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1月，宁波市公园路唐宋子城实地考古发掘正式开始。历时四个月的发掘工作中，考古学家们在古代城市遗址中不仅确定了明州（宁波的古称）子城的具体位置，同时发现了大量的唐、宋、元年间的陶瓷器。
在这些被发掘的陶器当中，就有波斯陶器残片。此次波斯陶的出土，在宁波尚属首例。这是否能够证实在唐代明州就与波斯（西亚）地区存在商贸往来呢？本篇就这个话题展开探讨。
一.唐宋子城的发掘状况
1．唐宋子城遗址的位置及历史沿革
宁波在唐开元二十六年即738年建城并设州府，时称明州。早期治所在鄞县，隶属属浙江东道。到了长庆元年即公元821年，治所迁至三江口，并建子城，在此基础上逐渐发展成为今天的宁波市。
1997年所发掘的区域就是唐代子城城墙的范围内。城墙被发现时，是由两侧包砖的黄色粘土堆积起来的，外围有护城河环绕。东起蔡家巷向北经过渡母桥到中山公园前的公园路，南至鼓楼，西抵呼童街，北即公园一带，与呼童街相连。
根据南宋《宝庆·四明志》的记载：“子城周围四百二十丈，环以水”，这与护城河遗址的范围基本相吻合。此处东临舟山群岛，为大运河南端出海港口，素有“海上丝绸之路东方始发港”之称。
2．遗址及出土陶器略述
此次对遗址的清理，按地层堆积来划分，由上至下共计五个层面。最上面的是表土层，由疏松的五花土构成，厚约30～85厘米；其次是第二层深黑色土层，质地较稀松，厚约20～55厘米；接着第三层为灰土层，质粘，厚度在20～50厘米间；再往下就是第四层灰褐色土层，具有一定粘性；最后的第五层土色青灰，质地粘。
据考证，第五层应为唐代人类活动的地面。由于地层叠压的关系，唐代明州子城的城墙的基础位于第三层下，而宋代加建的基础则处于第二层下。
清理过程中除发现城墙、道路、护城河等遗迹之外，还出土了一批遗物。这些遗物当中，除少量的建筑材料和钱币之外，主要以陶瓷器及其碎片为主，毕竟在考古的历史上，玉、石和陶瓷是保存时间最长久的物件。
在第一层中，主要是近代到现代的陶瓷片和瓦砾为主。而在第二层，就以明清的青花瓷为主，兼有少许唐宋的白瓷。到了第三层，就含有宋越窑碗、盘、执壶等青瓷，也有磁州窑罐、盆及龙泉窑碗、洗等瓷器。
去到第四层，出现了典型的唐越窑青瓷壁形底碗和双系罐以及波斯陶瓷残片。最后一层，则以越窑青瓷执壶、碗、罐等生活器皿居多。
二．遗址中波斯陶的来源分析
1．遗址中的波斯陶瓷来源之疑问
此次出土的九件波斯陶瓷均为碎片，绿松石色的釉质和充满浓厚西亚色彩的纹路，极具7世纪中叶新波斯帝国所产陶瓷的特征。它与唐宋越窑青瓷，宋元龙泉窑瓷、景德镇瓷器及元代均窑瓷器在质地、色泽和画风上有着明显的区别。
唐代的波斯陶器在桂林、广州、福州、泉州、扬州等城市考古中均有发现，这次清理子城遗址时，第一次在唐代的地坪出土了波斯地区的陶器残片，于是有专家学者认为明州在唐代应该与波期地区有着商业交往，而陶瓷器则是通过海上丝路往来的商品之一。
事实果真如此吗？这些波斯陶是交易所用的商品吗？它们是通过何种途径来到明州的？它们是由波斯人带过来的吗？我们可以结合其他史料，对上述问题进行一一分析。
2．波斯陶器是否为交易商品
如果说这些波斯陶是进口来的商品的话，为何会连一个完整的瓷器都没有发现？相反，越窑、龙泉窑、景德镇和均窑等瓷器，在同一个地方却有着碗、盆、罐、壶等完整的器皿存在。
我国在扬州的考古中发现过完整的波斯孔雀蓝釉双耳瓶，其特点是口小、颈长、腹大且内壁施釉，具有典型的容器特征。
有研究表明这是用来盛装葡萄汁或液体香料用的，也可能是用来装盛淡水用以在海运时压舱。另外虽然当时波斯陶的生产相当繁荣，但在胎质洁白和坚硬度方面比起同期的中国陶瓷仍然有相当的差距，而且在釉色的优美方面也略逊一筹。
所以这些瓷器在中国难有市场，它们与一些生活用的器皿一样，并非用作交易，而是外国商人自己使用。由于能够循环再用，因此只有当它们破损后才会被废弃，导致在我们遗址中发现的波斯陶多为残片而鲜有完整器皿。
3.波斯陶是从海上来的吗
公元7世纪，新波斯帝国通过中亚的缓冲地带与中国毗邻，从安西都护府西行，直达怛逻斯（今哈萨克斯坦境内塔拉斯）是最为繁忙的大陆丝绸之路的一段，中西方的商品经过这条通道流通。在陆上丝绸之路，输送的都是奢侈品，如丝绸、香料、珠宝等等。
