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十八帝三百一十九年，外患纷杂，但内部始终保持了经济文化与教育科学的高度繁荣。
宋代的富庶与儒学的复兴、政治的开明有着密切的关系，但随着人口的增长，土地私有制的深化，财产纠纷的主体范围日益扩大，立嗣继承的案件数量日益增多，这对社会秩序的稳定提出了挑战，也对审判的法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从《宋会要辑稿》《名公书判清明集》等基本历史文献来看，宋代的民事审判非常注重证据的运用，田宅交易的进行、土地权能的归属都以契约文书为据，它不仅是宋代财产流转关系的物质载体，也是法官辨别案情真伪的最重要凭证。
“除附公据”作为宋代立嗣继承的凭证，不同于民间契约的自由性，具备官府主导的法定性和权威性，不仅是法律理性的践行，也体现了法官在审判中坚持尊重证据的原则，这是宋代宗族延续的保障，也是中国传统司法的转型。
一、“除附”在宋代的特殊含义
从词义看，除附似乎和立嗣并无本质的联系；从历史典籍看，除附常用于数字的增减、名录的变动。唐代典籍可考，属于皇帝亲缘五等范围内的，以及其他的三等亲，生存与死亡，升级与降级，都必须立册成簿，每三年整理一次。
“凡宫人名籍，司其除附”。宫人名籍的除附也可以看作是一种数字的增减运用。
清代典籍可考，在战场捐躯的官兵，需要一一核对查找，只要是统兵所造成的伤亡，应当每月查办汇报一次，以此体恤官兵鼓励从军。官兵如果头部重伤，除了上奏汇报外，还要按月赏赐。
这里的“除附”更像是“除”这一字的变形，词义用于“除……之外”，与立嗣并无联系。
为何将“除附”研究放在宋代的立嗣审判中，自是缘于它有着不同于其他朝代的独特含义，在司法实践中发挥了平息止争的证明效力。
宋代对于“除附”的应用范围甚广。《宋史》所载，元丰的官制主要分为三级，卿一级，少卿一级，丞和主簿为一级。卿主要负责藩属国的朝贡、宴请、赏赐以及欢送的事宜，以及国家的吉凶祭祀、籍帐管理。
其次是少卿为下级，丞参跟随带领。《宋会要辑稿》所载，户部监督责问掌管农业的太府，还要管理辖区下的仓库事务。
依据法令，这些数据都需要详细记载，名字和数目的变动增减，必须上报。不管是职级的变动、人员的任免、监尃的替移，都需要簿书对交。
以上典籍所提到的“除附”，基本含义都是数字的增减，也正是在这些频繁的使用中，宋代铸就了“除附”的特殊含义。
《名公书判清明集》是“除附”运用于立嗣审判的集大成之体现，在“夫亡而有养子不得谓之户绝”一案中明晰了“除附”的概念。
其一，“除附”就是指，在同宗的两个家庭中，一户人家无子，想要收养别人家的儿子，就按照官府的规定，将这个孩子的户籍移除原户籍，附加到新的户籍上。官府会“除附给据”，这种除附公据实质就是宋代立嗣继承的法定凭据。
其二，即使没有进行除附的立嗣登记程序，但官府查验后发现除附的要件都已具备，按照除附的法律规定处理，在法律意义上，户籍已经发生了变动。不管后续是否会进行户籍的除附，养子的嗣子地位事实上已经被官府认可了。
其三，除附制度在立嗣继承的范围上并不仅仅局限于同宗。若是没有户籍的人家，收养的孩子不是同宗，且年龄在三岁以下，法律规定跟从这一户的姓氏，实际意味着这个孩子成了这一户的嗣子，只不过是没有户籍无法进行登记而已。
二、除附公据的基本规则
1.父母既存，遵从父母
在“嫂讼其叔用意立继夺业”一案中，范通一有四个儿子：长子称作熙甫，二子称作子敬，三子称作达甫，四子称作善甫。
长子夫妻及孩子都亡，父母既存，理应为熙甫立嗣。但范通一认为立嗣会使得长房产业减少，其他几房厚薄不平，故不立嗣，长房产业均分剩余几房，轮流祭祀。
但二子死后，三子逼迫其弟弟和侄子私下签立继文字，让自己的孩子成为长子的后嗣，图谋分得剩余的产业。
