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晚报·五色土 | 作者 蔡辉
“市易，井肆连络，阗阗杂沓……加之河渠运漕，通于海峤，篙师舟子，鼓楫扬帆，懋迁有无。泛历海岱、青兖之间，虽数百千里之远，徼之便风，亦不浃旬日可至。粮稻黍、鯯鱼虾鲊不可胜食也……虽斧斤不入山林，而材木不可胜用也。其富商大贾，货置丛繁，既迁既引，隐隐展展然，鳞萃鸟集，鬻者兼赢，求者不匮，大率资鱼盐之利。”
这是《日下旧闻考》中记录的金中都，异常繁华。
原文引自《刘晞颜新建宝坻县记略》。宝坻（今属天津市）是连接金中都与出海口的要津，供金中都的鱼盐皆从此经过，看宝坻，即知金中都之盛。
宝坻得名，亦与金中都有关。据史料载，金大定十一年（1171年），金世宗视察新仓（即今宝坻），对侍臣说:“此新仓镇人烟繁庶，可改为县。”“盐乃国之宝，取如坻如京之义。命之曰宝坻，列为上县。”在金朝，宝坻还一度改名为盈州。
背靠金中都，宝坻发展成一个万商云集的商业重镇，由此知金中都的实力。
可惜元灭金时，金中都被焚毁，但在元代，金中都的残留部分仍以商业繁荣著称。残留的金中都和元大都靠数条斜街相连（如今天的樱桃斜街、铁树斜街等），到明朝时，这些斜街被兵部尚书王象乾称为龙脉，在“交龙碑”上，他写道：“正阳门西，由臧家桥至宣武门，乃龙脉交通车马辐辏之地。”而“龙脉”的起点，即金中都的檀州街。
檀州街是金中都最繁华的街，穿越回金朝，一定要逛逛檀州街。
金代杖鼓伎乐人物砖雕
最繁华的街来自唐朝
唐代即有檀州街，檀州街是老北京最古老的街。檀州街具体位置在哪，有三种说法:
其一，即今宣武门外的三庙街，清代此处有三座庙，均祀关帝；
其二，唐代檀州街应是南北向，不是东西向；
其三，于杰、于光度先生在《金中都》中，称：“辽南京城既为八门，但只有一条横贯东西的大街，即安东-清晋两门之间的大街，似即檀州街。此街当在今广安门内、外大街上。”安东门在今菜市口以西、烂缦胡同北口偏西处，清晋门在今广外甘石桥稍东。
安东门的位置被考古证实，今西砖胡同与广安门内大街交界处的绿化带中，有“辽安东门故址”纪念碑。后说还有一个佐证，即安东门曾被称为“檀州门”，显因檀州街人流密集，频繁出入安东门，成此俗称。
檀州街如何得名？可能与密云（唐代时称檀州）有关。檀州是唐代北防的重心，也是贸易的边界，宋代刘敞在《檀州》一诗中写道：
穷谷回看尽，
孤城平望遥。
市声衙日集，
海盖午时消。
海盖即海上的雾气，晨兴午消，刘敞以此形容檀州的“早市”状态。
不妨猜想：唐朝时，檀州商人将交易来的物品带到蓟城（即金代的中都，唐幽州的治所）销售，成一条商业街，才有了“檀州街”之名。
三庙街是唐代所建，距今超900年，也曾以商业闻名，一般认为，它不是后来的檀州街。在学界，第三种说法基本压倒前两种说法。
小商贩打造出“龙脉”？
值得注意的是，元代仍有檀州门，据《元典章·户部》：“今人到檀州门有管税木场官，每三十分抽一分。”
此时金中都已被焚毁，据元代虞集的《游长春宫诗序》：“国朝（指元代）初，作大都于燕京北东，大迁民实之。燕城废，惟浮屠、老子之宫等不毁。”
据《日下旧闻考》，元大都“定鼎于中都之北三里”，残留的金中都被称为“南城”，贸易仍繁荣，与“元大都”长期并存。
一般认为，留在“金中都”的商人往来元大都，致沿线贸易繁荣，即后来的“龙脉”。著名学者王世仁在《宣南龙脉述略》中提出，唐代已有“龙脉”。
