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知道大明王朝的明神宗万历皇帝朱翊钧数十年不上朝，那他又是什么时候开始怠政的呢？他怠政的程度有多么严重呢？在万历十四年(公元1586年)十月初五，礼部主事卢洪春显得格外忧心仲忡。因为在二十天前，皇帝朱翊钧多次不上朝，下诏说头晕得厉害，必须罢朝。联系到自张居正去世后，万历皇帝连祭拜祖宗太庙都要遣人代行，作为礼部主事的卢洪春觉得要对皇帝讲讲礼了。大明帝国之治，礼仪为先。
卢洪春上疏说：“陛下年轻力壮，诸病症皆不应有，不应有而有之，上伤圣母之心，下骇臣民之听，且废祖宗大典，臣不知陛下何以能自，望陛下以社稷为重，不要文过饰非，掩人耳目。“这份奏疏送上后，毫无疑问成了一个人命运的拐点。不是万历皇帝，而是上疏人卢洪春，他被廷杖六十，革职为民，再也不能对皇帝讲理了。
卢洪春冒死上疏劝皇帝勤政，是一种开始，在万历年间的劝谏史上，前赴后继者数不胜数，只是他们的命运大同小异，都受到了万历皇帝朱翊钧不同程度不同的斥责。从万历十一年魏允贞上疏建言五事开始，到万历四十八年皇帝去世后的第二天，还有巡按直隶御史易应昌上疏论及国势。
明神宗朱翊钧在位四十八年，到头来的结果竟是大明帝国走到崩溃边缘，数十年间无数大臣前赴后继上疏谏言的结果并没有丝毫成效，神宗之“神”也算是叹为观止了。很多迹象表明，张居正不在后，万历皇帝逐渐将自己抛弃了，从勤政走向怠政，朱翊钧脚步坚定，表情也同样坚定。
万历十七年(1589年)三月初九，已经久不上朝的朱翊钧突然从宫内传出一道旨意：“奏对数多，不耐劳剧，不临朝视政。”这是他给自己不上朝以一个合理的借口。与此同时，朱翊钧宣布今后将谢绝在京升授官的面谢，朕不想见到你们，你们也别来烦朕。而在此之前，依惯例被提拔重用的大臣都需要朝觐见皇帝，并当面叩头谢恩。
万历皇帝特立独行做出如此选择，很有“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意思。但是，对大多数大臣来说，他们连见“神龙之首”的机会都没有，又何谈见尾呢？这是万历朝的一个特色。一年之后，朱翊钧又做了一个决定：永罢日讲。“日讲”这个在万历元年由张居正传给他的仪式，朱翊钧一脸冷漠地露出其不耐烦的申请，态度决绝，不容置疑。
事实上在此之前，万历皇帝已经很不耐烦了，他对大臣们所上的奏疏，不批答、不议处，而是留于宫中，谓之“留中”。那些留中的奏疏，仿佛皇帝的心境，慵懒而沉默，充满了对这个世界的不信任和不自信。皇帝如此不作为，以至于老实人兼老好人申时行也看不下去了。
万历十五年(1587年)十月初五日，大学士申时行小心翼翼对皇帝上疏建议说，很多奏章已经在您那放了十多天，更有一个月甚至二三月不批复的，提请皇上还是立即签发吧。但是很遗憾，申时行的这份奏疏也被“留中”不发，申时行只能无可奈何。当然皇帝也不是一味无趣，他有时也玩玩幽默。
万历十四年(1586年)三月初三，朱翊钧下诏求言，希望大臣们畅所欲言，以共享天下太平之治。结果是无数上疏言事的大臣们自食其果，这其中的杰出代表使是礼部主事卢洪春。万历十五年也是个黑色幽默年，皇帝一方面下令申时行等人进呈《累朝训录》,将祖宗训录汇编成一千九百二十八卷，以为自己资政之用。
另一方面他又抛弃传统，永罢日讲，让申时行摸不着头脑，只能从“圣心难测”的角度去加以解读。不过，幽默说到底只是皇帝一个人的游戏，百官们不敢陪着他玩。万历后期，越来越多的大臣们选择离去，不愿或者说不屑于做这个王朝的陪衬演员。万历三十年(1602年),据统计，南北两京缺尚书三人，侍郎十人，科、道官员九十四人。
全国缺巡抚八人，布、按、监司缺六十六人，知府缺三十人（见《明史》）。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三月初二，吏部报告：全国知府缺员二分之一。万历三十七年，吏部和礼部的部长和副部长都告缺，无奈之下，皇帝只得以礼部侍郎吴道南代理尚书，总算是让国家机器继续运转下去。更多的人志在求去，曾为太常寺卿、都察院佥都御史的詹沂因为上疏退休未获批准。
他索性封印自归，连退体金都不要了。万历三十九年十月初一日，户部尚书赵世卿接连上疏求去而不得，干脆步詹沂后尘，乘一辆破车逃回老家。万历四十年二月十八日，吏部尚书孙丕扬在连上二十余疏请求退休得不到批准的情况下，也选择拜疏自归，成为大明帝国的又一轰动新闻。
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二月十七日，兵部尚书崔景荣因为屡次上疏请求退休未获批准，封印出城，算是自动离职。不过最决绝的例子还属李庭机，这位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闭门数月不入朝办事，连上疏一百二十余次请求退休，最终万历皇帝不胜其烦，只得让他归去。
大明帝国呈现如此颓废的气象，说起来也是古今奇观，就凭这些事件，大明岂能不亡？所以一直以来“明亡实亡于万历”的说法是有根据的。说一千道一万，最后的问题其实都可以归拢到万历皇帝这里。朱翊钧数十年与大臣们“躲猫猫”,大臣们当然也要投桃报李，和他一起玩这个心照不宣的游戏了。万历时代的大明王朝，人心尽失，皇帝很寂寞。他在后宫中幽怨地看着这个分崩离析的朝廷，就像这个朝廷幽怨地期待他归来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