宦官秘书
中国历史上的宦官。一般同时具有君主帝王家奴与国家官员的双重身份;早在战国和秦汉时期。宦官的身份性质。
就大体完成了从单纯的君主帝王家奴到兼有官员身份的转化过程。是凡能在史书上、特别是在“正史”下留下一笔的宦官。
根本不是一般意义的“奴隶”、“家奴”。而是实实在在的“官”。
憨氏编著的一本不起眼的书—《幕僚—中国命运的实际操纵者》。就颇有见地的指出:“宦官:帝制大厦中的特殊幕僚”(教育科学出版社193年5月版。第8页)。
而早在198年7月。《中国秘书史》的作者杨剑宇。就大胆而成功地创造了“宦官秘书”一说(同济大学出版社)。
根据实际情况。我们可以认为。憨氏所说的“特殊幕僚”和杨剑宇所说的“宦官秘书”。
有共通之处。从秘书角度来说。称“宦官秘书”。更具有直观性和比照性(主要是与近世的称谓相比照)。
“宦官学问题”专家、青年学者余华青指出:唐代所出现的宦官专权的局面。持续时间之久、预政范围之广、危害程度之深。
都是前所未有的。与前代相比较。唐代的宦官专权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特点:宦官的身份地位继续发生变化。
宦官队伍进一步官僚化;由于得到了有关制度的保证。宦官的身份地位趋于合法化;权宦大阉接踵而起。
宦官专权的局面长期延续化”(《中国宦官制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3年6月版。第279页)。
这是余华青经过比较研究而得出的结论。是合乎历史实际的。作为唐代的延续的五代十国。
虽然在后唐、前蜀和南汉国。宦官秘书擅权。也有过“死灰复燃”现象。但从总体上来看。
尚未出现长时间的、整体性的、全局性的状况。宦官秘书遭权专政的势头。基本上受到了控制。
危害性有所减弱。与唐相比。五代十国的宦官秘书没能兴狂风作恶浪。之所以有此局面。原因很多。
比如。唐末和后梁初期。安徽场山人朱温联合唐昭宗和崔撤宰相给唐中叶以后日益猖撅的权宦势力。
以摧毁性打击;后唐庄宗朝。以天下为已任的枢密使郭崇韬“素恶宦官”。
使“宦官、伶人用事。特为不便”;由于割据政权林立、政权更迭频繁。宦官势力尚未来得及扩张。
等等。欧阳修曾着重探讨了第3个原因。在重修五代史论及后唐宦官时。欧阳修就指出:当时君主“多武人崛起。及其嗣续。世数短而年不永。
故宦者莫暇施为”(《新五代史·宦者传后论》。卷三八)。第一。宦官制度艰难延续1.来源情况。五代十国前期的宦官。
多为唐代宦官的残渣余孽和“悉诛宦官”的幸存者。他们是五代十国宦官秘书队伍的最初来源。
其中有两个情况:一是朱温与唐昭宗、宰相崔溉声言“悉诛宦官”。实际并未斩尽杀绝。
他们虽“诛”了“第五可范等七百余人”。但在唐朝内廷中。仍保留少量“供奉杂役”的宦官。
类似今天机关单位里的勤杂人员。二是当时不在京城、充任“监军使”的高级宦官。
多在节度镇将的掩护下躲过一劫。《资治通鉴》注意了这种现象。指出:“时宦官尽死。惟河东监军张承业、幽州监军张居翰、清海监军程匡柔、四川监军鱼全侄及致仕严遵美。
为李克用、刘仁恭、杨行密、王建所匿得全。斩他囚以应诏”(《唐纪八十》)。除“监军使”外。
还有少量幸存的宦官。李克用等节度镇将之所以保护宦官。是同他们偕用帝制、企图称王称帝的野心异志分不开的。
五代时。节度使任用宦官秘书。成为时尚。二者间构成了一种新的主公与辅佐者—类似今之领导者与秘书的关系。
例如。成德军节度使王熔与宦官石希蒙、镇海节度使钱谬与宦官周延浩之间的关系。
就是这样。除次之外。宦官养子制度复活。成为五代后期补充宦官队伍“兵员”的主要形式。
宦官机构及宦官任职情况。五代十国的宦官机构及宦官任职制度。基本沿袭唐代。
只是有所变化。宦官机构:总的仍如唐代。叫内侍省。主要职官是:内侍监、内待、内常侍、内给事、内渴者、内府局令垂等。
此外。尚有内诸司使变化较大。后梁在唐末“惟留宣徽等九使”的基础上。又恢复或新增了20个左右。
使包括崇政院(即唐代的“枢密院”)、宜徽院使、飞龙使、庄宅使、弓箭库使在内的诸司使。
达30个左右((五代会要》卷二四)。但是。后梁的诸司使与唐代不同。基本上由士人充任。
后唐庄宗“复用宦者。浸干政事”(《资治通鉴·后唐纪二)。也只是让诸司使中宦官与士人。
而且以士人担任为主;后梁、后晋、后汉、后周诸国。均不用宦官为“枢密使”。
十国中。前蜀的“枢密使”。先袭先唐制。专用士人。此后亦让宦官当过。宦官任职:后唐庄宗时。增设“内勾使”之职。
“以左监门卫将军、判内侍省李绍宏(即马绍宏)兼内勾。凡天下钱谷簿书。悉委裁遣”(《旧五代史·职官志》。卷一四九)。
南汉国后期。专为宦官设置“内三师”、“内三公”之职(梁延楠:《南汉书·后主纪》)。
