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武宗时期，由于明武宗朱厚照宠信奸臣，贪图玩乐，导致朝局不稳，北方农民起义频发，远在江西的宁王朱宸濠乘势起兵造反。王阳明在得知宁王叛乱的消息的，倡义兴兵，联合伍文定、戴德孺等地方官员，率兵平定了宁王之乱。
藩王叛乱，地方官员在没有兵权的情况下，舍生忘死，召集义军平定叛乱，安定朝堂，本来是大功一件，照理朝廷应该加官进爵，委以重任，但恰恰相反，追随王阳明平乱的这些官员们大多都没有好下场。
正德十六年十一月，平定宁王之乱后，朝廷根据平乱的过程对有功之臣进行了奖赏：“封王守仁为新建伯...升原吉安府知府伍文定左副都御史，知府戴德孺升三级，邢珣、徐琏二级，伍希儒升一级，知府陈槐等制敕。”
封王阳明为伯爵，提升了伍文定等官员的级别，看上去很美好，所有功臣都获得了封赏。但仅仅没过几年，这些有功的官员死的死、罢官的罢官、退休的退休。
如升任云南右布政使的戴德孺，“赴任途中覆水而死”，陈槐则被御史弹劾“逆濠之变，观望隐忍，偷生不死”，从抚州知府的任上被贬为民，邢珣、徐琏也弹劾“监司不职”，勒令退休，只有伍文定一人算是平安升为副都御史，他的儿子还被封为千户。平叛以后，王阳明虽然以军功被封为新建伯，其本人的仕途也没能趁平乱之功青云直上，没能获得实质的好处。
从王阳明、戴德孺、陈槐等人的遭遇中，我们不难推测出，王阳明他们是被恶意排挤、打压了。
这一点，负责修明史的张廷玉看得很清楚，“大学士杨廷和与王琼不相能。守仁前后平贼，率归功琼，廷和不喜，大臣亦多忌其功”，王阳明及其他立有功劳的官员之所以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是因为当时的内阁首辅杨廷和跟王琼的关系不和，其他大臣也多有妒忌，因此刻意打击。
王琼对王阳明的才能一向极为赏识，在王阳明因为得罪权宦刘瑾发配贵州龙阳时，王琼就为他打抱不平，“朝廷有此等人，不与以柄，又将谁用”。
后来在王琼的帮助之下，王阳明从一个小小的驿丞慢慢升为提督南赣汀漳等处军务。
宁王起兵叛乱时，满朝的文武大臣没有心理准备，一时间乱成一团，只有王琼一人毫不畏惧，：“吾用王伯安安赣州，正为今日，不过旦夕，赋成擒耳”，而王阳明也不负所托。
从仕途升迁到平定叛乱，王阳明每一步背后都有王琼的影子，用现在的话来说，王琼就是王阳明的“政治资源”。但不巧的是，王琼在朝廷内有一个死对头，而且是权倾朝野的死对头，内阁首辅杨廷和。
杨廷和和王琼二人在政见上多有不同，因此针锋相对。在宁王叛乱一事上，王琼料得先机，预先做好安排，在短短的一个多月里即平定了叛乱，可谓出尽了风头。而相较之下，内阁的一把手，三朝元老杨廷和却在这场平乱中没什么贡献，看到对手春风得意，杨廷和自然心有不甘，而且王阳明等人算是王琼一派，如果让他们升迁上来，不异于增加了王琼一派的实力和影响力。
于是在杨廷和的授意和默许之下，一场打压功臣的行动便开始了。
因为王阳明等人在平定宁王之乱中确实立有大功，不给予奖赏说不过去，于是先假意封赏，授予王阳明伯爵爵位，但是却不把他调入朝廷中枢，仍然让他担任外官，不让他进入权力中心。其余诸如戴德孺等人，也是先升官，然后再找其他理由将其一一罢黜，免官为民。
王阳明死后，已经通过大议礼事件驱逐杨廷和、掌握实权的嘉靖皇帝也没有对修改杨廷和主导下早先“平宸濠功”的评定，反而进一步质疑王阳明的功绩，夺去了王阳阳殁后的恤典、世袭及萌子。
至于宸濠之变，与伍文定移檄举兵、仗义讨贼，元恶就擒，功固可录，但兵无节制，奏捷夸张。……所封伯爵本应追夺，但系先朝信令，姑于终身，其歿后恤典具不准给。
嘉靖皇帝之所以作出如此评定，一则是因为通过大礼议他已掌握朝政大权，虽然之前因为要平定广西之乱，不得不起用王阳明，“上命给守仁券禄，俟广西事定别有委任”，修改对其评定，但广西之乱已平，王阳明已无利用价值。再次将王阳明打入冷宫，既可以稳定人心，安抚之前打压王阳明的大臣，又可以突出皇权的至高无上。
另一方面也是出于打击心学的目的。嘉靖帝对王阳明的心学并不感冒，认为“况崇事禅学，好尚鬼异味，尤其圣门之士”，其他诸如杨一清、桂萼等大臣对心学也持反对意见，“放言自肆，诋毀先儒，号召门生传习，附和学术，可恶”。嘉靖君臣都不赞成心学，不想心学大肆传播，对心学的创始人王阳明自然是要打压。只是可怜了王阳明等一干忠臣，沦为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没能获得应有的评价和荣耀。