王世仁认为，唐太宗数次征辽，兵力多达几十万，当时蓟城还是“坊墙制”城市，“城中凡二十六坊，坊有门楼，上署其额”，每坊用高墙分隔，靠坊门往来，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军很难在城内驻扎，只能“连同车马粮秣，全部屯于城外”，随着大军向东北开拔，“这些斜街应当就是大军走出的道路”。
古代军队出发，游商往往跟随。军人有军饷，能持续消费，且受交通限制，部队必须分头进发，有时会驻扎数月，形成了难得的商业机会。所以，“一批小商贩随军供应副食杂用。他们驱赶牛羊，推车挑担，停顿下来便垒灶支锅，屠宰烹制，或出售一些日用杂货。”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让英军倍感惊讶的是，即使在交战时，勇猛的小商贩们仍划小船至军舰交易，完全不顾炮火猛烈，无法驱散。
王世仁先生的说法有趣，但棚户街跨越数百年，从唐代传到明代，未免离奇。
安禄山原是经纪人
檀州街繁华，唐代时，它与丝绸之路相接。26坊中，有罽宾坊、肃慎坊、卢龙坊等。
罽宾国是西域诸国之一，汉武帝时与中原建立关系，罽宾人近似粟特人，擅长贸易。肃慎是生活在黑龙江、松花江流域的古老部族，被认为是女真人的源头之一。卢龙在今秦皇岛附近，是商周时孤竹国的后裔。来自不同地区的商人们聚居蓟城，促进了商业发展。
据《房山云居寺石经题记》，唐代蓟城分三十余行，米行即分为白米行、大米行和粳米行，丝绸行亦分大绢行、小绢行、新绢行、彩帛行、丝锦彩帛行、小彩行、幞头行、布行等，另有屠行、五熟行、肉行、油行、椒笋行、果子行、生铁行、炭行、磨行、染行、靴行、杂货行、杂行、新货行、宝行等。
安禄山原本是“牙人”，即“互市牙郎”，相当于经纪人。他的母亲是粟特人，父亲是突厥人，靠语言优势，撮合国际贸易维生，因吃了上家吃下家，该职业受鄙夷，后代有“车船店脚牙，无罪也该杀”之说。叛唐前，安禄山“分遣商胡诣诸道贩鬻，岁输珍货数百万”。
辽代檀州街进一步发展。辽南京（曾改名南京幽都府，后改名析津府，即金中都）虽是陪都，却是经济最发达的城市，“与赋当域中一半”，即每年一半税收来自它。
据《契丹国志》，“燕京析津府，户口三十万。大内壮丽，城北有市，陆海百货聚于其中。僧居佛寺，冠于北方。锦绣组绮，精绝天下。膏腴蔬瓜、果实、粱稻之类，靡不毕出，而桑柘麻麦羊豕雉兔不问可知，水甘土厚，人多技艺。”
治国就像炒栗子
燕京地处辽与北宋的分界线，辽代皇帝重视它，既为争取人心，也为与北宋贸易，获取更多财富。辽帝曾“以古北、松亭、榆关征税不法，致阻商旅，遣使鞫之”，“驰居庸关税，以通山西籴（音如迪，买入粮食）易”。辽朝最大的陶瓷工厂便设在今门头沟区的龙泉务村。
辽朝名臣刘六符（北府宰相刘慎行之子，刘备的第26代孙）去世前，建议辽道宗：“燕云实大辽根本之地。愿深结民心，无使萌南思也。”辽道宗“遂减赋税三分之一，两地供输者皆知之”。
据陈智超等学者在《试论辽燕京与金中都经济发展的原因》中钩沉，辽圣宗太平五年（1025年），“燕民以年谷丰熟，车驾临幸，争以土物来献。上礼高年，惠鳏寡，赐酺饮（即民间大型聚会，未得官方批准，在当时属犯罪行为）。至夕，六街灯火如昼，士庶嬉游，上亦微行观之。”这里的“六街”，指檀州街为中心的闹市。
