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关于消费复苏进度、效果以及可持续的讨论日渐增多。从欧美日消费复苏动能来看，前期的大规模刺激政策“功不可没”，但能否持续仍存未知数。一旦刺激政策退出，储蓄率下降，消费复苏的支撑作用将可能减弱。同时，发达经济体通胀严峻，价格的贡献对消费支出扩大的作用不能忽略，中长期通胀将对消费支出产生抑制作用。如何促进消费、扩大内需不能依靠简单的数据横向类比，应全面准确评估消费复苏偏弱的“疤痕效应”、经济增长预期以及历史积累的债务负担问题。
政策选择上，一方面需要适当扩大直接补贴或实施低收入家庭救助政策，努力改善消费支出预期，同时依托货币政策组合（存量住房市场减息、刚需住房利率优惠等）来降低居民中长期负债成本，并进一步健全社会保障网络，增厚扩内需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通过稳定投资和市场信心来驱动经济恢复性增长预期，扭转短期资产负债表萎缩带来的不利影响，加快结构性改革，促进潜在经济增速回归到正常水平。
长远来看，扩内需是长期战略，不能脱离经济周期和债务周期，应考虑短期与中长期政策的配合，归结为一点，消费增长和贡献度提升的关键仍在于稳定经济增速，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稳定投资和就业信心，创造更具韧性的消费条件和消费预期。
如何衡量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传统方法是将投资、消费和出口作为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主要依据西方经济学的“需求决定供给”理论，按支出法核算。美国“大萧条”后市场失灵的缺陷暴露，现代凯恩斯主义开始流行，公共投资成为重要的经济增长驱动力，而外向型经济主导的经济增长，将淨出口的贡献度提升到新的高度。经济到了一定发展阶段后，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加快提升。国际经验来看，消费贡献度的高低与经济增速以及经济总量规模密切相关。据世界银行统计，高收入国家的人均国民总收入（GNI）及最终消费支出的增长趋势几乎一致，1971至2021年高收入国家人均GNI的年均增速约1.8%，最终消费支出年均增速约2.5%，最终消费支出的增速要高于人均GNI，部分反映高收入国家的超前消费和依赖消费信贷，这也与高收入国家的消费信贷市场更为发达有关。统计显示，发达国家消费信贷占GDP一般达20%及以上。
发达经济体依靠内需支撑
过去一段时间，高收入国家的经济增速不高，消费支出却仍处于扩张区间，二者的增速并不完全匹配，主要原因在于高收入国家所依赖的高赤字所支撑的高福利制度。如今，欧美日发达经济体的高赤字经济陆续引发问题，包括经济中长期增长下行或陷入停滞，同时高福利引发的社会问题。数据显示，1961至1990年高收入国家GDP年均增速和最终消费支出年均增速均为4%左右，1991至2016年两者均降至2%左右，几乎腰斩。同期高收入国家的居民最终消费支出占GDP比重基本维持在58%左右，意味着资本形成和淨出口的占比几乎没有变化。多数发达经济体的贸易长期处于赤字状态，淨出口的贡献度不断下降，如美国、欧盟和日本2022年的贸易赤字均创下近年新高，因此要高度依赖消费内需，否则经济将可能负增长。由此可见，发达经济体经济复苏增长既存在脆弱性，也很难逆转下行态势。
中等收入国家的表现却不尽相同。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1997至2021年中等收入国家人均GNI年均增速约4.3%，最终消费支出年均增速约2%，人均GNI的增速要明显高于最终消费支出，这或许部分解释中等收入国家为何拥有较高储蓄率，但也意味着消费内需仍有较大提升空间。数据显示，中等收入国家1965至2022年的GDP年均增速约4.8%，同期最终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却从65%下降至50%左右。