下乡征税，又要打包，又要把这些七七八八的东西运到南京去，收个税简直如同收快递。收完快递之后，他们就将遇到一个难缠的甲方国库，以及六亲不认的户部领导。
比如说，某县按照赋税政策，征收了1万斤小麦。接下来，县长大人要一边派人把小麦运到南京，一边给户部打报告，说我县征收了1万斤小麦，计划某日由某某送到国库。然后，负责押送的公务员把小麦送到国库、经国库验收无误之后，才能算正式入库。
但现实情况，古代交通工具不方便，这些征收的实物在运输途中会有损耗。就比方说1万斤小麦吧，遇上阴雨天，会发霉吧？老鼠偷了、麻雀啄了等等。
分量不足情有可原，可是，国库的验收官们只认数字不认人，申报单上写的是多少，就得交多少。写的是一万斤，上秤一称，9999斤，分量不够，拒收；如果是1万1千斤，分量超标，同样拒收！
也就是说，你既不能多，又不能少，否则人家就拒收。这可把办差的基层人员折腾惨了，最后，你只能提前称重，一两不差，然后要在风和日丽、湿度适宜的日子运过去，一路上撵老鼠，赶麻雀，确保不出一点点问题，然后，才能搞定国库那些严苛的验收官。
搞定验收官只是第一步，接下来，国库会开一个接收单，办差人员拿着这个接收单去户部核对，核对无误，才算完成这次的纳税任务。
但是，这一关，比国库还要难过，首先，户部都是京官，他们人忙事多；第二呢，户部的审核更严，按程序，户部官员要拿原始单据，也就是州县最早报告的数据，和国库的接收单一一比对，只有两张单据完全相符，才能最终通过。
这么一对照，问题就来了。问题有大有小，大的呢，有的地方官没搞清楚，把小麦写成了大麦。还有没算好时间的，比如说是8月1日送到京城，结果8月3日才到。小的问题呢，什么格式不对、错别字、忘了签名啊、章盖错了位置，等等。只要有问题，都是一个结果：打回去修改，什么时候改好，什么时候通过。
出了错，那就得本人回去，把消息带回地方，州县官员重新写好报告，再盖好章，再送到南京。要是南京边上的，这一套程序下来，最快也得好几天。那要是云南的呢？广西的呢？四川的呢？甘肃的呢？辽东的呢？那还不得折腾死？哪怕再快，一趟也得小半年！
除了路上奔波，还有个大问题。你能不能保证修改一次，就全都改好了？要是你改的哪个地方又出了点纰漏，你又得跑回去一趟。这样一来一回，谁受得了？谁耗得起？
然而，不管你受不受得了、耗不耗的起，反正按照程序，不搞定户部这一关，你的税收任务就等于没完成。税收没完成，那不止是你一个小小税务官了，整个县上下各级官员，甚至包括省级的领导都得倒霉，轻则贬官，重则坐牢。所以，每年的税收任务，就是地方上的头等大事。
户部报税单出不得错，出错了就得打回原点重新走一趟流程，于是，有人就琢磨出了应对办法。申报单，说到底其实就是一张纸的事情。国库的申报单哪怕再麻烦，也都是人写的。既然是人写的，那就完全可以改。
要改的话，有两个问题必须解决。一个是申报单上必须要有州县长官的亲笔签名。这个不难，人的签名是很容易模仿的。但印章就有点麻烦了，申报单上必须要加盖州县衙门的印章，否则就是废纸一张。这跟现在的公文落款是一样的，署名、日期、公章，一个都不能少。
有人就想了个办法，提前准备好几张空白的公文纸，提前盖好官印。然后揣着这些白纸到南京去，甭管县长是怎么填单子的，你只要按照粮食的实际数量、种类、到达时间，当场填写，重新上报，这样就保证了入库粮食和上报数据完全一致。
即便户部审核发现还有差错，也不用怕。哪里有错，现场重新改就是了，如此一来，大家都省事了，这就是“空印”。
