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是万历皇帝朱翊钧的老师、辅政大臣、第一首辅，得他相助挽救了明朝的颓势，但万历皇帝也狠他手握权柄、功高震主，于张居正死后两年，治罪于他并迫害其家人。但是万历皇帝的儿子，明思宗朱由检却说了一句公道话：“思陵之季，抚髀思江陵，而后知：得庸相百，不若得救时之相一也。”
张居正的老师是大名鼎鼎的徐阶，他自幼就是远近闻名的神童，嘉靖二十六年，23岁的他中了进士，入翰林院学习，在徐阶的引导下，学习经邦济世的学问，努力钻研朝章国故，为他日后走上政治舞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在夏言与严嵩、严嵩与徐阶的内阁斗争中，学会了“内抱不群，外欲浑迹，相机而动”。所以张居正不但是一位治国理政得人才，还是一个懂得变通的政坛高手，比如他利用冯保把高拱斗下去，自己当首辅，借以实现自己的救国理想。
早年的学习，让张居正知道明朝弊病缠身，所以他急于借助坐高平台，以施展自己的抱负。万历皇帝十岁登基，他亲自教导，所以万历皇帝朱翊钧勤政好学，就像明太祖朱元璋那般贤明。然而，朱翊钧将“大柄悉以委居正”为两人的相处买下了祸根。
张居正属于翰林文官出身，他期待是天下文治；而自朱元璋开始，不管加强中央集权、加强皇权，年幼的朱翊钧不懂其中利害，将权力委以张居正重托，长大了难道他不懂么？所以这是两个阶级和层次的天然矛盾，首辅掌权、皇帝就得失权，皇帝掌权、首辅就没意义，生死不但要砍皇帝脸色，治国方面，若是遇到明君还好，国泰民安；若是遇见昏君，则国危矣。不过还好，张居正不是严嵩那样的奸臣，他起码对得起万历皇帝放权，万历朝前十年，他为国事夜以继日地操劳，他的改革为大明赢得了中兴之景。对于张居正的成就，那是毋庸置疑的，古有商鞅，后有张居正。他的“一条鞭法”，上承汉唐“两税法”，下接清朝“摊丁入亩”，历史意义重大。他还重用了戚继光等名将，维护了大明的边疆。
万历五年，发生了一件让他陷入两难境地的大事。多年未见的老父去世，按照明朝礼制，朝廷官员的父母过世，必须回到祖籍守孝两年零三个月，期满起复为官。可是张居正的改革才刚刚开始，此时离开必使改革功亏一篑，而且此时神宗还不能亲政，国家大事均需张居正作定夺，皇帝不想让他回家守孝，他做出了唯一的选择就是灭亲情、亡孝义。明朝的士大夫忠君尽孝的观念根深蒂固，未能尽孝何来忠君。御史、科道言官、六部等都在弹劾张居正，那段时间他可谓焦头烂额，最终由万历皇帝下旨制止群臣非议张居正，违者杀无赦，非议才消止。
张居正不是不识变通，但他却十分的强硬，明知道改革会触碰很多阶级的利益，而且在各方阻击下，改革也不能尽善尽美，但他依然要改革。在推行“一条鞭法”时，如海瑞等人就曾经反对过，毕竟此法只能解决浅层次的问题，无法根除明朝赋税不均的顽疾，而且又得罪人，但是张居正依然要实行，先解决眼前困境，以后再徐徐图之。再不如，他推行“考成法”，实现了内阁管六部、六部管六科、六科管衙门，改变了以前“上之督之者虽谆谆，而下之听之者恒藐藐”的政令实施拖沓迹象，实现了朝廷发布的政令“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难道张居正就不知道，这犯了皇帝的机会？“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为主。”功高震主，不得好下场呐！
从万历九年到万历十年，张居正生病了，但他没有请过一天假，坚持办公，次年旧病复发，他精力已竭，已经药石无酒，病逝于万历十年六月二十日。张居正死之时，万历皇帝为之辍朝一天，“谥文忠，赠上柱国衔，荫一子为尚宝司丞，赏丧银500两。”这样的规格是很高的。可是张居正死后第四天，一位御史弹劾张居正推荐的一名官员，结果万历皇帝命其致仕，朝中群臣知道这是要算账的信号，此后科道言官、御史们每天变着花样弹劾已经死了的张居正。终于在两年后，万历十二年八月，由都察院起草的折子弹劾张居正：无视皇帝权威，钳制言官，擅权乱政，最后万历皇帝下旨抄了张居正的家。
查抄时，张家一些老弱妇孺因为来不及离开，被封闭于张府，饿死十余口，张居正80多岁的老母还是在首辅申时行的请求下才留有一所空宅和10顷田地。张居正恐怕生前绝对不能想到，他死后竟然会遭到一手扶持的万历皇帝如此无情的陷害和清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