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陵观察网 历史 穿越回金朝,在金中都要逛哪条街?

穿越回金朝,在金中都要逛哪条街?

北京晚报·五色土 | 作者 蔡辉

“市易,井肆连络,阗阗杂沓……加之河渠运漕,通于海峤,篙师舟子,鼓楫扬帆,懋迁有无。泛历海岱、青兖之间,虽数百千里之远,徼之便风,亦不浃旬日可至。粮稻黍、鯯鱼虾鲊不可胜食也……虽斧斤不入山林,而材木不可胜用也。其富商大贾,货置丛繁,既迁既引,隐隐展展然,鳞萃鸟集,鬻者兼赢,求者不匮,大率资鱼盐之利。”

这是《日下旧闻考》中记录的金中都,异常繁华。

原文引自《刘晞颜新建宝坻县记略》。宝坻(今属天津市)是连接金中都与出海口的要津,供金中都的鱼盐皆从此经过,看宝坻,即知金中都之盛。

宝坻得名,亦与金中都有关。据史料载,金大定十一年(1171年),金世宗视察新仓(即今宝坻),对侍臣说:“此新仓镇人烟繁庶,可改为县。”“盐乃国之宝,取如坻如京之义。命之曰宝坻,列为上县。”在金朝,宝坻还一度改名为盈州。

背靠金中都,宝坻发展成一个万商云集的商业重镇,由此知金中都的实力。

可惜元灭金时,金中都被焚毁,但在元代,金中都的残留部分仍以商业繁荣著称。残留的金中都和元大都靠数条斜街相连(如今天的樱桃斜街、铁树斜街等),到明朝时,这些斜街被兵部尚书王象乾称为龙脉,在“交龙碑”上,他写道:“正阳门西,由臧家桥至宣武门,乃龙脉交通车马辐辏之地。”而“龙脉”的起点,即金中都的檀州街。

檀州街是金中都最繁华的街,穿越回金朝,一定要逛逛檀州街。

金代杖鼓伎乐人物砖雕

最繁华的街来自唐朝

唐代即有檀州街,檀州街是老北京最古老的街。檀州街具体位置在哪,有三种说法:

其一,即今宣武门外的三庙街,清代此处有三座庙,均祀关帝;

其二,唐代檀州街应是南北向,不是东西向;

其三,于杰、于光度先生在《金中都》中,称:“辽南京城既为八门,但只有一条横贯东西的大街,即安东-清晋两门之间的大街,似即檀州街。此街当在今广安门内、外大街上。”安东门在今菜市口以西、烂缦胡同北口偏西处,清晋门在今广外甘石桥稍东。

安东门的位置被考古证实,今西砖胡同与广安门内大街交界处的绿化带中,有“辽安东门故址”纪念碑。后说还有一个佐证,即安东门曾被称为“檀州门”,显因檀州街人流密集,频繁出入安东门,成此俗称。

檀州街如何得名?可能与密云(唐代时称檀州)有关。檀州是唐代北防的重心,也是贸易的边界,宋代刘敞在《檀州》一诗中写道:

穷谷回看尽,

孤城平望遥。

市声衙日集,

海盖午时消。

海盖即海上的雾气,晨兴午消,刘敞以此形容檀州的“早市”状态。

不妨猜想:唐朝时,檀州商人将交易来的物品带到蓟城(即金代的中都,唐幽州的治所)销售,成一条商业街,才有了“檀州街”之名。

三庙街是唐代所建,距今超900年,也曾以商业闻名,一般认为,它不是后来的檀州街。在学界,第三种说法基本压倒前两种说法。

小商贩打造出“龙脉”?