这条潜规则，朝廷的上上下下都很清楚。哪怕是特别苛刻的户部官员，也都知道下面办差人员的难处。毕竟大家都是从这条路走过来的，都干过“空印”的事儿，所以对于下级公务员的这种行为，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实事求是地说，“空印”虽然是违规操作，但也是基层人员的迫不得已。说到底，还是朝廷制订的规矩太苛刻，毛病太多，bug一堆，逼得人搞出的应对之策。除此之外，无论是地方还是中央，国库还是户部，大家都希望尽早完成征税工作，让人家跑来跑去，到头来谁也完不成任务，何必呢？
因此，官场上下都默认此了空印，久而久之就成了官场习惯。那么，为什么它又会演变成“空印案”呢？
一次十分偶然的机会，这些谁也没当回事儿的空印文书，被朱元璋发现了。老朱当场大发雷霆，便叫来了户部尚书，下令严查此事。
在官员们看来，“空印”固然有违章程，但无非就是图个办事方便，既没损害百姓利益，又没侵吞朝廷资产，简化流程、节省人力开支。
可是，老朱却不这么想，在他看来，之所以要地方提前上报，就是为了防止官员们徇私舞弊、侵吞税粮。如今使用空印文书，岂不是可以想填多少就填多少，想侵吞多少就侵吞多少？这不就是贪污腐败吗？这还了得？
震怒的朱元璋命锦衣卫去彻查此事。特务们接到皇帝指令后，迅速四面出击，很快就查了个水落石出。从给空白文书加盖官印的州县官员、基层公务员，到各级主管部门，包括督查不力、消极配合的户部尚书，全部落入了嫌疑人名录。
锦衣卫递上的这个嫌疑人名单太长、人数太多，送上去审理的时候，直接把司法机构的官员给吓坏了。这么多人要是都惩处了那还了得，整个朝廷就没法运转了。
他们便请示朱元璋：人太多了，要不就给个严肃批评，下不为例吧？朱元璋没有手软，一个都别放过，该杀的杀，该罚的罚。
于是命令一下，从中央到地方的大小官员，不管贪官、清官，只要和赋税沾边，只要盖了空印的，统统都倒了霉。最终，有几百上千名官员被卷入空印案，掌管印章的主管级别官员统统被处死。副职、基层公务员等则重打一百大板，然后发配充军。这么一清剿，全国主要地方官员几乎是一扫而空。
“空印案”到底死了多少人，几百年来众说纷纭。根据明史大家吴晗的估算，“空印案”杀了三四万人，清朝张廷玉编写的《明史》，则认为是死了几百号人。
老朱杀人太多，惹的天下是议论纷纷，当时有个叫郑士利的人就很不满意，写了一封奏疏向朱元璋解释“空印”的由来。
郑士利说，之所以搞出空印的事情，不是官员们存心舞弊，而是现有的制度不合理，反复折腾让人来回跑。官员们要想顺利完成交税任务，就只能使用空印本，因此怪不得这些官员。
但是，看完奏疏的朱元璋并没有饶了那些人。什么是空印？赋税是怎么缴纳的？公务员有多辛苦？这些东西，朱元璋在乎吗？不，他不在乎，一个帝王最看重的是什么？是权力。
那么官印又是什么？官府权力的象征。
在专制统治的大明王朝，官印就等同于皇帝赐予的权力，比官员的身家性命还要重要。所以问题就来了，朱元璋心想，这么重要的东西，你们居然敢随便在白纸上盖章，还堂而皇之的拿到京城，就在国库门口、户部衙门里当场填写，这不是赤裸裸的蔑视皇权么？
朱元璋他最缺少的是文化，最提防就是文化人。在他看来，这起“空印案”充分暴露了官员们对他的蔑视，把他赐予的权力不当回事。今天敢发空印，说不准明天就敢把他朱元璋给卖了。这样的官员，就算是清官，留他又有何用？
因此，甭管别人怎么解释，朱元璋就是要杀这些人，而且一个都不能留。一句话，老朱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为了树立自己的威信，抬手又是成百上千的冤魂。
好了，“空印案”我们就讲到这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