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作为汉王朝的“实在亲戚”兼强横对手，匈奴的起源问题，一直被史学界争论不休。而西汉史学家司马迁的《史记》里，更给出一个著名观点：“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也就是说，曾一统北方草原，建立强大汗国的“草原天骄”匈奴，居然是夏朝的后裔？
司马迁为什么会有此观点呢？首先必须说，“夏朝后裔”这个定论，他绝不是随便说的。作为一位治学严谨的学者，在艰苦撰写《史记》的过程里，即使面对史料散失等困难，他引用参考的文献，多达八十种之多，对每一个材料都进行去粗取精的分析。另外他还游历各地，对每一个重大历史遗迹都进行详细考察。可以说，“匈奴是夏朝遗民”的观点，也是他历经多次寻访后得出的结论。
虽然这个观点，只是司马迁的一家之言。但哪怕在司马迁动笔写《史记》前，“夏人北迁”的说法，就曾流传极多。比如先秦典籍《管子》就记载说，春秋霸主齐桓公就曾发兵远征，攻打位于山西西北部的“大夏”部落。而在靠近草原的陕西、山西地区，也有多处以“大夏”“夏墟”命名的地方
考古的成果，也给“夏人北迁”的说法提供了佐证。比如位于今天内蒙古自治区中东南部的朱开沟遗址（殷商同时期）里，不但出土了与二里头遗址十分相似的垫土墙基，还出土了带有明显“夏文化”特征的短剑、铜刀、铜耳环等文物。这也恰恰印证了草原文化与“北迁”的夏文化，产生了某种交集。
甚至，如果我们仔细参考史料里对匈奴的记载，就更可看到匈奴文化里，种种鲜明的“华夏元素”：《汉书》《后汉书》告诉我们，匈奴人与夏朝人一样，以“龙”为祭拜对象。匈奴境内不但有“龙祠”，其祭天圣地也被叫做“龙城”。同样和夏商周一样的是，匈奴也有祭拜日月的习俗。所以，虽然司马迁“匈奴是夏朝后裔”的说法有待商榷，但匈奴与中原农耕文化的交往，显然要比很多后人想象得早得多，也深得多。
而如果我们细看汉朝与匈奴的百年和战历史的话，我们更会发现：匈奴发展壮大的一个原因，正是对汉地先进的科技文化，一直不遗余力的吸收学习。
很多人眼中的匈奴，只是一个作战凶悍但科技文化极其落后的草原民族，但至少目前考古的成果，就给了我们另一个答案：许多匈奴的墓葬里，都出土了制作水平极高的青铜器，不止有青铜兵器，更有铜鼎等生活用品。甚至在原匈奴属地里，还发现了公元前3世纪的采矿设备与遗址。色楞格河流域的匈奴古城里，还出土了匈奴的冶铁炉与铁渣，贝加尔湖畔的匈奴墓葬里，更有形制与汉地接近的铁农具以及铁簇……
单看这些考古成果就知道，汉初面对的匈奴，是一个有别于春秋战国年间“犬戎”“山戎”的强大游牧汗国。所以匈奴骑兵那“且驰且射”的强大技能，不止来自于其骑射能力，更来自其背后强大的手工业生产能力。
而这样的产业能力，也正是匈奴人对汉朝科技文化学习的结果。就以政治制度来说，汉朝太监中行说投奔匈奴后，就为匈奴设计了赋税制度，从此匈奴结束了“课校人畜计”的历史，开始按照细化的比例征收赋税，其战争动员能力大大增强。甚至匈奴还在西域地区设立“僮仆都尉”职务，专门在西域“赋税诸国，取富给”。正是这种制度的变革，让匈奴持续保持着对汉朝的军事压力。
如果说，是诸如中行说、卫律等“汉朝叛徒”，给匈奴带来这些变革的话。那么诸多被匈奴掳掠的汉朝工匠与农民，也为匈奴持续带来手工业和农业的进步。比如匈奴墓葬里酷似汉地的农具，就很有可能出自汉朝工匠之手。当匈奴遭到汉军持续打击，几乎完全退出漠南地区后，之前几乎完全游牧生活的他们，也开始“穿井凿城”，建起城池来。
在今天蒙古国、俄罗斯、中亚等地出土的十多座匈奴城池，大多都与西汉城池十分类似，甚至还有带有汉字的瓦当以及刻着汉字的石碑。也正是这些顽强的城池，帮助匈奴在遭到汉军毁灭性打击后，继续苦苦支撑。
可以说，如果没有匈奴对于汉朝文化这种如饥似渴的学习，这场战争也不会持续那么长的时间。匈奴的崛起、强大、败退，这整个兴衰史上，都贯穿着浓厚的“华夏烙印”。司马迁“匈奴是夏朝遗民”论点的背后，恰是匈奴与汉地，这种奇特的“交集关系”。无论司马迁的观点是否正确，这样的“交集”，都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
参考资料：《夏文化的船舶及其与匈奴关系的初步考察》《匈奴手工业发展考论》
作者：张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