但是像陶瓷和液体类商品则很少通过陆路输送，原因有两个，一是陶瓷本身和盛装液体的容器都是易碎品，经过长途跋涉，一路下来所剩无几；第二就是以当时的交通状况及环境来说，陆路运输受到很大制约，光是人畜的食物和饮水就占据了行李的大半，因此不便携带大宗商品。
再有就是8世纪中叶安史之乱爆发以后，吐蕃人趁火打劫，攻占河西和陇右一带，致使关中与西域的通道不再受唐朝控制，陆上商贸通道也逐渐衰落。相对而言，海运在运力和人为安全方面有着不可比拟的优势。无论是阿拉伯商人还是波斯商人，从波斯湾出发，经由印度洋到明州的可能性非常大。
4.波斯陶是波斯人带过来的吗
7世纪初，穆罕默德统一阿拉伯半岛，随后阿拉伯人灭了宿敌波斯，建立了大食国。随后大肆西向非洲、东向中亚实施战略扩张。波斯王族残余虽然在唐王朝的支持下，依中国边境建立吐火罗政权。
该政权在大食的强大攻势下没能撑多久，于708年彻底灭亡，余族逃亡长安，被授予官职。这个期间波斯原有领地皆为大食所有，包括陶瓷作坊所在地域。而明州子城建于821年，出现在那里的波斯陶残片是由大食商人带来的可能极大。
但据《册府元龟》所记，从719年到771年，波斯贡使来唐就有17次之多。有研究表明，这些贡使多为流散到各地的波斯商人所冒称。
也就是说波斯虽然亡国，但波斯商人依然活跃在各条商路上。因此，也不排除这些残片是波斯商人带来的可能。史料记载，在唐朝对外海贸集中的商埠，如广州、扬州等地都有大食、波斯商人的聚居地。
三．唐明州与波斯地区的交往
1．越窑陶瓷贸易
与波斯陶残片同地质层出土的还有大量越窑青瓷，而且很多器皿的外形保持完整。同一系列的陶瓷集中出现，表明它们可能是待售的商品。越窑是中国古代南方的青瓷窑，以其瓷质精致，胎骨匀薄，釉色莹润，纹饰柔美，工艺精湛而著称，是传统瓷器的珍品之一。
越窑主要分布在今天宁波和绍兴市一带，自东汉到南宋初皆有出产，以唐朝最为鼎盛，一度成为朝廷贡品。越窑瓷器在海外也深受喜爱，是唐朝出口贸易的重要瓷器。
根据世界各地考古资料的显示，越窑瓷在很多国家的遗迹中被发现，其中以日本最多，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和沙特等地也有大量出土。到21世纪，泰国、印度、伊朗等地陆续发现越窑瓷器。尤其在伊朗地区，瓷器和瓷片的种类非常丰富，印证了西亚地区与唐代明州有着贸易往来的说法。
2．海贸商埠
九世纪阿拉伯地理学家伊般哥达比在他所著的《道程及郡国志》一书中提到当时唐朝的四个重要通商口岸，其中有三个在今天中国境内，分别是广州、泉州和扬州。
唐文宗李昂在太和八年（即835年）曾做《疾愈德音》一文，文中提到：“南海蕃舶，本以慕化而来，固在接以恩仁，使其感悦……其岭南、福建及扬州蕃客，宜委节度观察使常加存问，除舶脚收市进奉外，任其来往通流，自为交易，不得重加率税。”
由此可见，上述位于东南沿海的三地都是海上贸易客商的聚集区，而且唐朝廷对海外商人都给予了宽松的优待政策，进而促进了海上贸易的发展。
明州既是越窑的主产地，又通过运河受到了扬州浓厚的商业气息影响，而且还有便利的出海口，这些都让明州成为一个后起之城，迅速变为繁盛的海上贸易商埠。作为明州与海外地区有贸易来往的另一佐证，就是唐代始建的古城区域内发现了明州港和东门口码头遗址。
结语
通过明州子城几件波斯陶残片，我们大致可以勾勒出波斯、大食商人在这个地区生活的景象。他们背井离乡，携带着故土的瓷器来到中国明州，又装载着一船一船精美的越窑瓷器从这里离岸，经由东南亚、印度洋海域运抵阿拉伯半岛，并在西亚地区流转。
他们是7～9世纪中国与海外文明传递与交流的使者。也许正因为明州地区是越窑的产业基地，且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良好的营商环境，才会在唐朝由县治提升到州治。
参考文献
《中国外交史（从夏至清）》
《浙江宁波市唐宋子城遗址》
《宁波城市考古亲历记》
《中国商业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