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想必大家都听说过，不少人上学的时候还背诵过。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被贬巴陵岳阳，结果不到一年就将治下治理得井井有条，还重修了岳阳楼这一名胜古迹。范仲淹用“政通人和，百废俱兴”来表彰挚友的功绩，用一篇《岳阳楼记》让滕子京的名字流芳百世。
“泾州公案”
不过对于滕子京在岳阳干的事，同时代的司马光却有截然不同的看法，在他所写的《涑水纪闻》中，是这样记述的：“所得近万缗，置于厅侧自掌之，不设主典案籍。楼成极雄丽，所费甚广，自入者亦不鲜焉。”换句话也就是说，滕子京耗费巨资重修岳阳楼，沽名钓誉，同时在岳阳时滥征赋税，大肆敛财。而无独有偶，滕子京正是因为之前的泾州时滥用公款。
事后调查时又强行烧毁账目书册，毁灭证据，最后滕子京以贪污公款之罪连遭贬谪，一直贬到岳阳。一边是励精图治的能臣，一边是中饱私囊的贪官，滕子京在历史上的评价毁誉参半，而范仲淹和司马光又都是名臣，他们两人的评价到底谁更公正呢？作为一个文官，滕子京虽然不以文采出众著称，但却颇有实干之才，他下过基层，主持了海堤修筑，办过州学。
滕子京还曾入过朝廷，在朝堂上直言敢谏，也在西北边疆主过政，抗击过西夏入修。因此就执政能力来说，滕子京绝对有治理一方的才干。谪守巴陵后，滕子京主要的政绩有三件事，一是修建了岳阳学宫，二是兴水利，修堰虹堤，三是修岳阳楼。其中前两项对他来说可谓是轻车熟路，早在湖州时他就兴办了湖学州学，如今在岳阳不过是重新再干一遍在湖州做过的事。
而且文官在教化方面本就有优势。另外，滕子京在泰州时就主持了海堤修建，而且还身先士卒，带头保卫海堤，正是因为泰州修海堤一事中表现出来的能力和品格，令他得到范仲淹发自心底的认同，两人从普通朋友变为了真正的至交。洞庭湖虽大，却也难比海边的风浪。而堰虹堤修筑之前，巴陵百姓渡水只能依靠小船，常常发生船覆人亡的惨案。
滕子京兴修水利，治水患，无疑是利民的好事。至于岳阳楼的兴建，则是为了传承文教，岳阳楼在三国时期就已经存在，历朝历代无数文人墨客在此书写墨宝。滕子京在历史上之所以风评毁誉参半，“泾州公案”是重要原因。庆历二年，宋朝守关大将葛怀敏兵败定川，当时的滕子京任职泾州，离定川很近，几乎危在旦夕。但这时候范仲淹的援军却因为大雨阻路，迟迟未能赶到。
而滕子京再度彰显了临危不乱的本事，一面动员全城百姓，临时征召了数千民兵守城。一面派精锐小队深入前线探察西夏军队动向，然后将传令治下各郡县严加防备。带着一群民兵，滕子京死守泾州数日，终于等到了范仲淹的援军。战后，滕子京大肆宴请了全军将士，同时拨款抚恤阵亡将士。不过没想到仅一年后，滕子京却因此事被人以“滥用公款”的罪名参奏。
范仲淹和司马光，究竟谁在说谎？
在这一案件中，滕子京烧毁了所有证据，几乎坐实了自己贪污的罪名，纵使范仲淹和欧阳修百般辩护，也没法保下他。不过“泾州公案”并没有这么简单，滕子京是否真的贪污也还两说。“泾州公案”的实质其实是反对派对范仲淹等主持新政的官员的攻击，他们不能因为新政改革就将范仲淹等人定罪。只好通过贪污之类的罪名来剪除支持新政的人。
而“泾州公案”就是一个很好的由头，反对党们借此大肆攀咬，很多人都因此案被抓捕审讯，牢狱之中人满为患。为了不给反对党机会，滕子京将账册烧毁，毁掉了所有证据，将所有罪名一力承担，这才没有让反对党借机将其他人牵连进来。那么回过头来看司马光对滕子京的评价，就不免令人生疑，因为司马光为人固执保守，正是反对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当然，也有人会认为范仲淹作为滕子京的好友，也有可能夸大事实，帮忙掩盖滕子京的罪行。而司马光作为史官，能够写出《资治通鉴》这样的史学巨著，他的评价应该更公正，更符合史实。不过相比于“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司马光的人品实在不能保证他的公正。除了顽固守旧以外，司马光的睚眦必报，小肚鸡肠也很出名。
北宋时有个叫阿云的女子，因为遭受家暴，在反抗时失手杀死了自己的丈夫，这件案子在当时闹得沸沸扬扬，最终捅到了宋神宗面前。神宗对该案如何判决也很头痛，就询问王安石和司马光的意见，司马光觉得应该判死刑，王安石却认为阿云罪不至死。最后神宗采用了王安石的意见。十几年后，王安石变法失败，司马光执掌朝堂大权后，居然对此事念念不忘。
他专门去给阿云判了死刑，这样的人品实在值得怀疑。而且司马光指责滕子京收刮民脂民膏，可滕子京去世时却家无余财，幼子孤苦无依，还是范仲淹代为抚养长大。《宋史》评价滕子京为“宗谅尚气，倜傥自任，好施与，及卒，无余财”。《宋史》作为二十四史之一，权威性毋庸置疑，这句评价可以说是对滕子京一生的盖棺定论。
结语
而“无余财”这句话表明了滕子京的清贫，若他真的中饱私囊，又怎会落得如此下场。90年代，滕子京的家族墓地被人发现，在考古学家的保护性发掘中，确定了其中安葬了滕子京的父亲、妹妹、妻子、女儿，而且这位名人的家族墓地并不大，出土的文物也寥寥无几，只有几件瓷器和一方石砚。这次的简陋的墓葬无疑说明了滕子京的两袖清风，司马光对他的抹黑显然是出于私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