法官明断后认为：按照律法应当听从父母的意愿，且父母的倾向已经表示的十分分明了，如果范通一想给长子立嗣，又何苦拖延到长子死后十五年。
砧基簿上有父母兄弟的签名，与现有的除附文字相矛盾，不得不让法官慎重考虑立继的缘由。
也正因为法官明白不进行立嗣是父母的一片苦心，是为了平衡各房的产业，所以最终认定除附文字无效，遵从父母不立嗣的心愿，各房轮流祭祀。
这个例子体现了法官审判过程中对于被继承人选择的看重，遵从父母意愿进行除附制度的适用。
2.夫亡从妻，遵从寡妻
在“谢文学诉嫂黎氏立继”案例中，谢文学起诉长兄的妻子，立堂兄谢鹏之子五八孜为嗣子，却不立自己的儿子五六冬郎为嗣子。
自嘉定三年论诉经隔五年，宁都杨知县、柯知县、赣州僉厅、所在州的赵司法，都认为立嗣应当听从黎氏，谢文学不应当争立，援法据理极为明白。
宁都县曾追到黎氏出官供责。黎氏称其丈夫谢骖还在时，与其弟弟谢骏时常争闹，像是冤家。
当谢骖病重之时，是丈夫自己想要立谢鹏的儿子五八孜为嗣子。又追问到族长和其他族人，都说谢骖自己不愿意立谢骏的儿子，更想让谢鹏的儿子做自己的嗣子。
但夫亡从妻，所以法官判定谢文学是在滥讼，予以惩戒。这个例子体现了法官在审判过程中对于寡妻意见的看重。
3.遵从祖父母意愿
在“后立者不得前立者自置之田”一案中，阿游与丈夫汪球，共生育五个儿子，长子是汪如旦，娶媳是表妹阿周。在长子汪如旦去世后，阿周听从丈夫的遗嘱，遵照婆婆的意思，将二弟汪如珪之子汪庆安，作为自己的嗣子。
当时家里人都知情，也经过了官府的除附程序，拥有除附公据。因此，汪庆安的嗣子地位“与法意无碍，虽官司亦不容加毫末于其问”。
然而经过了十多年，阿游偏爱最小的儿子汪如玉，听他的提议想要更改长子的嗣子，将小儿子的二子作为长子的孩子，引发了这场纷争，汪庆安在官府起诉。
前法官已经做出判决，认定汪庆安才是大房合法的嗣子，只有他是长子的后代，但如玉不服上诉。
上诉的法官仔细了解了案情的起因，发现根源在于汪如玉家庭负担过重，阿游偏爱自己的小儿子希望为其减负，如果没有一个合理的解决措施，那么矛盾是无法化解的。
综合考虑之后，法官做出了支持双立的判决，但后立者不得前立者自置之田。明明嗣子已经适用了除附制度，得到了除附公据，但考虑到祖母的意愿，还是予以了双立。
在除附制度适用的主体上，继承人往往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也尚未见继承人自己拒绝的，大多由被继承人及其近亲属决定，也存在族长或官府决定的情况。
无论是遵从父母、祖父母、寡妻还是官府，这些立嗣的过程都涉及多方面的考量。
“除附”适用的确对立嗣继承有着至高的证明效果，但它的证明功能不局限于除附公据的存在，当事人的主张即使有证据支持，法官也会充分考虑情理的交融，力求得到实质的公正。
三、除附公据对立嗣审判的证明效力
1.除附公据的法定唯一性
纵观书中的判例，诸多宗族在立嗣上是内部决定，并不会告知于官府，更遑论除附的适用。在实践中，立嗣即使不进行户籍的改立登记，财产的继承依旧持续着，宗族内部的关系依旧稳定，但这并不意味着除附制度可以被抛之脑后。
在立嗣审判中，法官首先判断的就是有无除附，其次判断除附的真伪，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还要“参酌人情”，以便平衡处理，让诉讼双方息讼止纷。
在“立昭穆相当人复欲私意遣还”案例中，虞艾娶妻陈氏，但二人故去无后，虞县丞没有为儿子虞艾立嗣子，导致陈佐对陈氏的嫁资提出了异议，产生了官司。
案例中，前任法官驳回了陈佐的诉讼请求，判令虞县丞为儿立嗣继承财产，于是陈氏的家人没有再起纷争，暂时平息了争夺财产的矛盾。但后来虞县丞没有任何理由，想要取消虞继的嗣子身份时，陈佐又起诉虞家。