一次，辽圣宗问“辽代大儒”萧韩家奴有何建议，萧韩家奴说：“我只懂炒栗子，炒栗子很难，小的熟了，大的还生，大的熟了，小的就焦了。最好让大的小的一起熟。”辽圣宗哈哈大笑。
萧韩家奴的意思是，应顾忌小民利益，“省徭轻赋，人乐其生”，这是史上著名的“托栗讽谏”。炒栗子是北京特产，此事应发生在北京。
据《新唐书》，天宝元年（742年）时，幽都仅“户两千四百十五，口万一千六百三”，到 金海陵贞元元年（1153年），已“户二十二万五千五百九十二”，此时尚未迁都北京，该数据更多体现的是辽代成绩。
办宴席就是一起喝粥
辽燕京的宫城在城市一角，金朝在东、南、西三个方向扩展燕京城，让宫城基本处在中轴线上。
金人早期生活俭朴，不重商。据《三朝北盟会编》：“其饭食则以糜酿酒，以豆为酱，以半生米饭，渍以生狗血及葱韭之属，和而食之，芼以芜荑。食器无瓠陶，无匕箸，皆以木为盆。春夏之间，止用木盆注鲜粥，随人多寡盛之，以长柄木勺回环共食。下粥肉味无多品，止以鱼生、獐生，间用烧肉。”
南宋马扩随阿骨打出猎，称：“遇阿骨打聚诸酋共食，则于炕上用矮抬子或木盘相接。人置稗饭一碗，加匕其上。列以齑韭、野蒜、长瓜，皆腌渍者。别以木楪，盛猪羊鸡鹿兔狼獐麂狐狸牛驴犬马鹅雁鱼鸭蛤蟆等肉，或燔（烤）或生脔，多芥蒜渍沃续供列。”“谓之御宴者，亦如此。”
金人喜麨（音如炒），即炒面或炒米，加水一煮成粥，办宴席即集体喝粥，唯大宴有最重视的“油煮面食”，称大软脂、小软脂，似油饼、油条。
金朝少生姜，“每两价值千二百”，“遇大宾至，缕切数丝置碟中，以为异品，不以杂之饮食中也”。
金朝还有一反商业的民俗，即每年元月十六日“放偷”，即“金国治盗甚严，论罪外皆七倍责偿。唯正月十六日则纵偷一日以为戏，妻女、宝货、车马为人所窃，皆不加刑。是日，人皆严备，遇偷至则笑遣之。”
金灭辽、北宋后，北方一度萧条，但很快便恢复。大定九年（1169年），南宋使者楼钥入河北境，称：“自南京（今河南商丘）来，饮食日胜，河北尤佳。可知其民物之盛否。”
金朝对商业管控多
中都刚落成时，南宋使者称它“道旁无居民，城壕外土岸高厚，夹道植柳甚整”，金太宗初年，宋朝使臣许亢宗所见檀州街已是“陆海百货萃于其中”。大定年间，中都年商税16.4万贯，承安元年（1196年）增至21.5万贯。
大定二十一年（1181年），金世宗完颜雍要过檀州街，去兴德宫祭死去的李元妃，可檀州街到处乐声，金世宗欲禁，但转念一想，说：“细民日作而食，若禁之，是废其生计也。”金世宗遂出城，绕过檀州街，回来时却发现，“街衢门肆，或有撤毁，障以帘箔”，看来下层官吏太积极，金世宗说：“何必尔也！自今勿复撤毁。”
金世宗开明，“郡县吏皆奉法，百姓滋殖，号为小康”，“计天下岁入二千万贯以上，一岁之用余千万”。
金中都酿酒业最著名，所谓“燕酒名高四海传”，年收税40余万贯，占全部收入的1/8多。金人好饮酒，带来种种问题，金帝下令，无事饮酒算犯罪，意外推动茶消费。元光二年（1223年），官员上奏：“凡五十余郡，郡日食茶率二十袋，袋直银二两，是一岁之中妄废民银三十余万也。”金朝又下令，七品以下禁止喝茶。
金朝管控太多，类似问题在近代英国也出现过，官员抱怨进口印度棉布太多，建议严禁，亚当·斯密反驳说，每个人只有挣到足够多的钱才会去买印度棉布，买的多，说明英国消费者的钱多，才幸免于生产棉布这种低端劳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