值得注意的是,元代仍有檀州门,据《元典章·户部》:“今人到檀州门有管税木场官,每三十分抽一分。”

此时金中都已被焚毁,据元代虞集的《游长春宫诗序》:“国朝(指元代)初,作大都于燕京北东,大迁民实之。燕城废,惟浮屠、老子之宫等不毁。”

据《日下旧闻考》,元大都“定鼎于中都之北三里”,残留的金中都被称为“南城”,贸易仍繁荣,与“元大都”长期并存。

一般认为,留在“金中都”的商人往来元大都,致沿线贸易繁荣,即后来的“龙脉”。著名学者王世仁在《宣南龙脉述略》中提出,唐代已有“龙脉”。

王世仁认为,唐太宗数次征辽,兵力多达几十万,当时蓟城还是“坊墙制”城市,“城中凡二十六坊,坊有门楼,上署其额”,每坊用高墙分隔,靠坊门往来,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军很难在城内驻扎,只能“连同车马粮秣,全部屯于城外”,随着大军向东北开拔,“这些斜街应当就是大军走出的道路”。

古代军队出发,游商往往跟随。军人有军饷,能持续消费,且受交通限制,部队必须分头进发,有时会驻扎数月,形成了难得的商业机会。所以,“一批小商贩随军供应副食杂用。他们驱赶牛羊,推车挑担,停顿下来便垒灶支锅,屠宰烹制,或出售一些日用杂货。”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让英军倍感惊讶的是,即使在交战时,勇猛的小商贩们仍划小船至军舰交易,完全不顾炮火猛烈,无法驱散。

王世仁先生的说法有趣,但棚户街跨越数百年,从唐代传到明代,未免离奇。

安禄山原是经纪人

檀州街繁华,唐代时,它与丝绸之路相接。26坊中,有罽宾坊、肃慎坊、卢龙坊等。

罽宾国是西域诸国之一,汉武帝时与中原建立关系,罽宾人近似粟特人,擅长贸易。肃慎是生活在黑龙江、松花江流域的古老部族,被认为是女真人的源头之一。卢龙在今秦皇岛附近,是商周时孤竹国的后裔。来自不同地区的商人们聚居蓟城,促进了商业发展。

据《房山云居寺石经题记》,唐代蓟城分三十余行,米行即分为白米行、大米行和粳米行,丝绸行亦分大绢行、小绢行、新绢行、彩帛行、丝锦彩帛行、小彩行、幞头行、布行等,另有屠行、五熟行、肉行、油行、椒笋行、果子行、生铁行、炭行、磨行、染行、靴行、杂货行、杂行、新货行、宝行等。

安禄山原本是“牙人”,即“互市牙郎”,相当于经纪人。他的母亲是粟特人,父亲是突厥人,靠语言优势,撮合国际贸易维生,因吃了上家吃下家,该职业受鄙夷,后代有“车船店脚牙,无罪也该杀”之说。叛唐前,安禄山“分遣商胡诣诸道贩鬻,岁输珍货数百万”。

辽代檀州街进一步发展。辽南京(曾改名南京幽都府,后改名析津府,即金中都)虽是陪都,却是经济最发达的城市,“与赋当域中一半”,即每年一半税收来自它。

据《契丹国志》,“燕京析津府,户口三十万。大内壮丽,城北有市,陆海百货聚于其中。僧居佛寺,冠于北方。锦绣组绮,精绝天下。膏腴蔬瓜、果实、粱稻之类,靡不毕出,而桑柘麻麦羊豕雉兔不问可知,水甘土厚,人多技艺。”

治国就像炒栗子

燕京地处辽与北宋的分界线,辽代皇帝重视它,既为争取人心,也为与北宋贸易,获取更多财富。辽帝曾“以古北、松亭、榆关征税不法,致阻商旅,遣使鞫之”,“驰居庸关税,以通山西籴(音如迪,买入粮食)易”。辽朝最大的陶瓷工厂便设在今门头沟区的龙泉务村。

辽朝名臣刘六符(北府宰相刘慎行之子,刘备的第26代孙)去世前,建议辽道宗:“燕云实大辽根本之地。愿深结民心,无使萌南思也。”辽道宗“遂减赋税三分之一,两地供输者皆知之”。

据陈智超等学者在《试论辽燕京与金中都经济发展的原因》中钩沉,辽圣宗太平五年(1025年),“燕民以年谷丰熟,车驾临幸,争以土物来献。上礼高年,惠鳏寡,赐酺饮(即民间大型聚会,未得官方批准,在当时属犯罪行为)。至夕,六街灯火如昼,士庶嬉游,上亦微行观之。”这里的“六街”,指檀州街为中心的闹市。

