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泾原兵变是唐朝政治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安史之乱后，河朔藩镇处于半独立状态，致使中央集权受到破坏。代宗时期由于种种原因，政府无力解决，唐德宗上台后锐意进取，着手打击跋雇的藩镇。于是在建中年间对开始对河北藩镇大规模用兵。
但是由于用兵策略的失误，不仅没有达到预期的削藩效果，反而引起了泾原兵变。泾原兵变不仅宣告中央新的藩镇政策的失败，也使中唐政治发生重大变化。
一、泾原兵变与中唐政治的变动
1、泾原兵变的发生
唐德宗用兵，先是河北山东四镇相继叛乱，之后淮西李希烈又叛唐，那么面对这样的形式，德宗的对策显然是有些失策的。正如陆蛰所预料的那样，京城的空虚是一种危险。但是德宗并没有放在心上，哥舒耀被李希烈围困于襄城，唐德宗于是发泾原兵以救襄城。结果，泾原兵卒在路过京城长安的时候发生哗变，导致德宗仓皇出逃。
兵变的发生，主要是京师空虚、加上稿赏不足，激怒了士兵的情绪，而一些有政治野心但却没有中军思想的将领加以煽动，最终导致了兵变的发生。
德宗的主要失误在于，军事中心的东移，忽视了京师以及边防的防卫，大家知道德宗初期为了削藩是同吐蕃和解的，那么西部边防便处于相对稳定的时期，但是德宗却忽视了内部叛乱的可能性，陆蛰虽然看到了这一点，但是德宗没有接受。
2、泾原兵变与中唐政治
泾原之变，对于唐德宗而言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德宗执政之初立志解决肃代时期藩镇跋启的状态，力图重建中央权威，在两税法成功实施后，国家财政状况得到巨大改善，这就给德宗的政策提供了可靠的物质保证。
于是在建中二年至三年开始了对河朔藩镇大规模的用兵，唐德宗在先前顺利解决刘文喜事件之后，不能不说让其最初的斗志有所上升，于是在河北和淮西同时开辟两个战场，中央直属的神策军几乎全被调往前线，这个危险之举在陆蛰的奏折中己经之初，但是德宗没有采纳，终于酿成了泾原兵卒的叛乱。
虽然德宗最后重返长安，但是已经深受重创，自此之后德宗的执政风格一改往日，也放弃了对河朔藩镇的武力，而是采取了姑息之策，最早提出藩镇姑息的是宪宗朝宰相杜黄裳，他在同宪宗的谈话中提及，德宗在经历了兵变之后，一改往日的风格，对藩镇务为姑息。
德宗在泾原兵变和李怀光叛乱之后，其对将帅的猜忌之心本已加重，而李展、张延赏，陆赞、窦岑之间的争斗，更加剧了德宗对宰相的猜忌和不信任，故，德宗在贞元年间对陆赞的信任己经远不比在奉天兴元时期，对陆赞的很多奏议都没有听取。
泾原兵变对中央权威的扣一击是致命性的，唐德宗初期的削藩愿望至此彻底破灭，在浸原兵冲进皇宫的时候，德宗竟然没有兵卒护驾，随之而逃的官员也是寥寥可数。朱砒是个潜在的威胁，这一点在德宗将要离去时，萧复曾牵马谏杀之，无奈由于时间紧迫而留下了朱批。
这也最终导致后来的奉天之难，若不是李怀光千里赴难，德宗在奉天恐扛不住朱讹的轮番攻城。
二、唐中央对泾原兵变的处理态度
1、举措失当与李怀光之叛
泾原兵变，德宗在无军勤王的情况下，播迁奉天，叛军首领朱批深知要想保住自己的权力，必须乘机拿下奉天，于是派泾原兵马使韩昊将兵以迎驾的名义急袭奉天，幸运的是段秀实得之此事，遂想办法将其破坏，段秀实也随后不久便英勇而死。
朱砒称帝，立刻兵取奉天，因为他深知自己的势力，又得不到关中各镇的支持，而德宗也是深知此时此刻的危机关头，于是一方面以浑碱、韩游环死守奉天，另一方面，急令各军勤王救驾。
李怀光、李晨、马隧等闻讯后星夜兼程，赶往奉天。后来德宗多次想重新启用卢祀等人，由于朝臣的阻碍最终没有成功，而从中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出把卢祀的奸候作为李怀光叛乱的理由也是不充分的。那么李怀光的叛乱，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个人因素。当然，陈寅沙洛先生在论及李怀光叛乱的时候，认为主要原因是“享赐不均”造成的。