法官再次判决，认为虞继就是虞艾的嗣子，只有这样才可以使虞艾后继有人，不至于断绝香火，也可以安抚陈佐，使其不再起诉。虞县丞起初立虞继是被逼无奈，后又因为小妾无理遣返嗣子，打算改立，本就是因为没有除附公据。
如果当时前任判官责令立嗣后进行除附制度的适用，就不会有后续的纷争再起，因此后任判官明令，虞继既然先前已经被虞县丞确立为虞艾的嗣子，也是同宗血缘合适之人，没有明显的过错，自然没有无故把人遣走的道理。
可见，对于勘验查实，脉路清晰的案件，法官认为适用除附制度就可以解决，既可以减轻法官的压力，也可以减轻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所受的讼累，这种选择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保存家业。
2.除附公据的实践佐证性
除附公据的证明效力不仅可以确定立嗣继承的主体，也可以明晰立嗣继承的事实。
在“利其田产自为尊长欲以亲孙为人后”一案中，吴子顺和他的儿子都去世了，只留下吴子顺的妻子———阿张一个人在娘家生活。
阿张将自己陪嫁的土地租给子侄劳作收租，但是吴家族里的吴辰，起诉说阿张所持的是吴家的土地，并且主张自己的孙子是吴子顺的后嗣，可以继承田地产业。
在庭审中，法官并不支持吴辰的主张，而是命令吴家宗族选择一个人成为吴子顺的后嗣，为阿张养老送终并继承财产。吴辰所出示的除附公据，是由族长进行担保的，族长虽然签字为吴子大，但其实就是吴辰本人。
吴辰让自己的亲孙成为别人的后嗣，很难说不是私心，竟然也不避嫌，法官因此怀疑公据有假。
到追问吴氏的长辈吴君至，他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田地是张氏自己的陪嫁，与吴氏无关，并且除附公据也确实是假的，是吴君文“假作张氏词，于权官处陈乞给据”。
可见，除附公据是在吴辰的指使下，吴君文虚假伪造了张氏的供词，欺骗了官府所得到的，这并非是张氏的本心。
官府也没有一味的相信除附公据，或者吴辰的一人之言，而是敏锐地发现了证据的不合情理之处，在查证的基础上，洗刷了阿张的冤屈，没有让财产旁落，也使得纠纷平息，阿张老有所依。
无论是除附公据时间存疑、属于伪造，还是因其存在他证，这都要求法官在审判案件时，不能取信于单独的证据，而是采用多种途径收集不同种类的证据，考虑情理与法理，在平息纷争的基础上做出适宜的判决。
四、结语
传统法律文化一脉相承，既可以在审判中找到最初的起因，也可以在审判中找到最终的归属。除附制度不仅仅是一项户籍的登记制度，它串联起了宋代的财产继承与立嗣制度，我们从中读到了除附公据对于立嗣继承的证明效力。
除附制度有着显而易见的历史局限性。对于普通民众而言，立嗣是一项宗族内部可以决定的事情，并且在一定范围内具有权威性，所以一般不会诉诸于官府，即使适用了除附制度，也并不意味着嗣子的人选不可动摇。
除附制度的局限性局限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但它的启发性也是启发于当时的社会背景。
良法善治，法律应当合乎天理人情，能够使普通民众理解并自觉遵守，更应当在适用法律的过程中，注重心与心的交流，掌握社会公众的真实需求，体贴民族地域的独特习俗，知悉普罗大众的忧虑困苦，使百姓心悦诚服、民情安贴，从而达到天理、人情、国法的统一。
宋代的法官就很好地将法理与情理相融合，无论是遵从父母祖父母的意愿，还是考虑宗族内部的和谐，都不拘泥于法律条文的形式正义，不拘泥于除附公据的存在与否，而是以人文关怀的角度实现实质的正义与公平。
这种公平不是残酷的一分为二，而是在维护血缘亲情的情况下所做出的利益衡平。这也正是我们法治新时期所要找寻的本土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