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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城市在人类历史中重要性不言而喻。一个大型城市往往包含着复杂的人口、政治等因素，因此城市管理逐渐成为一门学问。
相比于今天，古代城市管理更为简洁单一，在唐代时期才初步形成了成熟的体制。
唐代时期，中央政府和地方管理者在继承前朝城市管理的经验基础上，结合自身现实状况发展出较为新颖的城市管理体系。
为何唐代时期能够初步形成成熟管理制度？这套制度又有什么特点？
诸侯混战，“城”“市”合一
城市形成初期，“城”与“市”完全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
所谓“城”就是与原始社会的堡垒有所类似，只不过经历时代变迁以后规模更加宏大，用于防卫的墙垣更加坚挺，内部包含居民住所等一系列设施。
而“市”的含义更偏向于集市，也就是用来进行商业贸易的场所。尤其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居民分工更加明确，商品贸易变成必不可少的场所。
发展到后期，为了为居民提供更加方便的贸易途径，集市愈发靠近城池，慢慢地二者合二为一，变成“城市”。
最开始，城池的面积普遍比较小，主要原因是能够居住在城池里面的居民大多数是大宗族或是部落里面的贵族。
只有这些上层阶级才能够得到坚固城堡的保护，而中层以下阶层人民则难以住到城堡里面。
城邑出现以后，大多数城墙较为高大，部分城邑还设计了护城河或是城壕等设施来进一步提高城邑的防御属性。
对于一座城邑来说，外围如果有护城河或是城壕，那么这座城邑必须能够具备较为完整的城市功能，否则一旦被敌人包围则自己就会灭亡。
大多数城邑不仅有厚重的城门供出入，而且还有专门的门卫房和门卫来管理城门的开放。
城邑的设计者还考虑到了气候问题，设计了大量公共下水道来保证碰上阴雨连绵的天气城池不会被雨水淹没。
在城市合一之前，单单城池中往往有着寺庙等用于宗教活动的设施，这主要是用来统一居民的思想，从而达到更加良好的统治效果。
另外，尽管这个时候并没有合并集市，但是城池内依然有着窑厂等设施，这意味着城池本身已经变成了生活地区而非单纯用于御敌的堡垒。
我们国家的城市最初出现于原始社会末期（公元前3000-公元前2000年），也就是尧舜禹时代。
部落在经过演变之后逐渐变成城堡，大型部落的城堡往往规模巨大，形成了我国城市雏形。
在进入封建社会以后，夏商周时期城堡逐渐变成城邑，这个时候的城邑已经具备一定的社会管理功能。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诸侯割据政治势力复杂，诸侯非常热衷于修筑城邑，社会生产力的提高让商业更加发达，再加上中央主导的大变革让城市得到迅速发展。
发达的经济让集市的功能显得更加重要，诸侯慢慢发现如果将集市融合到城池之内更加有利于城池本身的稳固，因此城池和集市慢慢合一，为唐朝时期诞生出一系列城市管理体系奠定基础。
城市作为地方的一种表现形式，在管理方面必然受到中央政府的支配，中央政府对城市的管理主要体现在战略定位上。
因材施教，城市管理学问深
唐代时期，中央在为一座城市进行定位时主要考虑的因素就是城墙。
从我国历史出发，地域广阔战乱频发的现实因素导致城市的建设不得不设立高耸而坚固的城墙。
在战乱之中，城墙能够大幅度提高一座城池的防御力，为城池之中的居民提供安全的港湾。
“所在贼盗蜂起，人多群聚州县”就描述了唐朝安史之乱时期老百姓纷纷涌入城市的现象，甚至在大多数决策者眼中，没有城墙的城池算不上正经城市，这也体现出了中央对于地方城市的切实管理。
从中央的角度来说，城市作为地方势力的一种体现，兴修城市应该由中央拍板决定，否则容易引发地方势力混乱。
《营缮令》明确规定：“诸新造州镇城郭役功者，计人功多少，申尚书省，听报，始合役功。”
即一个城市的修筑应该上报国家，包括其中需要多少人做多少事都要记录在案。
公元736年，鄧州南阳令李泳私自扩建了一座城池，被中央知晓以后立马被降了官职。