一次,辽圣宗问“辽代大儒”萧韩家奴有何建议,萧韩家奴说:“我只懂炒栗子,炒栗子很难,小的熟了,大的还生,大的熟了,小的就焦了。最好让大的小的一起熟。”辽圣宗哈哈大笑。

萧韩家奴的意思是,应顾忌小民利益,“省徭轻赋,人乐其生”,这是史上著名的“托栗讽谏”。炒栗子是北京特产,此事应发生在北京。

据《新唐书》,天宝元年(742年)时,幽都仅“户两千四百十五,口万一千六百三”,到 金海陵贞元元年(1153年),已“户二十二万五千五百九十二”,此时尚未迁都北京,该数据更多体现的是辽代成绩。

办宴席就是一起喝粥

辽燕京的宫城在城市一角,金朝在东、南、西三个方向扩展燕京城,让宫城基本处在中轴线上。

金人早期生活俭朴,不重商。据《三朝北盟会编》:“其饭食则以糜酿酒,以豆为酱,以半生米饭,渍以生狗血及葱韭之属,和而食之,芼以芜荑。食器无瓠陶,无匕箸,皆以木为盆。春夏之间,止用木盆注鲜粥,随人多寡盛之,以长柄木勺回环共食。下粥肉味无多品,止以鱼生、獐生,间用烧肉。”

南宋马扩随阿骨打出猎,称:“遇阿骨打聚诸酋共食,则于炕上用矮抬子或木盘相接。人置稗饭一碗,加匕其上。列以齑韭、野蒜、长瓜,皆腌渍者。别以木楪,盛猪羊鸡鹿兔狼獐麂狐狸牛驴犬马鹅雁鱼鸭蛤蟆等肉,或燔(烤)或生脔,多芥蒜渍沃续供列。”“谓之御宴者,亦如此。”

金人喜麨(音如炒),即炒面或炒米,加水一煮成粥,办宴席即集体喝粥,唯大宴有最重视的“油煮面食”,称大软脂、小软脂,似油饼、油条。

金朝少生姜,“每两价值千二百”,“遇大宾至,缕切数丝置碟中,以为异品,不以杂之饮食中也”。

金朝还有一反商业的民俗,即每年元月十六日“放偷”,即“金国治盗甚严,论罪外皆七倍责偿。唯正月十六日则纵偷一日以为戏,妻女、宝货、车马为人所窃,皆不加刑。是日,人皆严备,遇偷至则笑遣之。”

金灭辽、北宋后,北方一度萧条,但很快便恢复。大定九年(1169年),南宋使者楼钥入河北境,称:“自南京(今河南商丘)来,饮食日胜,河北尤佳。可知其民物之盛否。”

金朝对商业管控多

中都刚落成时,南宋使者称它“道旁无居民,城壕外土岸高厚,夹道植柳甚整”,金太宗初年,宋朝使臣许亢宗所见檀州街已是“陆海百货萃于其中”。大定年间,中都年商税16.4万贯,承安元年(1196年)增至21.5万贯。

大定二十一年(1181年),金世宗完颜雍要过檀州街,去兴德宫祭死去的李元妃,可檀州街到处乐声,金世宗欲禁,但转念一想,说:“细民日作而食,若禁之,是废其生计也。”金世宗遂出城,绕过檀州街,回来时却发现,“街衢门肆,或有撤毁,障以帘箔”,看来下层官吏太积极,金世宗说:“何必尔也!自今勿复撤毁。”

金世宗开明,“郡县吏皆奉法,百姓滋殖,号为小康”,“计天下岁入二千万贯以上,一岁之用余千万”。

金中都酿酒业最著名,所谓“燕酒名高四海传”,年收税40余万贯,占全部收入的1/8多。金人好饮酒,带来种种问题,金帝下令,无事饮酒算犯罪,意外推动茶消费。元光二年(1223年),官员上奏:“凡五十余郡,郡日食茶率二十袋,袋直银二两,是一岁之中妄废民银三十余万也。”金朝又下令,七品以下禁止喝茶。

金朝管控太多,类似问题在近代英国也出现过,官员抱怨进口印度棉布太多,建议严禁,亚当·斯密反驳说,每个人只有挣到足够多的钱才会去买印度棉布,买的多,说明英国消费者的钱多,才幸免于生产棉布这种低端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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