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朝，为什么武将功劳再大也依旧被文官瞧不起？这是很多读者都比较关心的问题，接下来就和各位读者一起来了解，给大家一个参考。
宋太祖赵匡胤建立大宋朝时曾有不杀大臣的誓言，但不包括武人。
岳飞之死象征了宋代文人政治对武人排斥与迫害的继续。岳飞被构陷而死，并非偶然的历史事件，
文臣陷害武人是宋代政治的传统。如北宋曹利用自杀、王德用和名将狄青遭贬死。
宋代政治抑制武人，以文臣驭兵。但在整个宋代，文臣领兵没有几次军事胜利的。对西夏的战争就是如此，
大多数的当世名臣如夏竦、韩琦和范仲淹等先后都去了前线，“但既无力征服对方，也不能扭转被动挨打的基本战局，不过维持而已”。
北宋最辉煌的胜利是平定侬智高叛乱，而主帅却是狄青。而文人领兵成功大概只有王韶开熙河。文武本两途，
文臣与武将各有所长。汉唐盛世都是文武协力创造的。但宋朝猜忌武将，以文人统军，徒然消耗巨大财力与士兵生命。
秦桧陷害岳飞固为无耻，然其手段亦不过效法张浚及其前辈欧阳修、文彦博等而已。
欧阳修至和三年上《论狄青札子》云：“臣窃见枢密使狄青，出自行伍，号为武勇，自用兵陕右，已著声名，自其初掌枢密，进列大臣，
当时言路者以为不可，今三四年间，虽未见其显过，然而不幸有得军情之名。盖由军士本是小人……武臣掌国枢密而得军情，不唯于国家不便，
亦将不得已而为人所祸者矣。”
所列狄青之罪名难道不是“莫须有”吗？仁宗还想保狄青，但文彦博提醒皇帝“太祖岂非忠臣”。遂出陈州，文彦博并每日两遣中使抚问，
终使狄青惊疑发病而亡。岳飞与狄青命运何其相似，清人昭璉就感叹：“有宋一代，武臣廖廖，惟狄武襄立功广南，稍为生色，……乃欧阳公露章劾之。至恐其有他心，
岂人臣为国爱惜人材之道？狄公终以忧愤而卒。其后贼桧诬陷武穆者，亦袭欧阳之故智也。”
士大夫必欲除狄青而后快，不仅惧其得人心，“狄青起行伍，为枢密使，每出入，小民多聚观，叹其拳勇，至壅马足”。更嫉其不以出身行伍而自卑，
仁宗劝他去其面黥，他却说：“要使天下贱儿，知国家有此名位待之也。”这种自信与提高武将地位的意识最为士大夫所难容。故欧公虽承认狄青“事艺实过人。比其流辈，
又粗有见识，是以军心共服其才能”。但狭隘的政治心胸却贬之“尚未得古之名将一二”。狄青、岳飞都是文武兼修的大将，
不是那种文臣最喜欢的头脑简单的莽夫。因此他们绝难被宋代的政治体制包容。
宋代士大夫诚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济世精神，但其文化人格并非完美，他们还有排除异己，为维护本集团政治利益不惜牺牲王朝大局的一面。其虽有文化之功，
亦少“女主、外戚、宗王、强藩之祸”，然实为一种畸形的政治文化，没有那个王朝只靠修文崇士，擅写文章辞赋就能够长盛不衰的。一旦外敌入侵，
如空中楼阁的繁荣瞬息就灭。岳飞死后，不少官僚不仅不为岳飞洗冤，反助纣为虐，迫害岳飞家属。“秦桧既杀岳氏父子，其子孙皆徙重湖闽岭，
日赈钱米以其活命。绍兴间，有知漳州者，建言叛逆之后不宜存留。乞缓其所急，以尽其天命。”这种斩草除根之想法，可谓狠毒。
岳飞之死虽有其个人因素，如少自晦，不像张浚、韩世忠等于临安广置田宅，使主上放心，遂犯人君大忌。但须明辨者岳飞其实死于宋代文人政治的陷阱，
其“遇秦桧之奸而不免，即不遇秦桧之奸而抑难乎其免矣”。应该跪在岳飞坟前的决不止秦桧一相，亦不必高宗一君，
士大夫官僚也是同谋者。岳飞之死显示了宋代文化的悲剧性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