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监察体系相对完备，在组织、职权、铨选等方面都建立了一套齐全的制度。如同任何一个朝代所建立的制度一样，其不可能只有积极的一面或消极的一面，也不会只对统治阶级的统治产生单方面的积极影响或消极影响。研究明代科道官，既要肯定科道官在各历史时期的积极表现，也要看到其在明朝政治生态中所展现出的不足。
历史作用
一、巩固皇权
纵观有明一代，无论是前期，还是中后期，维护皇权始终是科道官的首要任务。洪武、永乐、宣德时期自不必说，即使在成化和正德、万历、天启这样的皇帝怠于政事时期，仍然如此。这一方面是由于他们深受“忠君”思想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基于自身的职责。
朱元璋在建国之初设立科道官的一个重要目的，是让他们对皇帝的施政与德行进行劝谏。正因为如此，有明一代，直言犯谏，舍身成义的科道官并不在少数。
然而，这种对皇权的巩固，是建立在皇帝对言路采取何种态度基础上的。明朝前期，皇帝对科道官的谏言基本上采取的是一种开放的态度，一般采取鼓励的态度，明太祖，明成祖、仁宗、宣宗乃至英宗、宪宗，大体上都鼓励科道官直言。
如成祖时，吏科给事中犯法入狱，其父代其陈情，表示愿意悔过改正，成祖命令释放了他，这种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科道官上言的压力，鼓励了科道官上言。起码，从表面上明英宗是鼓励“直言无隐”的。但是正德、嘉靖、万历后，虽然有直言犯谏者，但由于武宗沉溺于游事，君德缺失，正德一朝遭杖责的科道官不在少数，有的甚至因言获罪，性命不保。
嘉靖即位之初，对科道官比较重视，但是因为“礼仪之争”，对言路采取消极态度，嘉靖二年、嘉靖三年，分别有吏科给事中刘最、兵科给事中邓继增上言获罪，或充军，或遭贬谪，终嘉靖一朝，科道官命运大多悲惨，导致言路沉寂。
神宗后期，怠于政事，上疏十有九留中，甚至发生京察不举等事件，在矿监税贻害，立太子等大事上，科道官直言上述，田大益直陈万历“陛下尔来乱政，不减六代之季。一旦变生，其何以托身于天下哉”。
为报复科道官，万历采取或科道缺员不补、或对上奏置之不理等办法，抑制言路，极大挫伤了科道官的积极性。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对皇权的巩固也就很难发挥作用，即使主观上想为皇权巩固尽一份力量，但是客观上起不到任何作用。
二、抑制权臣
抑制权臣，是朱元璋废除丞相制后加强科道力量的一个重要目的。有明一代，科道官与权臣之间，虽然有时有合作，但是更多的时候起的是一种制衡作用，防止权臣专断。明代前期，除胡惟庸曾经权倾一时外，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权臣。
这一方面与权力架构的重组有关，也与朱元璋利用科道等力量，对权臣的制衡有关。应当说，自嘉靖先后将张璁、桂萼等礼仪功臣引入内阁扩大内阁事权之前，科道官对权臣的制衡是起到积极作用的。
明初的内阁只具有顾问、备询性质，并无实权，实权掌握在六部手中。制衡权臣，明代有不同的力量，既有锦衣卫、东厂、西厂等，也有科道力量。与锦衣卫等通过对权臣势力的监视不同，科道力量更多的是通过对权臣的“劾奏”来监督。
隆庆至万历时期，权臣与科道官之间的斗争更加激烈，隆庆元年的京察，刑科给事中欧阳一敬告高拱“奸邪横恶”，御史齐康弹劾徐阶“一敬主阶，互指为党”，张居正为首辅后控制压制科道官。张居正死后科道官又群起而攻之，天启时期对阉党的攀附等等，都可以看出，科道官对宦官权臣的抑制主要集中在明代前期，但到明后期并没有发挥这种抑制作用。
三、监督官吏
明代科道官的另一大职责是监督百官，也是设立科道官的一个重要目的，是明朝政治制度得以运行的重要保证，也是科道官对政治生态产生常态化影响的重要手段。万历到崇祯末年的明朝内部党争以及科道官的卷入的现实，实属讽刺。
嘉靖时期的海瑞，则是另一种刚正不阿的科道群体的代表人物，他为官清廉，一贫如洗，他死的时候“葛帷蔽篇，有寒士所不能堪，”为后世科道官做出了表率。
明代科道官对官吏的监督，除了朝廷内部对中央官员的监督，更多地体现在巡按御史对地方官吏的监督上。明代十三道监察御史分为专差、按差（巡按御史），巡按御史权力很大，案察范围涉及吏政、钱谷、农桑、学校等许多领域，他们可以纠劾地方官吏，还有举荐人才等多项职责。
明代有十三个布政使司，159个府，234个州，1171个县。对查访中发现的违法失职官员，六品以下的可以就便拿问，五品以上的可以指明实迹参劾。
正统以后，巡按权力更大，对布政使司、按察使司具有考察举劾权，正统十一年、景泰七年，都通过颁布诏令，赋予御史对布政使司、按察使司“举劾”、“举奏”权，“二司”的政治前途也就掌握在按察御史手中。
应当说，明代科道官对官吏的监督效果，地方好于中央。中央科官群体对官吏的监督，常常因为各种政治势力所左右。
四、调节社会矛盾
明代中后期，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大部分土地集中在宗室和大户手中，加之水灾、地震等自然灾害频发，农民生活贫苦不堪，社会矛盾激化，农民起义此消彼伏。为了反对对农民土地的掠夺，科道官们付出了自己的努力。