目前而言，新兴经济体的公共投资仍大有裨益，而且淨出口仍有发展余地，最终消费支出占比并不能完全解释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三方共同发力不但有利于拓展居民收入增长空间、促进居民财富增长，而且也是支撑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关键。比较阿根廷、巴西等曾经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的历史经验，虽然超前消费和过度借贷短期内创造了较高的生活水平，但最终是经济增长急速放缓，有效投资和淨出口的增长韧劲不足，导致增长失去动能，不但消费内需增长不可持续，而且错失经济长期增长机会。总之，合理有效的投资、稳定的淨出口以及消费内需的增长应是正确选项。
中等收入国消费贡献稳定
从多数中等收入国家看，无论是居民最终消费支出增速还是占GDP的比重，并未随着经济的中高速增长而加快，总体上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保持在较为稳定的增长区间，没有出现类似高收入国家完全转向消费内需为主的增长模式，淨出口和投资仍占有一定的地位，并发挥支撑经济增长的特殊作用。主要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多数中等收入国家作为后发国家，早期的发展均以出口导向型为主，凭借国际分工体系以及全球产业链转移所创造的比较优势，通常以引进发达经济体的技术和设备等建立工业基础，大都依靠较高的贸易额实现经济增长；其二，多数中等收入国家在工业化初期基础设施较为落后，城镇化率偏低，早期的外向型经济不断推动城市建设，农业人口加快向城市迁徙，因而催生了大量的基建投资需求，政府大规模城镇化创造了更多的公共投资，并以引进外资带动民间投资扩张，投资率普遍较高。
但是，经过多年经济增长所带来的财富积累，中等收入国家的居民杠杆率普遍有上升趋势，主要来自购房和其他大宗消费两方面的驱动：一方面是城镇化率的提升和基建加快，房地产市场变得活跃，购房需求上涨，较低的住房信贷利率，加上炒房热，导致居民杠杆率上升，房贷成为居民资产负债表的主要构成部分；另一方面是经济增长带来的社会发展，居民生活改善和消费升级，例如汽车、家电等大宗消费兴起，超前消费和借贷文化的兴起，催生了消费信贷市场的扩张。据国际清算银行（BIS）数据，2008至2021年新兴市场居民部门杠杆率从25.8%急升至50.6%，14年间几乎翻倍。观察近年中等收入国家的居民储蓄增速情况发现，虽然中等收入国家的居民储蓄占GNI比重仍保持稳定增长（从1996年的25%上升至2021年的36%），但国民淨储蓄占GNI的比重却在2008年到达高位后不断下行。世界银行统计显示，1990至2008年中等收入国家的国民淨储蓄占GNI的比重从10%倍增至20%左右，但近年已降至15%左右。虽然从资产配置的角度可以解释一部分原因，例如中等收入国家的居民配置权益市场的比例上升，但主要原因仍在于居民信贷规模的不断增长。
过高杠杆率引发泡沫风险
这一点可以从国际金融协会（IIF）的数据发现端倪。根据统计，新兴市场家庭债务占GDP的比重，从2001年的15%升至2020年的47%，涨幅超过2倍。考虑到中等收入国家的经济增长相对稳定，但对绝大多数中低收入国家而言，过度的借贷以及偏低的储蓄水平将可能引发家庭债务危机，不利于消费内需的增长。结合高收入国家的经验教训，过高的杠杆率也存在较大的泡沫风险。1990年代日本居民家庭经历的泡沫经济，不但造成消费长期通缩，而且导致30年的经济增长几乎停滞不前，即便日本政府多次大规模刺激却并未见效，仅能勉强维持经济运行。因此，中等收入国家如果经济增长较快步入下行通道，应妥善应对居民杠杆率上升的问题，并尽早提出宏观优化政策修复居民资产负债表，防止出现日本所经历的资产负债表衰退和流动性陷阱。按照这个维度分析，居民消费支出仍应保持在合理增长水平，鼓励适当的、合理的消费支出，并稳定国民储蓄率，为扩内需和内外双循环留余地，否则将可能造成过度透支，削弱未来中长期增长潜力。对多数新兴经济体而言，未来的增长空间既源于城市化浪潮，也在于产业转型升级。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