大宦官龚澄枢、李托。曾官拜“内太师”。—它扩大了宦官的职权范围。提高了宦官的级别。前蜀宦官王承休。
竟被后主王衍任命当“秦州节度使”。并被封为“鲁国公”。《资治通鉴·后唐纪二》议论道:唐末。“宦官虽盛。未尝有建节者”。
王承休的被任命。开创了五十代十国时期宦官直接出任节度使的特例。
干预政权情况。在整个五代十国期间。不算严重。在后唐、前蜀、南汉3国。
宦官干预政权情况却相当严重。是唐末情况的再现。以前蜀为例。王建在位时。
宦官唐文雇与宠妃徐氏相勾结。干预败坏朝政。又怂恿王建立爱妃之幼子为太子;唐文雇“久典禁军。参预机密”。
为了独掌大权。极力排挤其他大臣。从而激化了朝臣与宦官之间矛盾。他反被诛杀。王衍上台后。
一任宦官鼓捣。宦官宋光嗣、王廷绍、欧阳晃、李周格、宋承蕴等人都受到重用。
他们“皆干预政事。骄纵贪暴。大为蜀患”。君臣上下专以“奢淫相尚”。
“蜀由是逐衰”(《资治通鉴·后梁纪五))。前蜀的败亡。与宦官专权用事。
有直接关系。南汉国的情况。比前蜀有过之而无不及。余华青认为:“在中国宦官制度发展史上。
南汉堪称为一个独特的宦官王国。南汉政权的宦官制度。不仅有别于同一时期的其他割据政权。
而且在前朝后世的历代封建王朝中也是极为罕见的”(《中国宦官制度史》。第302页)。
南汉国末期。在10万的总人口中。“宦官近二万人”(《资治通鉴》语)。
余华青说:“就宦官的绝对数量而言。南汉大约只逊于明代。就宦官在社会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而言。
南汉则开创了前朝后代所绝无仅有的特例。堪称中国历史之最”。
南汉国四主都宠信宦官。使国内竟然出现了“施宫阉割”的专门行业和“专业户”—“阉工”。
据《宋史·南汉世家》记载。北宋将领潘美率军攻国都番禺(今广州)后。曾“斩阉工五百余人”。
可见。当年南汉国的“阉业”是何等兴旺。在宦官任职方面。南汉国也为宦官干预政权大开方便之门。
一是让宦官就任“太师。职。“太师”一职高于所有大臣。品级列“正一品”。除北魏时有过。
尚无先例。二是宦官所任之“使”名大量增加。“诸使名多至二百”(《南汉书·后主纪》)。
三是宦官直接担任军职现象普遍。宦官不仅可以依旧例出任“监军”、“内中尉””、“观军容使”等类职务。
而且还有不少人竟然当上方面军主帅。如权宦吴怀恩、邵廷、潘崇彻、郭崇岳都当过方面“招讨使”类的重要军职。
后主刘银当朝。真正指挥一切、号令天下的是权阉龚澄枢、陈延寿等人。他被押到开封后。
对宋太祖直言:“臣十六岁膺伪位。(龚)澄枢等皆先臣旧人。每事臣不得专。
在国时臣是臣下。澄枢是国主”(《宋史·南汉世家》)。余华青认为:“这番话虽有推诱罪责之嫌。
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南汉末年君为臣下、宦官反为国主的政治现实”(《中国宦官制度史》。第3以页)第二。
宦官秘书之大势1.从不同朝代来看说五代十国时期宦官秘书之大势或特点是“大落大起”。
是精当的。基本态势是:后梁受扼制。后唐又崛起。唐代末年。造成政局混乱的一个原因是权阉大宦。
不守本份。兴风作浪。宦官秘书专政。已堕落成为一股恶势力。在朱温的具体运作下。
唐昭宗和宰相崔撤“悉诛宦官”。确实给这股恶势力以沉重打击。待朱温成为后梁开国皇帝后。
在对“一锅端”的“悉诛”政策进行反省的同时。仍保持必要的警惕:“此属(指宦官)吾知其无罪。
但今革弊之初。不欲置之禁掖”(《资治通鉴·后梁纪二》)。后梁二代三主。继续奉行唐末扼制宦官政策。
始终未曾出现宦官干政专权局面。后唐庄宗却反朱梁朝政策而行之。使已被扼制的宦官势力。
又获得了一次复活抬头耀武扬威的机会。早在后唐政权正式建立之前。李克用父子即已开始使用宦官。
他们从重用监军使张承业及大宦张居翰中“尝”到了“甜头”。同光二年(924年)二月。
庄宗诏告天下。招揽回收散落在民间的故唐宦官数百人。连同宫中现有的。达千人之众。庄宗“供给优赡”。
委以事务。视作心腹。故唐弊病。一朝恢复。庄宗对权宦言听计从。诛杀持有“丹书铁券”的头号功臣兼忠臣郭崇韬。
就是庄宗和刘皇后听信心腹宦官向延嗣谗言。而作出的荒唐决定;再由另一奸宦马彦硅设计杀郭崇韬及其二子。
终于引发兵变而让庄宗死于乱箭之中。2.即使是在同一个国家。因为皇帝对宦官秘书的态度不同。
其境遇有天壤之别。其起落沉浮。变化明显如前所述。后唐庄宗在打天下时。
得到宦官张承业和张居翰等人的全力辅佐。他便推而广之地认为宦官秘书均为可用之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