万历时期，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开始收取“矿监税”，还鼓励太监到各地搜刮民财。副都御史魏允贞、给事中田大益上疏谴责矿监税：“缇骑四出，如虎如狼，家室立破”，直指神宗“陛下驱率狼虎，飞而食人，使天下之人，剥肤而吸髓，重足而累息”，为皇帝了解民间实情，减轻农民负担，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矛盾。
主要弊端
明代的监察制度是明朝政治的一大特色。如同任何一项制度一样，这一制度也存在着缺陷与不足。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清晰发现，这一制度的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一、先天缺陷
皇帝自身能力和素质直接决定着这一制度的实施效果。朱元璋创立这一制度时，不会想到他的后世子孙在登上帝位时出现幼年登基的情况，也不会想到他的后世子孙中出现登基后不理朝政、懒政、堕政而导致大权旁落的情况，尽管他要求科道官经常提醒皇帝的不足，指出失宜的地方，但是他又没有想到皇帝对那些有益的劝谏如果不听、不采纳又要怎么办，也就是说，没有解决谁来制约皇帝的问题。
这就从根本上动摇了科道官上言劝谏的效力，也从根本上动摇了这一制度的合理性。纵观明朝二百余年的历史，考察明代科道官的实践，无不说明了这一点。
英宗、宪宗时期，对科道官的谏言总体是持鼓励的态度。这个时期的皇帝，或懂得江山来之不易，或以文景之治作为参照，知为君之道，勤于政事，虚怀若谷，善于纳谏。而纵观明朝中后期，无论是孝宗、世宗还是神宗、熹宗，大多缺乏前代皇帝励精图治的精神，疏于政事，以个人爱好代替朝廷政事，对科道官妨碍自己的谏言大多采取的是不鼓励甚至是讨厌、打击的态度。
二、制度缺陷
明朝历时200多年，前后形势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不仅皇帝个人的素质和能力不同于明朝前期，即使科道官个人的素质也并没有因有严格的官员选任制度而得到保持和提高。
应该说，明朝对科道官的选任条件是比较完备而严格的，但是为什么到明朝中后期，科道官的整体素质普遍不如明朝前期，其中的原因还在于执行选拔的人在用人标准上出现了问题，同时科道官在行使职责权限、行使职责的程序、方法等方面并没有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
从监察制度本身来说，朱元璋时期，皇帝临朝时，给事中要轮流值守，目的就是“拾遗补过，”发现皇帝“所行有未合理，亦当直谏”，同时“凡政令得失，军民休戚，百官邪恶，皆得言之”，如果皇帝“主德阙违”，科道官有责任规谏；如果被蒙蔽，则“舍身以诤”。
而这项制度在明朝中后期，在执行过程中徒有形式而已，集中体现在皇帝“有过而不改”，如武宗、世宗、神宗、熹宗皆如此，这个时期，科道群体不乏直谏诤臣，但下场大多悲惨。
从科道官的选拔上看，朱元璋对科道官的选用有明确要求：“御史台、提刑按察司，乃耳目之寄，务在振肃百司，慎选贤良方正之人，以佐朕不逮”，因而在选用科道官上他是不拘资格、不论身份，举贤任能。
明朝中后期，在科道官的选用上，更注重“外在”而不是“内在”，更加讲资历、资格而不是能力，制度的执行越来越僵化，越到明朝中后期，这种弊端表现的愈加明显。
三、素质缺陷
制度的执行，在于执行人的素质，明代中后期愈演愈烈的朋党之争，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明明已经突破了《大明律》规定的“诸衙门官吏不得与内官与近侍人员相互结交”的禁令，但是科道官们投靠或者符合权臣的事例举不胜数。
如万历时的都御史汪鋐面对张璁的权势“始终附丽”，为求见张璁“赁其邻空室，穴以入其庭，伺其将出，扶服叩首泣于阶下”，可谓丑态百出。
虽然说科道官们没有忘记严苛的《大明律》戒条，但是受到强大的利益熏染最终还是形成科道与权臣、与宦官的结合，归根结底是科道官存有一己之私，为了自身利益而忘记了国家利益。
天启朝御史崔承秀劣迹斑斑，对魏忠贤歌功颂德，毫无廉耻，被称为魏忠贤门下“十狗”之首。还有的科道官虽然通晓孔孟之道，受过规范的传统教育，但是其思维过于偏激。一些科道官言辞激烈，批评无度，造成明朝末年“职业尽弛、上下解体”的局面。
结语：
对政府官员实施监督的原理自古至今是相通的，明朝所建立的科道官，尽管监督的目的不同，但其方法仍然具有现实价值。
价值一，明代科道官职责具有广泛性，上谏皇帝，下纠百司，而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左右官吏任用升迁。
价值二，明代科道官的铨选有明确的标准和严格的程序，而且注重从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地方官吏中选拔充任给事中或御史，地方官吏有实际工作经验，有处理基层问题的能力，熟悉地方政治生态，有利于科道官更好行使监察职能。
价值三，科道官绕开诸多衙门，对皇帝负责，对朝廷百司进行“纠劾”，实质上是保持科道官“纠劾”的独立性，防止科道官陷入“部门”利益或者个人利益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