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冷研作者团队-茯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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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和四年（1122）四月，宋朝攻打燕京。直到九月中旬，宋朝以赵良嗣充当使节，携带国书前往谒见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协商“彼此画定封疆”，并要求金朝“彼此合守夹攻元约施行”（《三朝北盟会编·卷6》）。
十月一日，宋朝使节赵良嗣抵达金人军前，但金军正忙于攻略天祚帝，把赵良嗣晾到了足足一月。十一月一日，金人与赵良嗣正式谈判，赵良嗣一口咬定，金朝应交割“元约山前山后十七州”；然而金朝却只“许燕京、蓟、景、檀、顺、涿、易六州二十四县，每岁要依契丹银绢”（《三朝北盟会编·卷11》）。
就在宋金最高层围绕着燕云地区的分割进行交涉时，金人担心宋朝在攻占燕京以后断其后路，因此决定先出兵燕京路，并言：“所有信誓分立界，至并旧来输纳契丹岁币数目多少、交割等事，候到燕京续议画定。”（《三朝北盟会编·卷11》）随即大军开往燕京路。
就在金人国书送出后不久，宋军遭遇了第二次失败，“相蹂践死者百余里”（《宋史·刘延庆传》），宋军收复的涿州也再次沦陷，童贯作为北伐主帅，也遭到宋徽宗的责备。此时的童贯，竟在宋金双方协议未定之时，擅自遣人前往金军营前，请求金军“宣令起兵，与本国兵马夹攻”（《三朝北盟会编·卷11》）。
十二月一日，金军发兵，“以全师自居庸关入”，至五日控制辽统制下的居庸关。燕京守军在宋军的攻势下，本来已经是损失惨重，此刻听闻居庸关失守，害怕遭到宋金两军夹击，因此萧后与四军主帅萧干、耶律大石等连夜从燕京城出逃。燕京与居庸关距离很短，“萧后行五十里，金人游骑已到城下”。十二月六日，金兵主力到达，燕京城开门迎降。（《三朝北盟会编·卷12》）
宋军两次征伐北辽，使得燕京城守军力量大为削弱，致使北辽萧后在宋金两军夹击下被迫撤离。由于童贯私自向金人请求援军，并且不组织军队再行伐燕，致使金军率先入燕京城。金太祖声称，“自前年相约夹攻契丹，及至寡人领兵到燕京城下，并不见一人一骑”，在国书中甚至嘲讽，“竟不能入燕已被战退”（《三朝北盟会编·卷12》）。
金军入燕，使得宋朝失去了战略与外交上的主动性，而金朝给出的燕京交割条约极为不平等：1.金朝只归还燕京及六州之地；2. 将给予辽朝的五十万岁币转让于金朝;3.宋朝需将燕京的部分税赋折算为货物转交金朝，总计每年一百万贯，谓之“代税钱”（《三朝北盟会编·卷13》）；4.燕京所驻部分人口，需迁移至金朝国都，“以实京师”（《金史·张觉传》）。
但此时金人所面临的情况并不乐观。由于金军退兵，因此天祚帝重新在山后活动，辽朝旧土又重生叛乱，金人又要将从燕京掳掠来的财物运回国内，多线分兵之下其实无力与宋朝战斗，因此索要“代税钱”且以巡边作为威胁，皆是“疑惧（宋）朝廷而自防也”（《三朝北盟会编·卷14》），实际上是色厉内荏。
多次出使金朝的使臣马扩就此提议，宋朝应该拒绝金人的敲诈，加紧夯实边备，将大军召往前线以示大国军威，打消金朝觊觎之念，让其归还燕云十六州旧土。这一建议本应算是良策，但是需要的时间过长，而且存在着金人反扑的风险，而这种风险是宋朝的决策层不愿意承担的。
负责边事的主官王黼反问马扩，“彼席卷南来，奈何？”（《三朝北盟会编·卷13》）摆明不愿赌这一把。历经两次兵败的童贯，则更需一场大功来挽回宋徽宗的信任，这个大功就落在了赎买燕京之上。赎买燕京路一京六州乃是下策，不仅示人以弱，而且存在着更深的风险。
当马扩向王黼提出建议之时，王黼就回复说，“公之下策（赎买燕京），乃朝廷之上策”（《三朝北盟会编·卷13》），拒绝了马扩的建议。马扩不死心，又写了封奏疏，想上呈到宋徽宗手里。然而童贯也持同样的意见，回复道：“主上必不较些物色，但得事了早班师为上。”（《三朝北盟会编·卷14》）意思是赎买燕京不过是一笔小钱，咱们官家可不在意这个。
徽宗也确实如此，在得知燕京路收复有望以后，大笔一挥接受了金人的敲诈，又怕有朝臣提出异议，更是御笔批示：“不许更生他议也。”（《三朝北盟会编·卷14》）一场关乎战略部署的讨论，竟然在还没开始之前，就被徽宗、王、童三人草草揭过，并沉溺在收复汉人故土的“功绩”之中了。
对于宋朝而言，燕京是一个诱人的毒苹果。
金朝交割的一京六州之地，包括燕京、檀州、顺州、涿州、易州、景州、蓟州。此一京六州虽然处于长城防线以内，但从军事地理位置上来看极为尴尬：燕京路东部有平州、营州、滦州同处于长城防线以内；西部长城防御体系内的山后诸州，仍处于金朝控制之下。