公元742年，中央命令“如刺史不承使牒，擅于部内科率者，先加惩责”，也就是说御史和各个地方的观察史应该对地方官员进行严格监督，一旦发现有人修筑城池立马上报，否则就会受到惩罚。
中央在考虑国家层面战略时需要按照重要性的差异来为城市划分不同等级，并且赋予不同的职能和定位。
划分定位的时候，往往会考虑一个城市的人口和功能等多方面因素，其中最为关键的是政治因素。
一般而言，行政地位高的城市往往能够动用更多资本或是劳动力等资源得到最大程度的发展。
秦朝时期，中央政府根据现实情况将整个国家的城市分成了三个行政等级，等级从上往下分别是国都、郡城以及县城。
上下级之间存在着较为明显的隶属关系，与我们今天使用的城市体系有所相似。唐朝时期对城市的划分也沿用了类似体系，形成国都一州治一县治层层递进的城市体系。
而在城市管理方面，管理者对于社会层面的掌控尤为重要，由于城市本身极为复杂，因此在进行社会管理时同样非常复杂，其中涉及到人口等方面的管理。
古代城市绝对算得上人类聚集地，如何将一座城池中的人口进行较为完善的统计成了历代难题。
唐代城市中人口较为复杂，不仅包括常住居民，还包括外来的商人、自主移民过来的难民，甚至还有前来进行考察学习的外国人。
历朝历代管理人口的基本方法之一就是户籍制度，即以家庭为单位来统计一座城池的人口数，唐朝依然将这种方法传承下来，通过对户籍的管理来掌握一座城市人口数量。
对于流动人口，管理者则采取严格限制的措施来尽量避免发生大规模人口流动。
《捕亡律》记载：“诸非亡而浮浪他所者，十日笞十，二十日加一等，罪止杖一百……若营求资财及学宦者，各勿论。阙赋役者，各依亡法。”
如果没有比较特别的原因，如去外地经商或是上学、当官等等，一旦查明自主移民现象，移民十天就会打十棍，每过十天额外增加十棍，一直累积到一百棍为止。
尽管如此，安史之乱的爆发依然导致了大规模移民活动，直接导致了户籍制度的溃败。
这个时候，管理者想出了就近户籍的管理方式，也就是移民过来的人可以给自己申报目前所在地的户籍，而之前的户籍则会自动注销。
甚至，许多南方城市为了吸引百姓移民还出台了许多鼓励政策，号召“苦心精力，以慈爱理之，同其苦甘”。
无论是中央政府对于地方城市的管控，还是地方城市管理者基于现实状况定制的人口措施，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实现国泰民安、百姓富足。
这些管理措施为我国后世的城市管理，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的城市管理提供了宝贵经验。
摸着唐朝过河，汲取唐朝经验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经济发展迅速，城市化建设也得到相应的发展。在城市管理中我们可以借鉴唐朝相关经验，以史为鉴，不断进步。
首先，地方城市势力是国家和民族的一份子，只有国家稳定，地方城市才能拥有较为良好的发展环境。
唐朝初期政治环境安稳，百姓在城内安居乐业，而到了安史之乱时期，北方老百姓纷纷逃离自己所在的城市，移民到相对稳定的南方城市定居。
北方的衰败让外来民族见缝插针，最终导致唐朝衰弱。
另外，城市管理需要多元化。在唐朝，尽管管理者拥有前朝经验可以借鉴，但是终归才疏学浅，对于城市的管理主要集中在人口等硬性方面，忽略了对于一个城市经济和文化的管理。
一座城市只有得到市民的信仰，老百姓对城市本身发挥主人翁精神才能够实现共治。
结语
原始社会时期部落筑成城堡以抵御外敌，在此基础上经过多个时期的发展，完整意义的城市终于出现。
唐朝时期，中央政府和地方管理者在前朝基础上创出一套更加适合当时社会的城市管理方法。
然而，唐朝对于城市的管理较为生硬，不仅只体现在人口等硬性方面，而且对于人口流动等自然现象施以人为限制，不能顺势而为。
在唐代城市管理经验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规避其中僵硬举措，从而增强市民对于城市的认同感，发挥主人翁精神实现共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