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1613年—1682年），明末清初思想家、学者，江苏昆山千灯镇人。原名绛，字忠清。明朝灭亡后，因仰慕文天祥学生王炎午的爱国激情和悲壮气节，改名炎武，字宁人，曾化名蒋山佣，被尊称为亭林先生。他一生著述丰富，涉猎甚广，著有《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亭林诗文集》《音学五书》等书，经史百家、天文地理、国家典制、郡邑掌故等无不研究，并皆有所得。
顾炎武是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之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句妇孺皆知的名言，即源自他的著作《日知录》。原文为“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经梁启超先生提炼概括，从此脍炙人口。
明道救世
在明朝末年，顾炎武曾参加过反对宦官权贵斗争的复社组织。清兵入关后，又先后参加过南明的反清斗争和家乡昆山人民自发的武装自卫斗争。
顾炎武一生治学，勤奋专注，被称为“通儒”、清代经学之祖。孔子的学生子夏曾经勉励人们要“日知其所亡”，就是说，每天都要掌握一些过去没有掌握的知识。顾炎武正是这样做的。他每天都会把自己治学的心得体会写成札记，这样整整积累了30 多年，然后再加以整理，这就是传之后世的巨著《日知录》。
顾炎武治学，以“明学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为宗旨。他一生激烈批评空谈心性、剿说玄理的虚无之论，坚决反对雕琢辞章、缀辑故实的无用之学，极力倡导“博学于文”“行己有耻”的学术理念。在他看来，学问之道，贵在明道淑人，抚世宰物。
顾炎武为学以经世致用的鲜明旨趣，朴实归纳的考据方法，创辟路径的探索精神，以及他在众多学术领域的成就，终结了晚明空疏的学风，开启了一代朴实学风的先路，给予清代学者带来极大的影响。
心系天下
顾炎武坚守民族气节，绝不仕清，所以终其一生只是一介布衣。然而他的胸怀廓大，心系天下，“拯斯人于涂炭，为万世开太平，此吾辈之任也”。
顾炎武在他的代表作《日知录》中，提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观点：“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他认为，亡国和亡天下，属于两个并不相同的范畴。易姓改号，改朝换代，即亡国，这类事只需由君臣和肉食者们去关心；败义伤教，无君无父，即封建伦理道德的沦丧，才是亡天下，这类事远远高于亡国，比亡国更加危险，所以必须动员普通民众，与知识分子共同参与，一起来保天下。
250年后，梁启超先生读到此，心潮澎湃，便将其归纳为八个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从此，这八个字便烙印在每一个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里，汇入中华民族思想长河之中。
顾炎武的“天下”观，克服了“华夷之辨”理论的消极性，催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萌生与化育，把中华文化推崇到至高的精神境界，为增强中华民族认同感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经世济民
与传统的文人不同，顾炎武是一个具有商业头脑且能力颇强的经营之才。他认为读书人应该有“救民于水火之心”。
顾炎武50岁以后长期寓居山西、陕西地区，对西北地区的贫困情况进行了详细考察，除了建议政府在西北招抚流亡百姓开辟旷土发展生产外，还提出在西北种棉花、搞纺织，以缓解当地的贫困。
顾炎武在山西的时候，与朋友李因笃等二十余人一起，筹措资金，招募农工，在雁北垦荒。他采取的是“股份制”方式，行之有效地管理和分配。他从南方聘来了能工巧匠，引来水车水磨，教会了农民水利灌溉。他将江南的丝织设备和技术引进西北，在开矿以及发展畜牧业、工商业等方面都提出了自己的主张。
顾炎武思想的核心观点是“经世致用”，他一生致力于对天下苍生有用的学问，其著作《天下郡国利病书》《日知录》《军制论》《田功论》《钱法论》等，研究的都是“当世之务”，凡赋税田亩、钱币权量、河漕水运、盐铁地理等，无不是最切实际、最接地气的论说。
顾炎武的经济思想主要可以概况为几个方面：他认为农业生产是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基础。因此，他强调要加强土地管理和水利工程建设，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质量，以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和经济发展。他提倡发展手工业，提高手工业的技术水平和产品质量，增加财富积累和国家税收。此外，他还主张通过改革税收制度、减少赋税负担等方式减轻农民的负担，促进社会安定和经济繁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