事实上，如果宋朝能够占领居庸关以东的平、滦、营诸州，控制燕京以西的紫荆关、以北的居庸关与古北口，加上东北的松亭关以及平州东部的榆关（山海关），就可以有效凭借长城防御体系抵御外敌；如果能够占据居庸关以西诸州，也可以将居庸关作为后盾，把主要军力分布在燕京一带，结合北地的堡坞体系构筑防线，将金军抑制在北部地区。
因此宋朝君臣的重点，应该放在争取获得平州与山后诸州，重新构建长城防御体系之上。
▲宋金关于领土交割的纠纷，图自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
但在宋金两国诸次协商中，金朝始终不愿放弃平、营、滦三州的掌控权。此三州本是燕云旧土，然而宋徽宗的书信中却只提“大抵以燕京一带本是旧汉地”落于金人口实，因此金人时常强调，“今所议者燕地也，平、滦自别是一路。”并说“书约已定，更不可改”，将宋朝此后关于此三州的索要一律回绝。（《三朝北盟会编·卷4》）
完颜阿骨打与完颜兀室甚至声明：“若坚要平州，不是好意，和燕京都怕别了……莫是待闭定关口，不与通好。此是皇帝已不许，众人皆不肯，坚不许。”（《三朝北盟会编·卷12》）以“不与通好”及燕京城交割作为威胁，金朝掌握三州的决心可见一斑。
平、营、滦三州，乃是燕山东部防御体系的最后一处缺口。金朝只要抓住这三州不放，并“于三郡聚兵窥伺”，就可以有效威胁宋朝的河北防线，“为内侵之计”（《三朝北盟会编·卷16》）。如果没有三州、没有山后诸州，那么宋朝就很难凭借长城防御体系御敌，那么这一京六州对于宋朝而言，就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这一点宋人明白，金人同样明白。
于是，为了宋人能够下定决心赎买燕京，阿骨打一改之前对燕京的态度，放话“要与贵（宋）朝永远交好”，可以将山后包括西京大同府在内的一京八府交给宋朝，更不要额外的岁币与代税钱，只是要一笔一次性的犒军费。当宋臣问到交割日期时，金人却含糊其辞，说如果宋朝派人前来，“只候来到便交割”（《三朝北盟会编·卷14》）。
金朝的这副姿态，与关于燕京一京六州时候的交涉情况完全不同，但却让宋朝君臣的心思活络了起来：如果宋朝真的能够拿回山后诸州，那么河北防线仅需要守住东部平州一带，似乎是可以接受的；而接受燕京城的不平等条约、放弃对于平州的主张，也是收回山后诸州的唯一办法。
然而，事情真会如宋朝所愿吗？此刻山后诸州仍在金朝的掌控之下，而“山前山后为表里”（《三朝北盟会编·卷15》），阿骨打也明白“一寸山河一寸金”（《三朝北盟会编·卷14》）的道理，对山后诸州怎么会轻易放手？
此时阿骨打许下诺言，很可能是想安抚宋朝、先行剿灭辽朝残余势力，其后只要赖账便可。宋人蔡绦在《北征纪实》亦说：山后诸州，“金人实不与我，但浮沉其辞，加我使人二三昧利求宠，使朝廷日夜益生希冀。”（《三朝北盟会编·卷19》）
关于山后诸州的交割问题，毫不顺利。就在交割西京的节骨眼上，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病逝，金太宗吴乞买继位。宋朝拿着协议去索要山后一京八州时，便遭到了金人多次的拖延与拒绝。山后的交割，就此沦为梦幻泡影，宋朝君臣的打算完全落空。
河东代州—雁门、河北雄州（瓦桥关）—真定，乃是宋朝原本的两处重要防线。然而在入驻燕京以后，宋朝河北地区的防线上移至无险可守的燕京
此时，宋朝纵然收回了燕京，但是却多面受敌，需要把兵力分散分布。金军可以沿着燕山一带长驱直入、南下开封，或者从山后出发，南下雁门关、东进居庸关。若是按照宋朝初年的战略部署，宋军尚可分两路部署，西部守住雁门关，东部凭借“水长城”御敌，退守雄州、真定等州把住关隘、缩短防线。
在金朝归还燕京以后，宋朝的防线却进一步拉长。宋朝不仅需要控制紫荆关、居庸关与古北口，而且平州西部的松亭关、东部的榆关仍在金军的控制之下。加上原辽境内无塘泺、方田构筑的“水长城”，那么宋军为了戍守燕京，就不得不将兵力分布在绵长的燕山边境线与为数众多的关口之上，必然导致宋军进退失据。
宣和五年（1123）四月，燕京完成交割，宋朝“提兵十万以入”（《三朝北盟会编·卷17》）。但燕京路包含一京六州，防卫线绵长，十万兵马远远不够。其时，辽旧臣萧干已称大奚国神圣皇帝，率兵劫掠燕城，宋朝朝臣竟然不顾赎回燕京的巨大代价，“人情汹汹，颇有谋弃燕者”（《三朝北盟会编·卷18》），可见悬立于北部的这一颗毒苹果，给宋朝的北部边防带来了巨大的负担。
及至此时，宋朝君臣的几次重大外交事故，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宋金两国之间的巨大隔阂；而宋军在燕京城外的两次军事失败，进一步引起了金朝对宋朝的窥伺。宋宣和七年（1125）二月，天祚帝被金兵所俘，辽朝的所有势力已被一一拔除，宋金两国的盟约，已经完全失去了存在的基础。
当宋朝君臣都沉溺于收复故土的妄想之中时，金太宗下诏攻宋，靖康之耻在宋朝君臣没有心理准备的情况下骤然爆发，宋朝君臣的傲慢与愚昧，也招致了靖康恶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