2、中央藩镇政策的失败与兴元赦书
兴元赦书的颁布直接宣告了唐中央政府削藩政策的失败，对于德宗的一生为政而言这也是个转折点。如果说德宗前期的为政特点是重建中央集权，削平藩镇的话，那么之后其工作重心由对外转向了对内，他在后期的执政中，不再信任宰相，尤其是在陆蛰去相之后，德宗不再任相，传统对德宗的性格评价在此也是一个转变。
建中年间，励精图治，贞元间揽权、敛财、猜忌、任用奸臣。德宗先后所任相中张延赏、窦岑、裴延龄等人在史家的眼里，都是奸相。
三、泾原兵变与唐中央政府政策的转变
1、中央政府藩镇政策的缓和
建中年间中央政府对待藩镇的总体政策是要彻底改变之前的姑息之策，企图重建中央集权的权威。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加上德宗的个人因素，在政策推行的过程中遇到了挫折，其重建中央集权的打算并没有真正的实现。
相反，却因此威望扫地，至此，唐德宗不得不改变以往的强硬政策，转而以温和、灵活的手段来推行其政策，那么在作者看来，德宗前后的政策是具有一定的连贯性的，而不是想史家所言，贞元间就是推行的姑息藩镇之策。
德宗在前期的战争中认识到，这些叛镇虽然力量不大，但是他们深深相结，那么加起来便很难对付，更重要的是中央财力无力与地方抗衡，庞大的军事开支无法进行下去，因此，德宗选择了灵活的策略。那么这种策略是分两个方面的，第一，审时度势，对一些力量相对弱小，中央有力量给以惩治的藩镇，德宗依然不放弃强硬的态度。
而对待那些诸如河朔叛镇，这些相对力量较大，难以享福的藩镇则在态度不太明朗的情况下，以制度、人事变动来加以削弱。
另一方面，也是后面所要讲的，德宗的敛财问题，唐德宗不是一位视财如命的君主，究其一生，德宗不近女色，不荒于游乐，那么德宗后期为什么那么渴望敛财呢，那么他所得到的这些财力将做如何用处呢，是不是这是德宗的长远打算，是为顺宗完成其使命打下基础，至少我们没有理由怀疑这一点。
事实上顺宗也不是一个懦弱的皇帝，只是短命而已，而后来的宪宗之所以能在某些程度上取得削藩的成功，这一点与德宗的努力是分不开的，没有德宗的物质积累，宪宗根本无法成功。
2、武力与怀柔的结合
贞元年间中央政府对待藩镇不是一味的姑息，而是采取了针对性的措施，对难以制服的藩镇想办法分化、控制，对事关朝廷利害，可以制服的藩镇则采取了坚决的打击。
建中三年，德宗置横海军于沧州，以程日华为使，沧州自是别为一使，张孝忠唯有易、定而己，贞元四年，程日华死，升横海军为节度，以其子程怀直为留后，又于弓高县置景州，以为属郡，贞元五年，升为节度使。可见德宗用分而治之的手段来对待河朔藩镇。但是河朔藩镇遂有收敛，但是仍不顺命于朝廷。
藩镇之间争一斗不断，德宗屡诏其罢兵，李纳等都百方迁延。但是，最终还是听命于中央，这可以说是中央与地方相互妥协的结果。唐廷在泾原兵变之后的藩镇政策，总体上而一言是以审慎的态度为主的，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对藩镇的姑息。河北藩镇是在兴元赦书之后，答应孝顺朝廷的，这很明显是双方相互妥协的结果。
故一方面朝廷无法使这些藩镇牢牢归顺。另一方面，这些藩镇在前期的战争中也见识了唐廷的坚决。于是双方达成了互解。河北藩镇再次回到代宗时期的那个情形，地方财权、行政管理权等基本上朝廷不能实质性的过问。节帅的任命虽然有时出于圣意，但是变数依然很大，跋危的藩镇依旧渺视中央，各个藩镇之间为了利益，不断发生冲突。
结语：
泾原兵变是唐代政治的重要的转折点，由于唐中央政府统治政策的转变而引起了政局的一系列变化，从而使整个社会在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都发生了重要变化，一直到唐灭亡为止。尤其是在制度方面，泾原兵变后中央在制度上的变革上承安史之乱之后的变化，下起宋代制度的形成。
参考文献：
《旧唐书》
《唐会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