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元"是唐玄宗李隆基在位的四十四年间所用的三个年号之一，坚持用了二十九年之久，终结了唐高宗及武则天执政半个多世纪以来用了三十二个年号的乱局，同时也开创了名垂青史的"开元盛世"。
这不仅是超越了初唐"贞观之治"的太平盛世，而且也是我国封建王朝的全盛期，当时京城政治中枢有姚崇、宋璟、张九龄等名相辈出"贤臣当国"，"君明臣直"之下国家经济、文化高度繁荣。
开元年间的君臣上下一心，勤政实干，励精图治，在吏治方面创新了京官、地方官轮岗交流的擢升、考核举措，据《旧唐书》记载，"公卿京官子弟出外者百余人"，那么唐玄宗为何强迫公卿子弟离京呢？
这一鞭策内外官员交流的吏治举措，培养和选拔了一大批治国安邦的经世之才。因此唐玄宗软硬兼施迫使公卿子弟放外任的背后，其实是在大力推行有助于开创"开元盛世"的地方官战略。
一、官员"重京官轻外任"弊端的成因
在封建时代出仕的官员普遍视手握重权的"内官"（京官）为奋斗目标，权贵子弟进入官场自然也不愿意离家远赴地方上任职，大多想方设法在京城谋得一官半职，而外任刺史等"亲民要职"实际上常常被用作一种贬黜或惩罚士大夫的手段。
毕竟地方官员远离中枢，资历威望不及京官，不利于升官；而从经济收入来看，地方官的俸禄不如京官优厚，因此一般无法胜任京官职位的人才会被放外任，或者京官遭受贬谪才会去当地方官。
基于以上原因，历代官员都有"重内轻外"的偏见其实是非常现实的。
唐玄宗李隆基二十七岁即位，年青的帝王朝气蓬勃，雷厉风行剪除了政治上的劲敌后，他清楚地知道想要以"贞观之治"为目标，实现"治世"的理想，朝廷中枢要有宰辅贤相，同时整顿地方吏治也迫在眉睫，才能保证中央的政令畅通。
当务之急就是要扭转能吏不愿放外任的"轻外任"倾向。
二、唐玄宗大力鼓励京官赴地方任职的具体举措
为了扫除京官出任地方官的阻力，唐玄宗接连颁布敕令强调自己整顿地方吏治的决心。
开元二年（公元714年）正月颁布的《简京官为都督刺史诏》将京官、地方官定期轮换的做法制度化，"使出入常均，永为恒式"（《大唐诏令集》）。
但"入"京的地方官当然求之不得，"出"京的京官就未必乐意了，因此这一制度推行起来遭遇了无数或明或暗的抵制，此后具体政策也在不断进行调整，力促真正落实。
敕令颁布后为达到良好的实施效果，唐玄宗率先选派宗室子弟出任京畿县令，震动了朝野。宰相源乾曜积极响应，主动请求将自己身为京官的三个儿子中的二人外放，唐玄宗当即同意，并特意颁布制书大力褒奖宰相的以身作则，意在敦促大批公卿子弟身体力行学习先进榜样，由此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舆论风气。
同时也让久居京城的富贵公子们去外地历练，体会百姓的疾苦，锻炼治世之才。
扫除舆论阻力后，唐玄宗又亲自选择有声望的京官担任刺史人选，以加强地方吏治。为了表示这一调动并非贬谪，他还特意赐下御馔，命众高官亲自前去践行，仪式隆重而热烈。
同时为了让他们安心在地方独当一面，还非常实惠地解决出京官员的后顾之忧——加薪、赴任当年不考核政绩、优奖政绩卓越者，甚至可以不拘资格擢升实干官员等。
而对于"入"京的地方官，唐玄宗多次明确表示三省侍郎等京官要职优先从曾任刺史的地方官中调任，如此就实现了让特意选派出京的官员中的佼佼者锻炼后回调升迁的意图。
例如原本"轻外任"的京官倪若水视回京赴任如"何异登仙乎？"，但他忠君爱国，服从调遣，任汴州刺史治理一方政绩斐然，再加上敢于直谏深得帝心，历练数年后得到"深用嘉慰"，回京升任户部侍郎。
历任地方官后回京从政的官员深谙基层实际工作情况，对于民情有着比较深入的了解，因此能够脚踏实地做出相应的决策，改善中央定策好高骛远的不切实际目标，才能够顺利地得以贯彻至全国各地执行，而不至于成一纸空文。这就是唐玄宗大力推动的地方官战略的主要政治初衷。
三、唐玄宗注重严把"选人关"
唐玄宗统治前期高度重视任人唯贤，按照"用廉不用贪、选用德才兼备者而以德为先"的基本选拔准则，先后任命了姚崇、宋璟、张说、韩休、张九龄等清廉刚正的政治精英为宰相，同时以此为标准从上至下严选文臣武将及各级地方官员。
即使对于基层县令，唐玄宗也会亲自过问。他曾亲自复核吏部选定的几十名新任县令，结果发现四十五人都不合格，当场斥退，同时严厉惩处了负责选拔县令的高官。
而有"救时宰相"之称的姚崇及其继任者宋璟，都曾历任多地刺史，为官一方即造福一地百姓，地方工作经验丰富，身处中枢后务实可行的治国理政作风，极大地推动了光彩夺目的"开元盛世"政局到来。
四、余论
唐玄宗时期的"开元盛世"是我国唐朝继"贞观之治"后出现的又一个大治时期，皇帝的励精图治、任人唯贤彻底结束了先前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统治乱局，社会生活进入了一个长久的稳定、清明时期，政治、经济、文化全面发展至鼎盛，是真正惠及平民百姓的盛世。
这与李隆基从即位之初就高度重视的地方官战略密不可分，甚至在"重内轻外"的官场风气中强行严令宗室、公卿子弟率先离京历练，提升为官素养，选拔治世之才。
然而，从唐玄宗亲力亲为严把选人关也不难看出，"开元盛世"强烈的"帝王人治"辐射下埋藏着不小的政治隐患。
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已经自觉志得意满，"穷天下之欲不足为其乐"的晚年唐玄宗任人唯亲，罢相张九龄，拜相牛仙客，任由"口蜜腹剑"的李林甫一派独霸朝堂。
"开元之治"事实上在这一年就已至末途。吏治的黑暗溃败最终演变成了天宝年间（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的爆发，李唐王朝险遭灭亡，自此由盛转衰，太平盛世一去不复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